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收敛

本文研究了我国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差距之间的关系,研究认为:我国高度垄断的金融结构、政府对金融系统的不当管制与干预,以及"一元货币政策"和"二元金融制度"并存所引起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失衡等因素对地区间资本配置效率和资本形成能力的负面作用是引起我国地区差距的重要原因.并在新古典经济增长理论收敛假说的基础上,对1988～2002年我国地区间金融发展水平同经济增长率进行了实证检验,实证结果很好的支持了本文的理论假说.     

中西部地区县域金融制度供给与经济发展需求分析

本文通过样本数据回归分析,论证了县域经济增长与地区初始金融深度、信贷总量之间具有高度线性相关性;通过现实剖析揭示了中西部地区县域金融制度供给与县域经济发展需求失衡的深层矛盾;通过对国外政策金融、社区金融发展和中小企业融资体系研究得到启示。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中西部地区县域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金融制度供给思路:通过法律、市场、政策和监管四个层面构造框架。     

区域金融失衡的政策性因素分析

随着中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区域金融失衡现象日益突出.文章结合我国区域金融失衡现状,首先分析了区域金融失衡的政策性因素,然后论证了实行区域金融政策的必要性,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具体的措施.     

全球经常项目失衡的影响因素——基于跨国数据的实证分析

全球经常项目失衡是影响当前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不确定性因素,经过多年累积,它已经发展成为威胁全球经济活力的重要隐患.借助于全球范围内56个国家或地区1980-2005年的经济数据,针对影响经常项目失衡的多种因素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当前全球经常项目失衡与各国政府的财政收支状况密切相关.政府财政收支对经常项目收支具有显著的正效应;相对劳动生产率对于发达国家经常项目收支影响作用相对突出;金融开放度对经常项目收支具有显著的负效应,但金融深化对经常项目收支的影响作用却没有得到明显的经验证据.因此,在世界经济增速放缓以及全球经济正在进入新的不稳定地带的情况下,只有通过有效的国际经济政策协调,才能促进当前全球经常项目失衡问题的有序解决.     

基于金融生态视觉的当前金融危机形成原因研究

始干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当前这场全球性金融危机,是金融生态严重失衡的必然结果,金融生态主体行为的失范和金融生态环境的恶化是导致金融生态失衡的主导因素.危机的暴发又进一步加剧了金融生态失衡,促使危机纵深发展和向全球扩展.只有从金融生态的视觉深入分析和研究这场金融危机形成的原因,才能真正找到摆脱危机,实现金融生态平衡,促进金融经济持续均衡发展的路径.     

消费金融公平发展的法律突破路径——基于普惠金融视角的思考

从普惠金融的视角来看,消费金融发展中的不公平现象显得尤为突出,不仅区域发展失衡,而且出现了农村地区消费金融的荒漠化以及面向贫困群体的服务"空洞"。消费金融公平的缺失源于资源配置的经济逻辑、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的存在以及转型社会的特点与矛盾。在中共十八大提出发展普惠金融的背景下,可以从经济法的社会功能、多维消费金融制度以及金融法制的完善等方面探索消费金融公平发展的法律突破路径。     

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地区差异及效应研究

基于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采用Dagum基尼系数、核密度估计和标准差椭圆等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我国宏观经济的影响.研究发现,我国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保持一定的增长态势,但整体上现有的协同发展水平仍然比较低;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一定的空间异质性,东部地区协同发展水平均值显著高于中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非均衡发展态势;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地区相对差异虽然在逐步缩小,但现有的总体相对差异仍旧较大.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的提高对我国宏观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向促进效应;相比较而言,西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对宏观经济增长产生的效应最大,东部次之,中部最小.为提升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水平、缩小地区差异,各地区要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的支撑作用,引导数字普惠金融更好地服务实体经济,以及针对现有的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存在的空间非均衡现象,积极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与实体经济协同发展的区域协调机制.     

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的制约效应研究

民间投资平稳增长对中国意义重大，但近年来民间投资增速下滑。利用2003-2021年全国各省市数据分析金融资源区域配置特征，结果发现：各地金融资源规模与经济发展水平显著正相关，但与融资需求存在一定程度的错配，即资金更多流向经济发达地区，并不一定流向最有需要的地区。在此基础上，通过测度各地区获得的超额金融资源衡量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程度，并研究其对民间投资的影响，发现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具有显著的制约作用，会导致民间投资效率损失——有些地区获得了超额金融资源，却未能有效提升民间投资增速；而另一些民间投资活跃的地区却因为金融资源缺口，发展受到了制约。同时，异质性分析表明不同金融资源的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制约作用从大到小分别是股票融资、债券融资和信贷融资。此外，地方政府投资行为和中央财政支持能够显著缓解金融资源区域配置失衡对民间投资的制约作用。     

包容性金融发展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

包容性金融模式是促进金融可持续发展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有效途径.现有的包容性金融指标集中评价“金融发展的普惠性”.但是,经济金融化加剧金融投机行为,助推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并且金融发展不应排斥金融创新性.因此,包容性金融发展应涵盖“金融发展的普惠性”、“经济与金融的耦合性”、“金融发展的创新性”三个维度.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包容性金融发展水平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东部地区高于中西部地区;包容性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具有促进效应,并随包容性发展水平提高而增强,但该效应的发挥主要通过金融发展的普惠性来实现.政府应重点加强经济与金融的耦合性、提升金融服务创新能力,并加快中西部市场化建设,探索“政府诱导、市场参与”的包容性金融发展模式.     

财政失衡下如何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中央激励下地方政府行为分析

构建动态面板模型,利用SYS-GMM估计得出:财政纵向失衡与经济发展质量间呈倒"U"型关系,且地方政府投资与规制行为偏向是过度财政纵向失衡引致发展质量损失的原因;在适度财政纵向失衡下,中央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相似的边际影响,但过度时,政治激励对经济发展质量损失的抑制作用将强于财政激励;财政横向失衡会约束纵向失衡与经济发展质量间的关系,致使高度横向失衡地区纵向失衡适度阈值缩小,低度横向失衡地区适度阈值扩大.在横向失衡差异下,中央财政激励与政治激励积极作用存在区域异质性:高度横向失衡地区,单一政治激励或政治激励搭配转移支付作用更强;低度横向失衡地区,单一财政激励中税收分权优于政治激励或其他策略.因此,建议采取加大地方财力支持、实施差异化财税政策、优化晋升激励指标等措施,因地制宜降低财政失衡程度,扭转地方政府行为偏向,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