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错配与企业金融化

我国金融体系存在的金融错配理论上会通过企业投资组合选择促进企业增加金融投资。基于我国2007—2019年非金融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研究表明,金融错配显著促进了企业金融化;金融错配主要促进了长期金融资产和类金融资产投资,前者在盈利能力强的企业中更突出,后者仅在盈利能力弱和国有企业中显著。机制检验发现,金融错配通过提高融资约束和扩大金融与实体收益差促进企业金融化,并对不同类型金融资产的影响表现出动机异质性。如受金融错配的影响,企业增加长期金融资产投资,是出于缓解融资约束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和获取高额金融回报的主动逐利动机,而增加类金融资产配置仅是迫于主业投资收益率下降的被动逐利动机。进一步检验揭示,利率管制放松和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均能弱化金融错配作用下的企业金融化,但主要是弱化类金融资产配置。未来,相关部门有必要深层次地推进金融体系市场化,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引导金融回归实体经济;需推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和多层次全链条资本市场建设,促进金融服务精准落地,适配经济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银行价格竞争与企业金融化——基于动态面板GMM模型的实证分析

近年来受经济环境与市场不确定性的影响,中国企业经营活动利润受到影响,而逐渐涉入金融化活动,以追求金融资产投资的利润.文章以2008-2019年沪深上市公司数据,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与此同时,还考虑了商业银行价格竞争的调节作用,验证是否对货币政策与企业金融化之间有促进作用,并比较分析不同产权制度上市公司的差异.实证结果显示,货币宽松程度越大,上市公司的金融化程度越高,且民营企业的金融化速度明显高于国有企业;其次,银行价格竞争对民营企业在货币宽松环境下的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如何影响企业主业发展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较大、金融投资收益相对较高的背景下，实体经济出现金融化趋势，甚至已经影响其主业发展，引起学术界高度关注。本文选取2010—2020年中国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采用非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探究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主业发展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呈倒U型关系。机制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可以通过资本支出影响企业主业发展，过度融资调节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资本支出的影响。门槛模型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存在债务担保能力的门槛效应。异质性分析表明，非金融企业金融化与企业主业发展之间的倒U型关系在国有非金融企业、小规模非金融企业和行业竞争程度高的非金融企业中更加显著。本文验证了非金融企业金融化有效提升企业主业发展的适度边界，为防范非金融企业过度金融化和实体经济“脱实向虚”提供了微观证据。     

从金融资源配置角度看国家金融安全和可持续发展

随着经济货币化、经济金融化、金融全球化趋势的加强,金融在资源配置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也越来越大.金融不仅仅是经济运行的润滑剂,金融也是一国的战略性核心经济资源.金融发展适度,是实现经济最优增长和发展的前提条件.要从回归职能本位、尊重市场规律、深化金融改革、强化金融监管等四个方面,进一步优化金融资源配置,服从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能提升企业产能利用率吗?

在“双碳”战略背景下，如何借助绿色金融推动中国企业绿色高质量发展转型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议题。本文利用上市公司工业企业数据，检验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产能利用率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发现：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显著提升了企业产能利用率，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该研究结论仍然成立。进一步的机制研究表明，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是通过金融资源配置影响企业产能利用率的，具体而言，一方面通过资金导向和信息传递作用引导企业增加技术改造投资和绿色创新投资，进而提升产能利用率；另一方面通过设立门槛限制企业融资，倒逼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从而促进产能利用率的提升。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在非国有、成立时间较短、市场化程度较低和环境规制强度较高地区的企业中，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对企业产能利用率的提升效应更为明显。上述结论为推进企业绿色转型，助推实现“双碳”目标和经济高质量发展双赢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银行业竞争加剧还是抑制了企业金融化*

银行业竞争与企业金融化有多种关联机制，既可能加剧企业金融化，也可能抑制企业金融化。本文利用2007—2019年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考察了二者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1）竞争性的银行业市场结构抑制了企业金融化。（2）银行业竞争不仅缓解了债务成本对企业利润的侵蚀，有助于缩小金融行业与实体企业之间的利润率差距，进而抑制企业利润追逐动机的金融化行为，而且通过引导信贷资源配置促进了企业创新，从而对实体企业金融投资产生挤出效应；此外，银行业竞争还通过促使银行积极发挥信息监督作用，抑制了企业内部人金融投机套利的机会主义行为。（3）银行业竞争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效应在非国有企业、中小企业以及市场化水平较低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这些结果说明，提高银行业竞争水平有助于抑制企业金融化趋势，扭转经济“脱实向虚”的局面。     

