电视问政:提升地方政府治理能力的有效途径——以南宁市为例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这对于政府创新行政管理方式和增强公信力和执行力提出了更高要求。为此,地方政府要完善公民参与机制,不断提高公民的参政议政能力,实现多方协同参与治理。而"电视问政"就是强调通过电视这一大众传播媒介来强化"问政"的公共效应,增加公众政治参与的平台,向公众提供一种参政议政渠道,督促职能部门提高回应能力和行政效率,进而提升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     

浅议公民微博问政可行性对策研究

当前,微博对于公民了解社会时事有重要作用,研究公民微博问政的可行性具有重要意义,强化公民微博问政可以从完善公民微博问政平台建设、提高公民微博问政责任意识、提升政府对公民微博问政的监管水平入手。     

浅析中国公民参与的现状与趋势

随着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逐渐深入,服务政府、阳光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打造,以及网络问政、微博问政的逐步开展,公民政治的参与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公民参与的现状与趋势,本文主要试图从中国公民参与现状、存在问题、关注的原因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公民参与的新形势。     

浅析当代中国公民参与现状与趋势

随着中国政治文明进程的逐渐深入,服务政府、阳光政府和法治政府的打造,以及网络问政、微博问政的逐步开展,公民政治的参与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人的关注,其中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是中国公民参与的现状与趋势,本文主要试图从中国公民参与现状、存在问题、关注的原因等几个方面进行研究,探索公民参与的新形势。     

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问题分析——以贵阳市为例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层是联系政府和群众的基础组织,城市基层社会治理改革关系城市高速发展、跨越发展、和谐发展之命脉。传统的治理模式、治理主体、治理体系已然不能满足社会发展,城市要发展必须要进行基层社会治理改革;政府已意识到多重治理主体介入城市基层治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其中城市公民参与程度对城市基层社治理改革的影响毋庸置疑。以贵州省贵阳市为例,从公民参与视角对城市基层社会治理问题进行分析,提出在电子信息化快速发展的治理时代,重视引导公民参与,才能形成有效治理体制与机制,形成政府、社会、公民共同承担的"协同治理"的新模式。     

基于SNA法治堵降PM2．5研究

SNA也称社会网络分析法。在治理汽车尾排放PM2．5过程中,提高车速、治理拥堵是一个被研究证明行之有效的办法。文中重在介绍如何在收集国内外治堵学术文献的基础上,通过SNA法寻找治堵关键词及关键词之间的共现频率,得到交通治堵方面的前沿研究热点和综合管理措施的方法。应用Ucinet可视化工具,通过社会网络分析法研究如何提高交通流速度减少PM2．5排放是一种全新的思路,希望通过研究为我国的汽车尾气PM2．5治理提供一种新的思路。     

2019首届人工智能与智慧物业高峰论坛在杭州召开

<正>5月28日,由中国物业管理协会、杭州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联合指导,《中国物业管理》杂志社和杭州国际城市研究中心(浙江省城市治理中心)联合主办,杭州市物业管理协会和浙江开元物业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承办的"2019首届人工智能与智慧物业高峰论坛"在"智慧之城"杭州成功召开。中国物业管理协会会长沈建忠,原     

“三方联动”视阈下城市社区治理再思考——基于武汉创新社区治理样本的分析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以及城镇化不断推进,城市社区治理已基本构建起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共治格局。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新常态,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府、市场和社会三方力量面临新旧问题双重叠加的发展困境。通过对武汉市城市社区治理推行"一体两翼"、"双向进入、交叉任职",构建"三方联动"协同治理机制的实践分析,对城市社区治理总体布局和治理机制进行再思考,提出加快城市社区治理中政府、市场、社会三方力量的恰当回归、转型发展与自治结构重构的完善,实现城市社区治理创新、协调、共享、共赢发展新局面。     

创新社会管理需要重视网络问政——工商行政管理网络问政机制建设的若干思考

网络问政是指通过网络这种新的技术形式．党政机关和民间进行平等对话。在网络中显现公民民主需求的政治手段和行为。是我国公共管理实践中产生的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是政府了解民情、汇聚民智的过程，是科学决策和有效解决问题的重要途径。随着网络的日益普及，互联网在中国民众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近年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的执政新风，成为中国公民行使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的重要渠道。     

城市治理中的"政府主导"与"政府引导"——以杭州市老旧住宅加装电梯为例

城市治理理论是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基础.基于城市治理中的利益主体行为机制理论框架,从公共物品与服务需求、城市政府行为方式,城市政府职能定位和公共服务中的权力关系四个方面,解析城市政府治理模式的转变.在公共物品与服务供给中,政府治理模式可分为政府主导与政府引导两大类.在政府主导模式下,城市治理以政府为行为主体,主要运用行政手段,高效实现资源配置;在政府引导模式下,多元主体协同实现城市治理,政府以制度供给为主要职能,减少行政干涉.以杭州市老旧住宅加装电梯项目为例,聚焦行为主体间的互动展开调研.围绕政府主导如何转变为政府引导和城市政府怎样采取变革措施这两个关键问题,探讨城市政府在基层治理过程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城市政府治理模式转变的关键.     

