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流动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来自国有部门改革的经验证据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针对两部门的生产函数估计框架得到了我国制造业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一致性估计,并从要素流动的视角实证分析了上世纪末以来国有部门改革政策对我国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抓大"政策使国有部门通过企业优化重组和部门内要素流动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率,最终提升了国有部门和制造业整体的生产率水平,而"放小"政策尽管对国有部门生产率有一定负效应,但通过部门间要素流动促进了制造业整体配置效率的提高,并贡献了1998—2007年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25%。本文的研究结果不仅为理解21世纪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之谜提供了经验证据,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推动当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政策启示。     

加快国有大中型建筑企业改革与发展的必要性

第一个挑战，是产权结构单一所造成的弊端，即由于国有建筑企业股权单一，对外，不能充分利用社会资源及接受社会监督；对内，很难营造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中国入世；按照公开透明原则和非歧视原则，国有大中型建筑企业将越来越少享受国家、行业和地方的一些政策优惠，但同时却必须背负起沉重的历史包袱，而企业体制改革又十分缓慢，导致竞争能力大大削弱。而民营建筑企业自由的产权买卖、灵活的用工机制和低廉的人力成本，使其与国际承包商“一拍即合”的机会较多。     

民营上市公司的股利分配政策及其改进建议

民营上市公司是我国上市公司中的一个独特而且具有较强经济活力的群体。由于特殊的企业背景和产权结构特征,民营上市公司往往在股利分配政策选择上具有某种规律性的特征。我国以前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国有上市公司进行的,而对于民营上市公司的研究则相对比较欠缺。即于此,文章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为对象,采用实证研究方法系统分析和研究了企业的股利分配政策及其存在的缺陷,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     

应科学界定“国有民营”

对于“国有民营”(包括“公有私营”),无论是理论界还是从事经营管理工作的同志,都有褒有贬。人们之所以对“国有民营”有不同看法,往往是因为对“国有民营”的理解不同。因此,很有必要对“国有民营”进行科学界定。 一、“国有民营”的内涵。“国有民营”最根本的特点当是以下两条:一是企业财产终极所有权整体的国有属性。法人企业的财产有终极所有权与法人财产权之分,终极所有权属于出资者,法人财产权属于企业法人。“国有民营”的“国有”,当指企业终极所有权属于国有,只有“国有国营”的企业,法人财产权才可能属于“国有”。同时,“国有民营”的“国有”应当覆盖企业财产的全部,否则就不能称“国有”。比如,假定一企业整个财产中我方国有资     

全球经济危机后中国的信贷配置与稳就业成效

追求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本文探究在全球经济危机发生后,中国如何快速实现稳就业,具体分析各类企业在稳就业方面所做贡献与付出的代价.通过分析多套企业数据与逐笔贷款数据发现:在"四万亿"计划实施期间新增信贷的支持下,国有、大型与受计划支持行业内的企业在短期内做大规模逆周期投资并大幅扩张雇员,然而由于后期绩效变差及偿债压力加剧,难以持续大幅增加就业.而民营、小型与未受支持行业内的企业在短期内未增加投资或就业,所获信贷显著提高了其在危机中存活的概率,且由于后期绩效改善而创造就业的幅度更大.因此,着眼于以较小代价取得中长期内较大的稳就业成效,在应对危机时可将更多资源投入到保中小市场主体中.     

PPP助推国有中小企业的发展

开发性PPP是推动公共服务创新供给、助力行业发展、补齐发展短板、稳增长、夯实国农经济发展基础的长效机制,也是助推国有中小企业行稳致远的有效渠道。地方国有中小企业作为PPP社会资本,利用PPP独特优势及其自身社会和经济双重属性,在完成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等"公共产品"供给的同时实现企业自身的可持续性发展。本文通过对PPP模式优势与风险的分析,对地方国有中小企业参与PPP项目建设的举措从而健康持续发展进行了阐述。     

控制权转让、产权性质与公司绩效

本文以2003—2011年A股发生终极控制人变动的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四类控制权变动对公司绩效的影响。结果发现:(1)国有转民营和民营转国有都能显著提高公司绩效,而国有转国有和民营转民营对公司绩效的提高并不显著;(2)民营转国有对公司绩效的提高源于隧道效应的减弱,而国有转民营对公司绩效的提高则是隧道效应的减弱和经理人代理问题的降低两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以上结论说明,产权性质的改变在控制权转让过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不同所有制结构在治理问题上各有优缺点:国有企业往往面临更为严重的经理人代理问题,而民营企业的大股东隧道效应更为严重。所有权性质的转变导致治理形式的转换,新的治理形式克服了原先治理形式的缺点,从而提高了效率。本文结论有利于缓解"国进民退"的争论,同时为进一步推进混合所有制改革提供了经验证据。     

