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制造业生产率提升：基于跨国数据的分析

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作为当前的一种主要的对外开放的形式,对国家制造业发展的影响还没有统一的理论和实证研究。文章通过构建理论模型研究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生产率影响假设,利用2008-2012年中的69个国家的跨国面板数据来对假设进行检验。通过理论和实证分析发现：生产性服务贸易的自由化可以促进国内制造业生产率的提升,但是提升的作用在不同的国家收入水平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间体现出差异性。从国家的收入水平差异来看,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对高收入国家的影响要大于低收入国家。对于不同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自由化影响来看,显著地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是金融和商务服务生产性服务业,运输和电信生产性服务业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     

区域产业分工、生产性服务进口投入与出口技术复杂度:来自“一带一路”国家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2001-2012年间跨国投入产出数据分别测度"一带一路"沿线64个国家整体以及异质性出口部门的出口技术复杂度,通过引入产业分工地位和进口技术溢出等变量考察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制造业和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分别存在显著的正向和负向影响;产业分工地位能够调节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对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并且该调节作用主要存在于制造业出口部门;生产性服务进口中间投入主要对处于产业链分工下游国家的出口技术复杂度存在正向技术溢出效应,并且该效应对服务业和制造业出口部门均存在显著的促进作用。     

新经济地理学视角下服务业FDI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

本文基于新经济地理学模型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利用空间基尼系数、赫芬达尔指数以及EG指数公式测算了我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空间集聚程度。随后,基于固定效应模型以及分位数回归方法实证分析了服务业FDI对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固定效应回归结果表明:服务业FDI能够显著促进本地服务业企业的集聚。其中,生产性服务业FDI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显著;但消费性服务业FDI对消费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并不显著。分位数回归结果表明:随着分位数的提高,服务业FDI的回归系数由负转为正,并逐渐提高。即服务业外商直接投资企业的流入更有利于高集聚程度的行业,而对中、低集聚程度的服务业集聚影响不显著。     

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

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制造业的相互作用日益加深,有效地开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可以发挥规模经济从而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文章基于价值链视角,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分工的可能性并对其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生产性服务贸易部门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和作用路径并不一致。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针对不同制造业重点选择不同的生产性服务贸易部门和贸易方式,同时有效保护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服务业管制改革与制造业生产率——基于三水平多层模型的研究

本文在服务业管制改革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微观-中观机制基础上,利用三水平多层模型对1996-2008年OECD22国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平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外国服务替代了本国服务,外国服务投入自由化指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国内服务投入自由化指数具有负作用,但总体上服务业管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生产率,且该结论对不同国家具有一般性。中间品关税率、最终品关税率的削减带来的促进作用比服务业管制改革更明显。此外,各国自由化程度的差异是制造业TFP总变异的重要来源。各国应积极推动服务业管制改革,利用外国服务投入的同时,注重培养国内服务投入的技术优势。     

我国服务贸易出口的影响因素分析——来自微观企业层面的证据

本文首次使用世界银行2012年发布的我国1040家服务业企业数据,并综合利用Probit模型及其边际效应和OLS估计等多种方法,实证检验了我国服务业企业参与到出口行为以及出口密集度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经营时间的增加以及具有国际承认的质量认证可以有效提高服务业企业的出口概率和出口密集度。而从企业所在的地区层面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第三产业比重、教育水平、FDI以及网络基础设施等因素对此也有重要的影响。通过进行敏感性分析,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成立。     

中国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融合到何程度——基于2010-2014年国际投入产出表的分析与国别比较

本文基于国际投入产出表,构建单向融合度、综合融合度和融合互动度指数,并将产业部门按照技术密集度进行分类,测度产业融合的程度。结合"微笑曲线"和价值链理论,生产性服务业贡献度越高或者制造业贡献度越低,越有利于产业升级。对融合度指标进行国内外对比,结果表明:中国产业融合发展相对滞后,制造业生产中生产性服务业贡献度过低;生产性服务业过度依赖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低技术部门影响力偏低且高技术部门影响力过高;制造业低技术部门产值偏高且高技术部门产值过低。应抓住制造业产业升级的契机,提升生产性服务业贡献度,完善生产性服务业市场机制,促进高技术部门发展,优化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影响力,调整制造业部门的产值比重。     

需求规模与服务业出口:一项跨国的经验研究

出口服务贸易量是否会随着需求规模的扩大而增加?针对这个问题,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工业、生产性服务业和消费性服务业三部门的贸易模型,并利用41个国家2000—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1)扩大市场需求规模有助于提高服务业出口贸易;(2)分行业检验发现,需求对生产性服务业出口的促进作用高于对消费性服务业出口的促进作用;(3)分阶段回归表明,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外需的减弱,需求规模对服务业出口的促进作用在增强;(4)相对于低收入国家,需求规模扩张对高收入国家服务业出口的激励作用更强。因此,扩大内需战略不仅有助于完善国内市场,而且可以刺激服务业出口,提高国家的福利水平。     