金融资源配置的调整与优化——基于福建省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福建省为实例,从三个层次揭示金融资源分布状况,探究影响金融资源分布变化的社会经济因素,并从直接贡献和间接贡献两方面分析了金融资源使用效率.文章认为,社会经济发展不平衡是金融资源存量分布差异和使用效率差异的最重要成因,而资源存量分布差异和使用效率差异反过来又对区域经济增长造成影响;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使不同地区之间发展差异日渐扩大.文章提出了调整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的政策建议,包括:协调城乡之间、地区之间资源配置,吸收民间资金,协调发展各类金融业和引导社会资金流向.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

基于近年来中国经济"脱实向虚"这一热点问题,本文以2009～2016年中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企业就业有显著的负面影响;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降低了实物资本投资,并且实物资本投资水平的下降是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就业的部分中介因子;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对就业的负面影响在国有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中更大。本文的研究为金融化影响就业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对政府部门完善稳定就业的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关于我国金融资源配置问题的思考

金融资源指与金融活动或金融关系密切相关的资财来源，是创生金融利润的根基和源泉。合理配置金融资源，是经济活动的重要内容。通过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可以在全方位中贯彻效益原则，使有限资源产生出最大效益。我国金融资源尤其是资金要素．处于总体短缺状态，资金短缺严重制约了我国各个行业的发展。客观分析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地区差异，了解产生的原因，对于探求其解决办法，实现我国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具有重要的部宜音簟     

改善新疆金融生态环境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

新疆作为西部经济欠发达地区,在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中要实现经济的跨跃式发展,能不能充分运用好金融资源,并以此更好的实现其他资源的合理高效配置,是一个十分现实的课题。如何改善金融生态环境优化金融资源配置、促进经济健康发展是经济发展和金融体系变革进程中最关键的问题之一。本文通过对新疆金融生态环境的现状分析,针对新疆经济基础薄弱、社会信誉差、投资渠道单一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政策不确定性下的中国金融资源配置研究

中国特色金融资源配置在维持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分析政策不确定性对我国金融资源配置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政策不确定性一方面提高了中央层面政府与企业的关联度,导致中央缩减对地方的金融资源配置规模;另一方面打破了地方层面政企之间的紧密联系,促使政府向市场配置金融资源。进一步研究发现,不同的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具有重要关联,中央—地方间金融资源配置水平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政府—市场间金融资源配置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为优化我国金融资源配置,应当增强政府政策制定的透明度,维持政策确定性和稳定性;完善并优化中央与地方的金融管理职能,探索建立中央与地方双层金融治理体系;着力将金融资源配置到实体经济领域,有效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     

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能否抑制金融化?

制造业企业依托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服务化转型成败,关乎其在金融部门与主业部门之间的资本配置.本文从经营利润视角阐释了制造业企业服务化对金融化的影响,并采用2007-2014年A股上市制造业企业数据进行检验.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企业服务化转型显著抑制了金融化;服务化主要通过利润率上升来推动生产性资本由金融部门向主业部门回流,进而降低制造业企业金融资产持有率.制造业企业服务化主要降低了知识密集型行业和国有企业对高风险的长期金融资产持有份额.因此,我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应致力于制造业服务化来提升企业经营利润,并辅之以必要的金融监管来规范制造业企业金融投资行为,从而保证企业资金"蓄水池"的安全性.     