详解新闻出版"转制"——专访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柳斌杰

■是事业单位还是企业单位,关键区别在于投融资权利的有无■转制后的新闻出版企业将是国有控股和主体控股两种控股形式■只涉及“存量”,民营和国外资本不能单独新办新闻出版企业■行政干预将减少,社长、总编辑将由股东选举的董事会任命     

战略性新兴产业研发效率的实证分析——基于不同所有制企业的比较

文章使用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2004—2012年的有关数据,构建面板数据模型,对"三资"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这两类不同所有制企业的研发效率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三资"企业和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研发效率存在非平衡性,市场集中度越高的行业其研发效率越高,企业规模越大研发效率越高,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研发效率高于"三资"企业。     

金融资源配置效率与经济金融化的成因——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分析

本文结合当前中国出现的经济金融化趋势,使用2005年至2011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数据,从企业资金来源和使用的角度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对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结果显示,与全行业相比,上市带来的金融资源供给缩小了国有和民营上市公司获得金融支持方面的差异,但金融资源错配问题并未得到根本改善,表现为:资金配置的利润导向不明确;国有上市公司预算软约束依然存在;实业金融化主要源于金融资源供给的增加而非企业经营利润的增长。这种经济金融化并不能改善金融资源配置效率,还可能影响实体经济的金融环境。未来应打破银行作为间接金融媒介的垄断地位,加快资本市场制度改革,给民营企业更大发展空间。     

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比较和分析——基于2000-2009年20个工业细分行业的研究

国有企业效率一直以来都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问题,国有企业在竞争性领域效率的表现与其是否全面退出竞争性领域的政策主张关系密切。本文基于竞争性领域20个工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别计算了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20个竞争性行业2000-2009年期间的年度技术效率。结果表明,在此期间,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工业行业技术效率之间存在差距,但由于国有企业技术效率上升态势明显,使得两者的效率总体上趋同。本文的研究结果意味着,主张目前国有企业必须从竞争性领域全面退出为时尚早,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改革应当也能够继续深入推进,进一步提高市场的竞争程度、在适当行业扶植企业做大做强均有益于竞争性领域国有企业技术效率的提升。     

Privatization and optimal share release in the Chinese banking industry

This paper establishes a mixed oligopoly model to explore how the government determines the percentage of shares of the state-owned banks to be released to foreign investors under the goal of seeking to maximize social welfare. The theoretical model finds that the release of shares of state-owned banks to foreign investors will reduce the outputs of the state-owned banks. The direction of the change in the profitability of the state-owned banks depends on the percentage of the shares released. The direction of the changes in the levels of social welfare also varies. If the gap in production efficiency between the state-owned banks and private banks is not large enough, we can be certain that a partial release of shares is the government's best policy.     

竞争比产权更重要:再论国有经济存在理由

对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进行多层次的博弈分析,比较不同情形下不同所有制企业间的效率差异以及社会福利含义,论证在线性需求、成本相等的假设下,国有企业过高的社会负担的确是其与私人企业利润差距的根本原因。私有化并不是解决国企低效率的充分条件,国企改革思路应放在如何把国有企业培育成真正的市场竞争主体上。即便是承认国有企业比私人企业经营成本高,国有企业仍有存在的效率基础。对于转型期的中国经济,竞争比产权更重要。     

中国商业银行竞争力及影响因素分析:2002—2009年

本文选取中国14家上市商业银行作为研究对象,利用2002—2009年的数据,通过定义社会生产效率、服务效率、盈利效率和成长效率,研究中国银行业的整体效率、效率值动态变化和各银行的效率情况。结果表明,四大国有控股商业银行与一般股份制银行和城市商业银行相比,其社会生产效率、盈利效率过低,但如果将投入变量中的员工数目换为工资薪酬,国有控股商业银行的效率则有很大提升;股权结构会影响效率值,但国有股与效率值不一定负相关,而外资股和效率值正相关,只对于生产效率成立,对于服务效率和盈利效率刚好相反。     

