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服务业自由化对微观企业出口的机制研究与实证考察

近年来许多国家对服务业放松管制的力度加大,服务业自由化的程度逐步加深.出口企业将运输、能源和通信等生产性服务作为其生产和出口过程的中间投入,本文将生产性服务业自由化和微观企业的出口表现相联系,基于目前实证中较少使用的服务业自由化指数(ETCR),结合跨国的微观企业面板数据,从理论和实证系统考察生产性服务业自由化对微观企业出口的影响.结果表明,生产性服务业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密集度提高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结果在考虑了国家不同收入水平、企业出口密集度差异等因素之后仍然是稳健的.此外,本文利用分部门的ETCR指数回归结果表明航空运输、通信、电力、天然气、邮政以及铁路、公路运输等服务部门的自由化对企业出口均有正向作用,其中以通信部门的影响最大.     

服务贸易自由化与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及分工地位

本文利用世界银行的服务贸易限制指数以及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研究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的前向参与而抑制了其后向参与,显著提升了制造业企业在价值链中的分工地位;从经济发展水平来看,服务贸易自由化对发展中国家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大于发达国家;不同服务部门的开放具有异质性影响,其中零售、电信、金融和专业服务部门的自由化能够显著提升一国制造业的分工地位,而运输服务部门自由化促进制造业价值链升级的作用并不明显。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扩大服务贸易开放,助力制造业利用国内外优质服务深度融入全球价值链、提升国际竞争力、实现价值链跃升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贸易自由化与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

服务业作为国民经济的半壁江山，是吸纳就业的主要力量，纠正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运用中国2003—2019年279个地级市数据，理论和实证分析了服务贸易自由化、中间品贸易自由化及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的影响。研究发现：作为直接影响机制，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显著改善了服务业劳动力配置扭曲，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对改善劳动力配置扭曲没有显著效果；服务贸易自由化和中间品贸易自由化主要通过高技术产业集聚和创新两种间接机制纠正服务业劳动力配置，而最终品贸易自由化并未通过间接机制产生积极作用；从异质性分析来看，生产性与生活性服务业分别存在劳动力配置不足与过度的情况，服务贸易自由化能够显著改善两类服务业的劳动力配置扭曲。     

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

服务是一系列生产活动的必要投入,服务业自由化将对下游制造业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银行业和制造业2003-2009年的数据,本文实证分析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服务业自由化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的影响,外资企业进入、服务业私有化和服务业竞争水平的提高对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有积极作用,外资企业进入与服务业私有化相比更能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     

生产性服务进口与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升级模式——影响机制与调节效应

本文首先分析生产性服务进口对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中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影响的机制,并考察了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的调节效应。之后实证检验生产性服务进口对中国制造业产品升级和功能升级的影响机制,并区分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的影响差异,最后建立门槛模型考察贸易自由化在其中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第一,生产性服务进口促进了中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产品升级。第二,由于生产性服务进口的成本增加效应大于技术创新效应,生产性服务进口抑制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功能升级。第三,不同类型生产性服务进口贸易对制造业企业在全球价值链中升级模式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第四,贸易自由化在生产性服务进口影响制造业企业功能升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具有显著的贸易自由化门槛效应。     

生产性服务业提升制造业生产率的调节机制检验

本文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基于资本有机构成、人力资本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与制造业生产率关系的调节作用,利用1999-2008年制造行业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调节效应的存在性,并基于生产性服务业的细分行业和不同要素类型制造业进行相应分析。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整体上主要通过直接作用提升制造业生产率,调节效应不显著,但细分行业存在差别;生产性服务业调节效应的方向和程度受到制造业类型的影响。     

生产性服务贸易对制造业生产效率影响的实证研究——基于价值链视角

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源配置的全球化,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制造业的相互作用日益加深,有效地开展生产性服务贸易可以发挥规模经济从而提高制造业生产效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文章基于价值链视角,分析了生产性服务贸易与制造业分工的可能性并对其生产效率的影响程度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不同生产性服务贸易部门对不同要素密集度制造业生产效率的促进作用和作用路径并不一致。根据分析结果,提出了针对不同制造业重点选择不同的生产性服务贸易部门和贸易方式,同时有效保护我国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我国承接服务外包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实证研究

