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基于4023户农户微观数据的断点回归

文章利用全国27省份517个村庄的4023户农户微观调研数据，使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对农村普惠金融的贫困减缓效应和经济增长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在东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水平，促进了经济增长；在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和相对贫困水平的下降，对于经济增长的促进效用不明显；在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利于绝对贫困水平的下降，但增加了相对贫困并抑制了经济增长。基于此，文章提出在农村普惠金融的推广过程中，应注意其发展战略实施的区域差别化，以实现普惠金融积极效应的最大发挥。     

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与实体经济增长

基于2011—2019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单位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技术创新以及实体经济增长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能够促进实体经济增长;数字普惠金融的经济增长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西部地区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技术创新进而促进地区实体经济的增长。因此,国家应该大力推动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进而提高实体经济发展水平,改善民生,提高国家竞争力。     

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基于广东省21个市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10-2017年广东省21个市的面板数据,构建各市普惠金融指数,发现广东省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地区差异,珠三角区域普惠金融指数明显高于其它地区。通过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普惠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普惠金融对广东省经济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分区域层面上,普惠金融对区域的经济发展存在"阈值效应",当地区的经济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平时,普惠金融开始对经济发展产生促进作用。具体表现为:普惠金融对经济发达的珠三角区域作用最显著,对广东西部、北部中经济较发达地区的促进作用较弱,而在广东东部地区中经济欠发达的地区未发现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农村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及问题分析 ——以河北省为例

金融扶贫是解决贫困问题的重要方式。在普惠金融的大环境下,大力推进农村普惠金融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我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均以及金融资源分布倾斜的问题,带动农村金融发展。文章立足河北省普惠金融建设的现状,分析研究了在开展农村普惠金融调查工作应该考虑到的几个问题,并提出相应对策建议以供参考。     

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首先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进行制度和主体分析,在此基础上,运用2007—2015年的实际数据,对影响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绩效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综合技术创新因素是影响商业银行普惠金融发展绩效的最主要因素。在综合技术创新水平的三个组成因素中,劳动力素质水平因素对于反映普惠金融发展绩效的各项指标都有显著的影响。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科技与普惠金融的深度融合,对地区经济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基于陕西省10个地级市2012—2021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检验,探究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地区差异。研究结果显示,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在推动整体经济增长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并呈现明显的区域异质性特征。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关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对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

本文基于2011—2020年中国民族八省区地级市的面板数据,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于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以及市场化水平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及数字化程度也能够显著提升民族地区消费水平。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程度越高,越能加强数字普惠金融与民族地区居民消费水平之间的正向关系。     

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

数字普惠金融是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文章运用门槛效应检验的实证方法，选取2016-2020年陕西省1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考察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整体发展水平较高，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存在门槛效应。关中地区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值明显高于陕北和陕南地区，而陕北和陕南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增长率则高于关中地区。鉴于此，提出增强农村数字金融服务能力、提升农村数字金融服务水平、推行数字普惠金融差异化发展战略、提高农村居民数字金融意识等措施，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论农村普惠金融与城乡统筹发展

联合国在"小额信贷年"(2005年)提出要构建一个能将低收入及贫困群体包容在内的普惠性金融体系。在我国农村地区构建普惠金融体系有助于破除农村金融抑制现象,实现农村经济的发展,从而缩小城乡差距。尽管我国已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发展阶段,但是城乡之间差距十分明显,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问题十分突出,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离不开普惠金融的支持。文章从普惠金融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机理出发,总结了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发展,同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分析了如何让农村普惠金融促进城乡统筹发展并指出其中的不足,提出了未来普惠金融进一步促进城乡统筹发展的对策建议。     

数字普惠金融促进农村居民消费了吗

数字普惠金融作为新兴金融业态，有利于改善农村居民金融服务的可得性和便利性。文章旨在探究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以2011-2020年中国大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作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在促进农村居民消费过程中产生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看，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可以拓宽农村居民的交易范围和消费空间，缓解消费信贷约束，从而能够极大促进农村居民消费。分维度看，数字普惠金融覆盖广度、使用深度和数字化程度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效应均不同。分区域看，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有效带动中、西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但并未对东部地区农村居民消费产生显著影响。分不同消费类型看，发展享受型消费容易受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而基础生活需求型消费则不受其影响。     