出口、出口目的地与工资水平——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证据

文章基于企业技能结构视角,依据企业出口行为决策与技能构成理论模型建立计量模型,运用中国制造业企业微观层面出口贸易数据,实证分析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出口目的地与企业工资水平之间的相关关系。实证结果表明,企业出口密集度、向高收入国家出口占比与企业工资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采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进行检验,发现向高收入国家出口显著促进了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而出口本身对企业工资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显著的因果影响。文章进一步验证了质量升级机制和出口目的地特定服务机制在中国制造业企业出口行为中成立。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生产性服务进口对高技术制造业出口的影响

当今世界专业化分工程度不断提高,各国都参与到生产的“全球价值链”中,高科技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已成为各国经济发展的重点。实证分析生产性服务业进口对高技术制造业产品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进口显著促进本国高技术制造业出口。中国在高科技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融合的基础上,除了扩大对生产性服务的进口,还要引入国外先进生产服务的企业,加快高质量制造业发展,不断增强中国制造业的核心竞争力。     

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基于跨国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通过构建数理模型,考察对外直接投资影响母国服务贸易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微观机制。在此基础上,借鉴Mishra等(2011)所构造的指标体系,测算了全球112个经济体2000-2012年的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指数,并运用两步GMM系统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对外直接投资对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引致的国际服务业技术外溢效应将拓展本国服务业生产技术边界,有助于提升母国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对外直接投资对发达国家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较高的解释力,而对发展中国家的促进作用比较有限;技术创新能力、产权保护制度、服务贸易开放度等都是影响服务出口技术复杂度的重要因素。最后,根据本文的研究结论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

文章利用非竞争性投入占用产出模型,测算出中国服务业及其内部各行业的出口技术复杂度DTC指数和全球价值链嵌入度,从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和国外制造品嵌入两个维度,分析全球价值链双重嵌入对我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促进作用。研究结果显示: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显著地提升了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而国外中间制造品嵌入对中国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国外中间服务品嵌入对低技术密集度服务业出口技术复杂度的提升作用最大,其次为高技术密集度服务业,最后是中技术密集度服务业。     

数字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出口促进效应研究

随着数字服务贸易在全球贸易中的重要性不断提高,国际间的贸易壁垒和各国间的政策差异对数字服务贸易发展的抑制愈发严重。本文采用双重差分方法,基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数字服务贸易壁垒指数(DSTRI)与双边国家签订区域贸易协定(RTAs)情况,实证检验贸易自由化对数字服务出口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1)贸易自由化对数字服务出口存在显著促进作用,但存在明显的行业异质性和国家异质性;(2)贸易自由化会通过降低贸易成本的机制促进数字服务出口。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影响的机制,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的调节效应。之后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区分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影响差异,最后建立门槛模型考察贸易自由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升级。第二,由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生产性服务进口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第三,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模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四,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     

贸易自由化与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

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纠正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中国2003—2019年279个地级市数据，理论和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及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直接影响机制，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改善了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改善劳动力配置扭曲没有显著效果；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创新两种间接机制纠正服务业劳动力配置，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并未通过间接机制产生积极作用；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分别存在劳动力配置不足与过度的情况，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改善两类服务业的劳动力配置扭曲。     

企业家精神、市场需求与生产性服务企业创新

影响生产性服务业创新发展的因素很多,通过构建生产性服务创新发展的概念模型发现,企业家精神与市场需求是最关键的影响因素.本文利用长三角地区的企业调研数据,对影响生产性服务业企业创新的因素进行了实证检验,检验结果与理论研究的结论是相一致的.因此,推动生产性服务业的创新发展,一方面要培养生产性服务企业的企业家精神,另一方面要不断加快“两化融合”,促进生产性服务从制造业分离,扩大生产性服务的需求,提升生产性服务的可贸易性,使生产性服务能够像制造业产品一样,实现专业化与规模化发展.     

异质性企业、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与出口国内附加值

本文利用中国企业层面的微观数据,通过构建一个同时包含企业异质性、进口中间投入和出口国内附加值率(DVAR)的理论模型,分析中间投入品贸易自由化影响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率的作用机理,通过测度企业层面的中间品投入关税和DVAR考察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中国企业DVAR的影响。在考虑了相关的内生性问题后,实证结果表明中间投入品的贸易自由化有利于中国企业DVAR的提高,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对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类型企业DVAR的影响并不一样。本文结论为从企业出口国内附加值角度重新认识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提供了新的视角。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的发展及国际竞争力分析

生产性服务作为服务业和加工业的粘合剂,以服务业为中心将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连起来,成为先进工业化国家后工业化的重要特征。因而,生产性服务贸易也就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与发展趋势。本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速度较快,但贸易结构落后,贸易逆差逐年扩大,竞争力较弱,影响到作为世界加工厂的我国制造业。因此,扩大生产性服务贸易,改善生产性服务贸易结构,是提高我国生产服务贸易国际竞争能力的重要举措。     

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服务是一系列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服务业自由化将对下游制造业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银行业和制造业2003-2009年的数据,本文实证分析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服务业私有化和服务业竞争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外资企业进入与服务业私有化相比更能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