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约束条件下的中韩制造业生产率比较

利用2001—2015年中韩制造业面板数据,分析和比较中韩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着重考察附加环境约束前后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分析结果显示:在样本期间内,中国制造业传统全要素生产率和附加环境约束时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均高于韩国;中韩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区别在于,中国全要素生产率主要依靠技术进步,而韩国则主要归因于效率变化。进行环境修正后,韩国制造业各子部门全要素生产率有升有降,而中国制造业各子部门的全要素生产率多数得到改善。同时,中国的不少制造业部门被识别为技术创新行业,表明环境规制对这些行业的重要影响。     

母国特征、FDI投资动机与东道国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结合外商直接投资(FDI)来源国特征及进入东道国行业特征来区分FDI的投资动机,并利用2001~2012年中国39个制造业行业数据考察不同投资动机的FDI对中国制造业生产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投入当期只有市场寻求型FDI对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正向影响,滞后一期则只有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正向影响,总体来看资源寻求型FDI对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要大于市场寻求型FDI;而战略资产寻求型FDI不利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中美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本文报告了根据 Jorgenson 方法所做的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以及中国制造业1985—1994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比较发现,就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而就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当大。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17.67倍,但是美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5倍。而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在1986—1994年间的平均增长实际有0.67%的减退。     

技术创新、行业特征与生产率绩效——基于中国工业行业的实证分析

本文在熊彼特创新经济学的框架下分析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影响因素、动力机制以及产业组织特征,并利用1999—2009年行业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1）引进技术与自主创新是行业全要素生产率进步的源泉;（2）国有经济比重、市场结构、隐性知识含量等行业特征因素显著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增长;（3）诸多行业特征因素对于生产率的影响性质说明了中国工业不是单纯的“重技术引进,轻消化吸收”的表面问题,而是“重技术引进,轻制度建设”的本质问题。     

山东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变动趋势研究

以山东省全部规模以上制造业28个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测算了1998—2011年山东省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增长率。结果表明,1998—2011年间山东省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平均增长了13.3%。山东制造业总体及细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整体处于上升趋势,技术进步的提高是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导因素,而技术效率对全要素生产率表现出阻碍作用。     

中美两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比较研究

本报告了根据Ｊｏｒｇｅｎｓｏｎ方法所做的中国与美国的制造业分行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国际比较，以及中国制造业１９８５－１９９４年间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比较发现，就资本生产率和全要素生产率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对比较小，而就劳动生产率的差距来说，中美之间的差距相当大。美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的１７．６７倍，但是美国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大约是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５倍。而中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在１９８６——１９９４年间的平均增长实际有０．６７％的减退。     

供给侧改革、行业供需匹配度与全要素生产率——以长三角地区为例

本文在中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和消费需求升级的背景下,阐述了需求侧促进供给侧改革的理论机制,并采用行业需求满足度指标测算了2002年、2007年和2012年长三角地区30个行业的供需匹配度,然后进一步研究了行业需求满足度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高技术制造业的供给大于需求,而服务业特别是部分现代服务业的供给缺口明显;消费结构转型使得现代服务业和传统服务业高级生产要素的投入增加,产品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高技术制造业吸引高技能劳动力进入,同时增加对现代生产性服务业产品的投入,引发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低技术制造业的行业需求满足度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存在地区差异性,在生产要素流动的前提下,江苏低技术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而浙江和上海低技术制造业原有生产要素流失且全要素生产率降低.     

通向创新之路：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技术怎样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基于2000年至2019年中国制造业面板数据以及国家知识产权公共服务网的专利数据，研究数字技术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技术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通过断点回归等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然成立。异质性检验发现，数字技术始终能促进高端技术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中端技术制造业存在明显的阈值水平，而对低端技术制造业表现为抑制作用。机制检验发现，数字技术通过自主创新和技术升级提升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但过快地推进技术升级和设备升级降低了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论对有效推进制造业数字化转型，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启示意义。     

数字赋能、产业链整合与全要素生产率

数字赋能为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新契机。本文利用2011—2020年中国1075家沪深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运用面板固定效应和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数字赋能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并创新性地提出产业链整合的逻辑框架和测量方法。研究发现：数字赋能促进了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提升1单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0.26%;数字赋能通过提升企业专业化分工水平和供应链效率等进行产业链整合,进而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数字赋能对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因企业性质、行业特征、营商环境等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非国有、非高技术类、地区营商环境较好的企业数字赋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更高。本研究有助于增进对数字赋能如何影响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解,解释了“索洛悖论”来自于产业链整合的差异性,这为数字赋能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促进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启示。     

服务业市场竞争与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

在制造业企业中间投入"服务化"的趋势下,文章聚焦于考察"中国服务业(运输、电信、分销、金融)市场竞争"与"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相关性.研究结果显示:(1)中国服务市场上竞争的引入和增强,会基于"投入-产出"关系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提升作用.(2)大型制造业企业"服务内置化"现象严重,中小企业因对外部服务投入依赖更深,更易于从运输、电信及分销服务业市场竞争中获益;但另一方面由于大企业多聚集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且受制于中国金融产权改革滞后,国有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是目前中国金融业竞争导向市场化改革的主要受益者.(3)受中国制造业企业地理集聚特征影响,提高中国电信和分销服务市场竞争,将更有利于劳动及技术密集型制造业集聚的东部地区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而运输和金融服务市场竞争增强会更有利于资源依赖型制造业企业集聚的中西部地区.(4)运输、电信和分销市场竞争加剧,更有利于制造业内生产效率领先企业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由于中国金融业仍属于国有控股体制,金融改革的效率红利更易被位于生产效率低端的国有企业所获得.该现象虽在一定程度上能为中国制造业行业内企业全要素生产率走向收敛提供一个技术性解释,但其本身也彰显出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的低效率和实施金融产权改革的迫切性.     