普惠金融对投资效率的非线性效应分析

基于湖南省2008年-2013年87个县（市）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平滑转换模型（PSTR）,实证研究了普惠金融等因素对投资效率的非线性效应。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发展对投资效率具有显著的非线性效应,存在明显的门限特征。在门限值前后,普惠金融发展对投资效率的影响由降低转变为提高。预算收入水平、经济发展方式、产业结构等因素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因受到普惠金融发展的制约,在门限值前后也都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效应;经济发展对投资效率的影响始终是正向的,只是在门限值之后,经济发展提高投资效率的速度会变缓。     

浙江省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民收入影响研究

近年数字经济发展迅速,中央一号文件多次强调需要加大对农村地区金融服务支持。本文基于2011—2020年浙江省11州市面板数据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进行面板模型回归。研究得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提高农民收入具有显著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政府财政支持亦会不同程度产生影响。基于此,文后就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以期进一步提高农民收入、贯彻乡村振兴战略。     

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的影响

运用熵值法测度2012—2021年陕西省地级市的低碳经济发展水平。构建固定效应模型,探讨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各地级市低碳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进一步基于陕北、关中和陕南视角探索这一影响的异质性。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陕西省低碳经济发展有促进作用,其中覆盖广度的促进效应尤为显著,并在剔除省会城市和滞后一期后基准回归结果依然稳健。进一步研究表明,这一作用存在异质性和时滞性,数字普惠金融对关中地区的异质性影响远大于其他地区。     

互联网金融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路径研究

随着互联网金融进入农村金融市场,给农村金融市场带来了新的契机和发展活力。与传统金融机构相比,互联网机构具有便捷、高效、低成本、低门槛的特点。文章介绍什么是普惠金融,并分析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现状,提出农村金融存在经营机构单一,经营网点少,信用评价体系不完善,风险保障机制不健全,贷款门槛高,贷款额度低等问题并提出互联网金融对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促进作用和重要意义。     

普惠金融生态及其优化

金融服务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已广为接受,但对改善贫困的意义还不为人们所熟知.为弱势群体、弱势产业和弱势地区提供金融服务,即普惠金融,在促进贫困群体和地区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但我国普惠金融生态还存在着许多问题和不足,受到金融服务设施缺乏、供给能力薄弱、激励机制不足和法律制度缺失等因素限制.优化普惠金融生态的路径主要有市场准入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监管制度创新等几个方面.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户创业行为的影响

利用面板数据模型阐释数字普惠金融对资源获取、人力资本培训和区域经济增长的功能效应,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创业行为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总指数对农户创业决策具有显著的激励作用,3个细分指标中覆盖广度的作用最为明显。异质性分析结果揭示了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更完善的东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创业存在显著促进作用,对农户创业规模的正向影响更为明显。最后根据结论提出政策建议。     

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发展问题研究

甘肃省作为欠发达省份,农村贫困面广,贫困程度深,金融机构创新动力不足,农村金融服务略显滞后,发展普惠金融是甘肃社会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点。近些年,甘肃省出台了一系列金融支农措施,为普惠金融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金融部门经过不断努力,从加强政策支持、完善融资体系、扩大金融服务覆盖面等方面狠下功夫,甘肃省普惠金融发展取得了显著成效。2016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1],首次从国家层面确立了普惠金融的实施战略,使普惠金融成为国家战略规划的重点。甘肃金融机构应以此为契机,通过不断完善政策体系和市场体系,加快发展农村保险,创新优化多元化服务方式和产品等,推动甘肃省农村普惠金融进一步发展。     

普惠金融视角下发展我国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的思考

基我国农村金融最主要的问题是普通农户的金融需求得不到满足,发展普惠金融是我国农村金融改革的必然之路。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内生于农村,是天生的微型金融,具有普惠金融的属性,在农村具有广阔发展空间。依托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新型农村合作金融在发展中需要坚持社区性原则,坚持合作制,坚持以专业合作为基础,坚持微型金融市场定位,追求可持续发展与金融普惠。借鉴国际经验,发展新型农村合作金融组织推进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关系

基于2011—2020年统计数据，通过构建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对陕西省10个市区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分析以及泰尔指数对陕西省数字普惠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耦合协调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陕西省经济高质量发展与数字普惠金融变化趋势有较强的一致性，整体在时序上呈上升趋势，发展状况良好；二者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发展不平衡，失调区域多分布于陕北和陕南地区，协调区域聚集在关中地区；陕西省耦合协调水平总体差异明显，差异主要来自区域内差异，同时关中地区的内部差异明显大于陕北和陕南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