一、承接服务外包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假设 假设一：提高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 针对我国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长期偏低且大多处于低端，现代高端服务业发展不足的状况，我国积极承接服务外包可以加速现代服务业发展，增大服务业占GDP的比重。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联效应来看，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之间是互动发展的融合关系，服务投入的增加会提高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因此我国承接服务外包从一定程度上也会带动第二产业的发展。     

服务业管制改革与制造业生产率——基于三水平多层模型的研究

本文在服务业管制改革影响制造业生产率的微观-中观机制基础上,利用三水平多层模型对1996-2008年OECD22国14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平衡数据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由于外国服务替代了本国服务,外国服务投入自由化指数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国内服务投入自由化指数具有负作用,但总体上服务业管制改革有利于促进制造业生产率,且该结论对不同国家具有一般性。中间品关税率、最终品关税率的削减带来的促进作用比服务业管制改革更明显。此外,各国自由化程度的差异是制造业TFP总变异的重要来源。各国应积极推动服务业管制改革,利用外国服务投入的同时,注重培养国内服务投入的技术优势。     

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贸易发展与技术创新的动态关系研究——基于BVAR模型

推动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之一。文章基于增加值数据构建贝叶斯向量自回归（BVAR）模型，探究制造业贸易、生产性服务贸易和技术创新三者间的动态关系，并从理论、工程、实践创新三层次诠释技术创新指标。研究发现，技术创新比生产性服务业对制造业贸易的影响更大，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比制造业更促进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贸易彼此之间的关联性较强，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贸易发展需要彼此相互刺激形成良性循环。据此，基于全球价值链重构，我国要适时调整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形成良好沟通渠道以推动二者相互融合促进；根据实际发展需要，在各技术创新层次上给予不同的投入力度，推动技术创新能力全面提升。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区域贸易协定能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吗

全球价值链分工下服务的作用愈发凸显,服务贸易的新形式丰富了区域贸易协定影响服务贸易成本的渠道。本文从中间投入和最终需求两个维度分析了区域贸易协定对不同类型服务贸易成本的影响效果和机制。结果表明:单纯签订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作用并不显著,提高区域贸易协定的深度将显著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区域贸易协定可以显著降低中间投入服务贸易成本,对最终需求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效应不显著。区域贸易协定的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存在非对称性,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对服务贸易成本的抑制效应强于南北型。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可以通过减少监管分歧和货物贸易自由化效果外溢两条途径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南北型区域贸易协定则仅可以通过货物贸易自由化的外溢效应来降低服务贸易成本。因此,中国应积极与发达国家开展高质量区域贸易协定谈判,通过提高区域贸易协定深度充分发挥其服务贸易自由化效果。     

贸易结构、分工经济与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

由于区域内经济体出口相似指数过高,在发展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过程中会出现竞争,不同区域成员贸易结构和专业化分工特点也影响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发展。文章以亚洲经济体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发展为例,采用面板数据的因果关系模型,定量分析贸易结构、分工经济与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福利效应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得出,无论是从长期还是短期来看,服务贸易的互补性和服务贸易的专业化分工都是服务贸易出口额增长的格兰杰原因。     

Comparative advantage,service trade,and global imbalances

The large current account deficit of the U.S. is the result of a large deficit in the goods balance and a modest surplus in the service balance. The opposite is true for Japan, Germany, and China. Moreover, I document the emergence from the mid-nineties of a strong negative relation between specialization in the export of services and the current account balances of a large sample of OECD and developing countries. Starting from these new stylized facts, I propose in this paper a service hypothesis for global imbalances, a new explanation based on the interplay between the U.S. comparative advantage in services and the asymmetric trade liberalization process in goods trade versus service trade that took place starting in the mid-nineties. First, I use a structural gravity model to show that service trade liberalization lagged behind goods trade liberalization, and I quantify the extent of this asymmetry. Second, I show that a simple two-period model can rationalize the emergence of current account deficits in the presence of such asymmetric liberalization. The key inter-temporal mechanism is the asymmetric timing of trade policies, which affects saving decisions. Finally, I explore the quantitative relevance of this explanation for global imbalances. I introduce trade costs in an otherwise standard 2-sector 2-country international real business cycle model. When fed with the asymmetric trade liberalization path found in the data, the model generates a trade deficit of about 5% of GDP. I conclude that the service hypothesis for global imbalances is quantitatively relevant.     