“双碳”目标下碳交易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机制检验

碳交易是推动制造业绿色发展,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市场化工具,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反映碳交易实施状况,是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重要因素。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切入,基于2008—2020年中国内地30个省份面板数据,构建连续型双重差分模型评估碳交易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效果,并考察异质性技术创新模式的传导路径。结果表明,提高碳交易价格和扩大市场规模均能显著提升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机制检验表明,碳交易价格和市场规模能够推动自主创新、减少技术改造投入,进而影响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而技术引进并非有效路径。进一步研究发现,自主创新对技术改造存在挤出效应。研究结论对完善碳交易制度顶层设计、精准制定技术创新配套政策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评价及要素投入差异性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发展及竞争优势提升依赖于其技术创新能力。以高技术制造业下属行业为研究对象,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分析高技术制造业每个行业动态效率变化值,并结合熵值法确定投入指标权重,采用灰色关联分析法深入研究各创新投入要素对产出的贡献度。结果表明：①我国高技术制造业在2014-2015年的全要素生产率最低,但整体上创新效率发展态势较好;②技术进步效率是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的主要因素;③相同投入要素在不同行业中的贡献度差异较大,主要归因于指标投入强度及技术创新能力差异。     

中间品进口与中国本土制造企业生产率——基于中国企业微观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0—2005年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和高度细化的海关进口数据,来考察中国本土制造业的中间品进口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使用OP方法更为准确地估算全要素生产率。研究结果表明,使用进口中间品能促进本土制造业生产率的提高,并存在显著的短期和中长期进口学习效应。因此,在中国制造业的发展过程中应重视进口中间品。     

地方债发行能否推动实体企业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国A股和新三板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

对中国2015—202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报表和地方债数据的关系研究表明：地方债水平的提高能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机制分析发现,地方债发行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刺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但也减缓了高素质人才的积累。异质性分析发现,专项债比一般债更能显著提升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并且地方债发行对提高大中型企业、国有企业、非劳动密集型企业、经济发达地区、低债务水平地区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更加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债发行规模与企业高质量发展存在倒U型关系,地方债水平超过0.0773极值后,地方债发行会不利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抑制企业高质量发展。研究结论对坚持通过地方债发行促进经济发展和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政策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制造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FDI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直接溢出能有效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间接溢出则会挤占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行业间后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且明显地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间前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但微弱地抑制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     

互联网应用、 技能溢价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 ——兼论如何有效化解"索洛悖论"

新工业革命背景下,互联网的发展和应用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本文基于A-H模型,选取2006—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制造业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分析了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了技能溢价在互联网应用影响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过程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显示,当互联网应用产生的创新效应大于替代效应时,能够提升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当替代效应大于创新效应时,互联网应用对制造业生产过程产生了非适应性冲击,出现"索洛悖论";技能溢价能够发挥资源配置的作用,调节互联网应用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增强互联网的创新效应,从而有效化解"索洛悖论".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中国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收敛性分析

基于2003—2019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超效率EBM(Epsilon-based measure)模型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GML)指数对中国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进行测算,同时系统地通过σ收敛、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俱乐部收敛和随机收敛对其收敛特征进行探究。研究发现,中国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变化指数总体呈上升趋势,绿色技术进步指数是引起其变化的主要来源。中部地区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指数的均值最高,其次为东部地区。收敛结果表明：中国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都存在显著的绝对β收敛、条件β收敛、俱乐部收敛和随机收敛的演化特征,但不存在明显的σ收敛特征。此外,东部地区的收敛速度最快。基础设施建设是中国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     

提高环境规制能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蜕变”吗——来自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证据解释

促进高端制造业绿色发展是新时期推动国内工业转型升级的关键。基于环境规制作用机理研究视角,通过分析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理论影响机制,引入松弛因子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度2006—2017年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别就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作用进行检验。结果表明,在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呈现稳定提升趋势的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其直接效应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其中,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为非显著正向促进作用,而市场激励型与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则分别表现为"U"型和倒"U"型显著性直接影响;间接效应检验中,环境规制能够引发技术创新、产业集聚和外商直接投资对高端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效应。其中,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的创新补偿效应更为显著。     

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生产率提升

本文从中国制造业迫切需要实现全要素生产率持续提升这一现实出发，结合当前正在重点推进的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着重关注了数据要素市场发展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影响。本文以大数据发展反映数据要素市场发展状况，结合2011—2020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大数据发展水平显著促进了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该结论在控制内生性问题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成立。“十三五”期间的政策支持改善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而沿海城市、省会城市和数据法治建设更完善的地区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促进作用更明显，大数据发展水平对智能化程度较高企业的促进作用更大。进一步地，大数据发展水平对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促进作用，主要是通过优化要素资源配置、降低交易成本、提高管理效率等机制实现的；而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与技术市场等要素细分市场发展，增强了大数据发展水平的作用效果。本文验证了大数据发展水平在制造业企业生产率提升中的重要作用，为数据要素市场发展与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