网络问政之积极效应探析

网络问政是网络时代政府和公众间的一种新型互动方式。近年来,网络问政发展迅速,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广泛实践推行,其积极效应也日益凸显并为学界所重视。网络问政有助于政府实现科学决策;有助于降低政府成本;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廉洁度与公信力等。     

社会组织参与市场监管共治途径研究

正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作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不再是政府一家唱独角戏,而是将政府的"他治"、市场主体的"自治"、社会组织的"互治"结合起来,形成政府、市场与社会协同共治的"善治"模式。当前,全国各地正在积极探索市场监管体制改革,如何按照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要求,引导与支持社会组织参与市场监管,推进市场监管社会化进程,实现管理主体从单一管制到多元参与、管理方式从自我封闭到开放互     

问政于民要“问”更要“责”

日前,武汉市对7月3日第二场"电视问政"曝光的小餐饮、食品小作坊食品安全和湖泊保护、污染治理不力等两方面的突出问题,公布了处理结果。因其中一起处理较轻,市治庸问责办已启动二次问责。(8月7日《武汉晚报》)近年来,随着各类媒介的快速发展,不少政府机关都通过电视、广播和网络等举办现场征询、问卷调查等各种形式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公开问政,已成为党和政府与人民群众心贴     

城市交通治堵策略评价模型及实证研究——以杭州市为例

以杭州市为例,设计李克特量表获取评分,然后构建AHP-GRAM评价模型对各种"治堵"策略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有车族和无车族对"收费式"治堵及限牌等措施的看法存在一定的差异;交通需求控制、文明交通管理、交通路网建设和公交优化策略的"治堵"效应依次加强。     

美国城市治理体系中的社会自组织

社会自组织是美国城市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促进了城市治理绩效的提升,它与美国城市政府之间有"参与—互动"和"合作—替代"两种关系模式。同时,社会自组织也为美国城市治理带来了一些风险,要规避这些风险,就需要完善城市治理制度,发挥城市政府的"元治理"角色,培育兼具主体意识和公共意识的"好公民"。     

智慧城市下新型城市治理模式的研究

近年来随着智慧城市的兴起与发展,人们逐渐将目光转移到如何进行城市治理上,通过寻找一种更加有效、科学的治理模式,来代替过去传统的政府主导治理模式。通过综合对比,提出了城市多元共治的模式,讨论了多元共治新型治理模式与传统治理模式的异同,并在大数据时代下对未来治理结构模式进行了科学选择。     

泰安市城市社区发展与基层自治对策研究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发挥社会组织作用,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在调研中指出做好社区工作,将社会治理的重点放在城市社区。加强和改善党对城市社区发展治理的领导,发挥基层党组织、基层政府、各类组织和社区居民的共建共治共享。本文对泰安市城市社区发展与基层自治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针对泰安市城市社区发展与基层自治提出了对策建议。     

乡村治理中的政府"不宜"

政府规划一切、管理一切的方法已经行不通了,一切以政府组织为中心的治理格局应该转变。走向多中心治理格局,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也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乡村治理要“有破有立”。破,就是破除政府运行体制中那些不合时宜的东西,特别是那些不尊重农民主体地位的东西;立,就是培育确立那些有利于农民自主治理的东西。政府组织与公民组织、政府组织与私营部门、公民组织与公民组织之间的合作共治关系,将是乡村多中心治理的基本特征     

浅析网络问责的功能与完善

网络问责作为一种全新的监督形式,随着民主政治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在发达的网络技术帮助下,正逐步走进中国的政治生活。实践表明,网络问责在推进民主政治进程、激发公民的问政问责意识、遏制渎职腐败行为、营造政务公开的良好环境和完善健全监督问责体系等方面,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但其自身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需要政府、公民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推动网络问责的健康发展。     

论政府治理网络暴力的路径选择

在"全民发声"的新时代,日益频发的网络暴力乱象作为一种社会软风险,已经成为转型时期典型的社会问题.如何提升政府治理网络暴力的能力与效能,是当前政府面临的治理挑战与难题.网络治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需要政府和各种力量长久不懈的努力,为实现网络安全有序,我国政府治理网络暴力的可行路径在于虚实结合、 协同多元主体,构建"主动规管—带动共治"的综合治理体系.具体来说,政府一要增进福利与绩效,稀释社会矛盾,缓和现实愤怒;二要在网络平台积极回应,参与虚拟互动,构建政府话语权威;三要规范与适度监管网络运行,保障网民权益;四要传递道德价值,促进网民自律与责任;五要协同媒体与互联网行业,动员社会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