中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及其结构分析

生产性服务作为服务业和加工业的粘合剂,以服务业为中心将产业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串连起来,成为发达国家后期工业化的重要特征。因而,生产业服务贸易也就成为服务贸易的重要内容与发展趋势。本文对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及其结构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生产性服务贸易发展迅速,结构不断优化,但仍以传统服务贸易为主,现代服务贸易份额偏低;贸易差额有扩大趋势。为此,需要加快发展现代服务贸易,改善贸易结构,提高生产性服务贸易竞争力。     

中国参与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机制与对策研究

中国对外签订区域服务贸易协议的对象多数来自于亚洲和拉美的发展中经济体,呈现出从"货物先行"向"货服并行"转变的趋势。在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机制设计方面,中国引入了四大创新因素:服务贸易规则和投资规则"分立"构架且各自的适用范围界定明确;尝试构建服务贸易紧急保障制度;设置更加严格的服务贸易政策审议机制;针对特定缔约对象采取相对宽泛的服务原产地规则。中国应该从国内规制改革和服务部门开放顺序选择方面做好战略谋划与策略应对。     

中日服务贸易:现状、问题、机遇和对策

构建契合新时代要求的中日关系,深化中日服务贸易合作是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提高我国对外贸易竞争新优势的重要举措。随着两国经贸合作的加深,双边服务贸易呈现出服务领域竞争加剧、服务贸易逆差持续增大等问题。但同时由于中美贸易摩擦、新冠肺炎疫情等内外部冲击和数字技术的发展等,双边服务贸易合作面临新的发展契机。展望未来,两国应摒弃冷战零和思维,积极探索服务贸易发展潜力,在扩大服务业对外开放和完善体制机制的基础上,深化双边在现代服务业领域的合作与对接,推进区域服务贸易投资自由化与便利化,实现开拓合作共赢。     

中美贸易结构性失衡:基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的分析

把中美贸易失衡问题置于国际分工的新格局下进行分析,不难发现,中美贸易逆差的根本原因在于世界头号服务业强国与世界头号制造业大国之间在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上发生的结构性失衡。中美贸易失衡与全球服务贸易和商品贸易在自由化进程上的非对称性紧密联系在一起。考虑到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缓慢进展,以及中国对服务贸易自由化已经做出的承诺水平,中美贸易的结构性失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将难以消除。     

电信服务贸易自由化的经济效应研究综述

GATS框架下的电信多边谈判使世界电信市场的开放进程有了明确的时间表,它通过督促各国积极实践电信承诺来推进电信服务自由化。电信服务贸易自由化不仅促进各国电信服务的相互渗透,而且有利于电信服务消费者福利的改善。电信市场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显示了服务贸易自由化对经济的重要作用。     

服务贸易视角下中日韩贸易竞争与互补分析

作为东亚地区经济发展的核心,中日韩三国服务贸易的发展一直备受关注。日本服务贸易的竞争力水平是中日韩三国中最强的,其次是中国,最后是韩国。中国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主要是建筑、电信、计算机和信息以及其他商业服务,韩国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主要是旅游和建筑服务,日本具有竞争力的行业主要是运输、建筑、专业权利和特许服务以及政府服务。进一步对中日韩服务贸易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发现: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外商直接投资、货物贸易出口额和服务贸易开放水平与中日韩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都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服务贸易开放度水平对中日韩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的影响最大,外商直接投资对中日韩服务贸易竞争力水平的影响最小。     

中国和美国服务业出口竞争力比较分析

本文在界定服务业出口竞争力评价体系的基础上,对中、美两国服务业出口竞争力进行了4个方面的比较分析。通过比较两国服务业净出口额、服务业出口国际市场占有率、服务业贸易竞争优势指数和服务贸易显性比较优势指数4个指标得出:美国在技术密集型的服务业上有极强的出口竞争力,而中国在技术密集型服务业上具有显性比较劣势,并且中国在传统服务业运输和旅游业上的出口竞争力在逐渐减弱,但是中国技术密集型服务业的出口竞争力在增强。最后,本文借助波特的"钻石模型"对中国和美国服务业出口竞争力进行了进一步分析并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