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预防性动机还是逐利性动机——基于货币供给的研究视角

基于货币供给的研究视角,本文从静态和动态两个角度分析我国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动机。实证研究发现：基于货币供给视角,国有上市公司的现金持有具有逐利性动机;民营上市公司现金持有的预防性动机则不显著。该结论说明,我国近十年来充裕的货币供给导致融资约束机制甄别公司信贷资质的功能基本丧失,金融资源使用效率不高。为此,必须坚持“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不动摇。     

管理者行为、内外部监督与企业金融化

伴随着国内外经济下行的压力，部分实体企业偏离主业进行金融资产配置，流向实体经济部门的资金不断减少，在一定程度上挤占了企业在主营业务上的投资，可能会导致企业金融化。同时，我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金融资产的比重不断上升，企业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将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代理行为和非理性假设下的管理者过度自信纳入同一分析框架，以2008—2020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讨管理者的两类行为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同时，考察内部控制和分析师关注的内外部监督对管理者代理行为、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金融化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以期深化对企业金融化动因的认知，为实体企业作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     

政府干预、法治、金融发展与国有上市公司的过度投资

笔者分析了我国各地区的政府干预、法治和金融发展对地方政府控制的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地区的政府干预越多,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越严重,而地区的法治和金融发展水平越高,国有上市公司过度投资问题会得到缓解。进一步研究表明,与法治和金融发展相比,政府干预是影响国有上市公司投资行为的更为基本的因素。这里的研究结果为正在兴起的"法与金融"文献提供了新的证据。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后的财务绩效分析 ——来自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选取2007—2018年制造业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分析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程度对其自身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上市公司进行金融化投资后,企业财务绩效表现变差;对制造业上市公司而言,其金融化投资水平越高,企业的财务绩效表现越差;无论是投资过度还是投资不足的实体企业,其金融化投资均与财务绩效显著负相关,而投资效率高的企业可以缓解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带来的对财务绩效的影响.为了避免内生性问题,采用工具变量法、差分GMM和系统GMM模型对制造业上市公司金融化水平与财务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检验,发现二者之间的负向关系依旧显著.为了确保本文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改变了金融化测算方法,继续对制造业上市公司的金融化水平与财务绩效进行回归,研究结论依旧成立.     

区域金融生态影响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机理

文章采用一般均衡的方法,得出改善区域金融生态和推动区域发展有助于增加区域金融资源配置的结论。依据区域金融生态与区域金融资源配置之间的显著关系,提出了区域金融资源配置效用模型。据此模型设计出大陆省域金融资源配置的多种方案,并选取其中一种方案与实际金融资源配置现状做差异分析。文章最后针对区域金融资源配置受制于区域金融生态的客观要求,提出了改善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推动区域发展(或开发)并重的政策建议。     

数字金融发展与企业"脱虚向实"

企业"脱虚向实"是指企业将更多资本从非生产性领域配置到生产性领域,表现为实体企业金融化水平降低.文章以数字金融发展为背景,采用2011-2018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了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可以降低企业金融化水平,这种作用主要通过弱化企业预防性动机实现.进一步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仅存在于传统金融结构性错配的弱势样本中;与短期金融资产相比,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长期金融资产配置的抑制作用更加显著;随着金融监管的规范及力度的增强,数字金融发展对企业金融化的抑制作用凸显.文章研究表明,除了传统金融因素外,数字金融同样影响企业的金融资产配置行为.     

非金融企业金融化动机研究——基于金融周期视角的检验

近年来,我国非金融企业金融化问题凸显.现有研究表明,企业可能出于"蓄水池"或"替代"动机持有金融资产.本文基于2007-2019年A股非金融行业上市公司财务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首次从金融周期的角度实证检验了我国企业金融化动机.结果 表明:企业金融化程度与金融周期正相关,繁荣的金融市场对企业金融化具有促进作用;低融资约束企业的金融化程度对金融周期波动更敏感,企业金融化的主导动机是"替代"而不是"蓄水池";企业持有长、短期金融资产均出于"替代"动机,且短期金融资产"替代"效应更显著.本文所得结论对引导非金融企业回归实体经济的政策制定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金融抑制”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

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结蒂是资源配置方式和配置效率的改善,而金融体制对资源配置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目前的"金融抑制"现状从多个方面制约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资本市场的规模和水平抑制了中国企业的创新,使生产效率提升受到影响,风险资本家和企业家才能被埋没;国有银行的行政性放贷造成国有企业的预算软约束,投资效率降低并挤占了其他经济主体的资源,造成资源误配;大银行的规模歧视让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束缚,市场活力不足,市场的力量受到抑制;利率管制和金融产品的匮乏抑制了居民收入的提高,需求层次很难普遍提升,需求对生产方式变革的影响难以发挥。以上这几个方面都是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