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问题分析

我国国有企业具有政府职能与企业职能的双重职能,具有公共性和竞争性双重性质。因此,承担社会责任与其利润最大化的根本目标是不相矛盾的。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是,国有企业在承担社会责任方面应更上一层楼。建设国有企业社会责任要形成良性的制度,要处理好企业、员工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利益的关系,加强国有企业道德建设,探索和建立国有企业与社会责任相适应的组织体系,不断创新技术和新生产方式,探索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外在有效监督体系,探索有效政府企业互动机制,创新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方式,充分履行国资委的管理责任,完善监督和考核办法,研究制定标准化的社会责任指标。     

我国商业银行效率结构研究

本文采用随机前沿法(SFA)测算了1990—2003年我国商业银行的X-利润效率、规模效率、范围效率及其动态变化,然后分析了宏观因素、产权制度与市场结构对效率水平的影响程度和影响机制。实证检验发现,GDP增长率、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和货币供应量(M2)的增长率对X-利润效率水平产生正影响;CPI和以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销售利润率衡量的企业整体效益状况对X-利润效率水平产生了负影响;所有宏观变量中,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的影响最大。在面临相同的宏观经济环境下,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X-利润效率水平存在结构性差别,且依次递增;两类商业银行均存在一定程度的规模效率,国有商业银行在大多数年份里的规模效率好于股份制银行,从时间趋势来说,两类商业银行由于规模的扩大,规模经济效应正在逐步减弱且差距也在逐步缩小;国有银行几乎不存在范围效率,股份制银行存在一定程度的范围效率,但从时间趋势来看,范围效率逐步减弱。产权制度是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原因,市场竞争程度对商业银行效率也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且两者对商业银行效率的影响是一种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最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的控股权研究——社会性负担对国有银行控股比例的影响及解决

国有银行战略引资后的国有股比重应该怎样选择呢?本文通过引入我国银行业的古诺竞争均衡模型,发现国有银行的社会性负担影响着国有银行的产出、成本、目标函数以及国有银行与其他类型银行的边际替代率,并通过国有银行的利润与社会总福利相关联,通过国有银行的总收益影响着政府政策目标函数,并集中体现为对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比重选择的影响.当国有股份的比重取0或1两个端点值都无法使得社会总福利和政府目标函数达到最大均衡值,最优的国有股份比重应来自于(0,1)的区间解.同时,模型还发现:随着国有银行中国有股份比重越大,国有银行经营决策受政府政策目标影响的程度也就越高,因而所承受的社会性负担也就越重.因此,为降低社会性负担对国有银行的负面影响并最终解决国有银行的控股权问题,我们只能通过提高国有银行的经营效率与效益.     

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吗——与刘瑞明、石磊教授商榷

国有企业在改革中发展壮大与独立商品生产者地位的确立,表明刘瑞明、石磊教授提出的国有企业存在双重效率损失的两个重要假设——国有企业效率相对低下和政府对国有企业存在软预算约束,是不符合实际的。本文利用中国2000—2008年29个地区的省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证明了国有企业对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而不是增长拖累。据此提出,就研究方法而言,不能简单套用过去的研究结论作为今天的研究起点;就国有经济与民营经济关系而言,不要片面强调国有经济从竞争性领域退出,不能把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对立起来。     

寡头竞争情形下的国企改革--论国有股份比重的最优选择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混合寡头垄断竞争的博弈模型 ,分别就封闭经济和开放经济的情形 ,探讨国企在背负一定的社会性负担的条件下 ,国企内部国有股份比重的变化如何影响整个社会的福利以及政府的支付。我们的基本结论是 :在国企相对生产效率很低的情况下 ,必须对其进行私有化改革 ;但是 ,如果国企的相对生产效率不太低 ,完全的私有化并不能最大化社会总体福利或政府支付。我们的基本结论可为政府当前国企改革的政策思路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     

分工视角：企业剩余权与国有企业效率

企业是分工演进的一种重要后果，其实质上是一种劳动力市场的契约。企业的剩余权作为企业家活动的一种间接价格，将交易效率极低的企业家活动卷入分工，反过来极大地促进了分工和经济发展。企业家活动是企业效率的保证，企业家的剩余收益权又是企业家活动的保证。企业家剩余权得不到保护是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根本原因．而保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剩余收益权是提高国有企业效率的关键。为了保护国有企业的企业家剩余收益权，必须推进市场化进程，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以及进行全面的社会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