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危机期间美国社会保障制度确立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的现代社会保障制度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建立起来的,1929年大危机的爆发促使美国政府不得不为拯救资本主义制度而遍寻良方.于是,此前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的"自由放任"思想逐渐让位于"政府干预".正是在此背景之下应运而生的"罗斯福新政"为建立有美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制度奠定了基石.考察这一过程,有助于我国当前战胜金融危机,完善我国社保体制,建设和谐社会.     

矛盾转化、制度异化与债务危机

继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欧洲一些国家又涉陷债务危机之中。用新的分析视角论及债务危机可能更有说服力,本文从两个层面进行分析:一是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入手,二是从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入手。此外,政党政治和松驰的财政政策也是引发债务危机的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认为:美欧国家如果不调整基本矛盾,不自我修复民主政治制度,债务危机将是一个死结。最后给出了化解债务危机的两条根本出路。     

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与重构: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

进入新自由主义阶段后,资本主义回归了自由放任的政策实践和意识形态;在鼓吹自由市场的新古典经济学和相应政策实践的相互强化作用之下,资本全面恢复了对劳动的支配。当前的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和经济学的双重危机;危机的实质原因,是新自由主义导致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激化。危机预示着资本主义经济实践和经济理论的范式重构,从而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就经济实践而言,各国有望向一种体现新式社会民主主义的经济模式趋同,笔者称之为"新莱茵模式";就经济理论而言,马克思主义再次显示出它对资本主义动态演进的深刻解释力及其对其它非主流学派的包容性,经济学界有望再次兴起研究、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新高潮,并在借鉴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构建经济学的新范式。     

次贷危机后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是否逆转?

20世纪70年代以来资本主义经济金融化趋势显著,以金融资本为主导的积累模式在一定时期内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但也为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埋下了祸根。而今,距离危机的爆发已经十余年,危机后当代资本主义也经历了一系列调整。本文考察了危机后美国政府的系列"再工业化"政策、新自由主义持续强劲的势头、新形势下美国经济的新矛盾与新变化,探讨"再工业化"能否为美国寻得摆脱经济危机的新型积累模式、危机后金融部门为何迅速恢复并依然主导美国经济、劳资矛盾的持续加剧能否催生新的变革等问题,认为危机后美国经济金融化趋势尚未逆转,新型积累模式尚不可得,其实质是资本主义内部的经济调节机制无法解决其持续激化的基本矛盾,而矛盾的激化酝酿着新的变革。     

国际金融危机与备受瞩目的“中国模式”

虽然国际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冲击,但也显示了"中国模式"的成功。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使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彻底破产,也使资本主义制度在世界的统治地位破产。而应对危机的成功经验使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备受瞩目。分析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源、规模和范围,深刻认识危机的资本主义性质,对正确应对"中国模式"可能面对的任务和挑战有较强的现实意义。     

关于罗斯福"新政"及其启示

罗斯福新政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全面干预社会经济的一次尝试.是在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对这种制度进行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程度上改善了美国垄断资本的生产关系,促进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缓和了阶级矛盾.研究罗斯福"新政"对我们当今社会仍有一定的启迪作用.     

阿姆斯特丹学派理论和其当代价值研究——兼论自由主义演化过程和新自由主义危机

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制度调节学派的一支,阿姆斯特丹学派以其独特的理论框架,基于全面控制思想、“洛克中心地带—霍布斯竞争国家”等概念体系,揭示了资产阶级政权的构成及运行规律,解读了近代以来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霸权扩张的过程和逻辑。作者认为,阿姆斯特丹学派理论从资本主义内部竞争的视角,为分析20世纪以来自由主义的演化与危机提供了独特的理论视角,同时也为解读由新自由主义嬗变引起的新自由主义危机,以及由新自由主义危机引发的次贷危机、欧美民粹主义困局等现实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考。     

从次贷危机到经济危机的机制解析——基于马克思经济学危机理论的重新解读

源起于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的全球性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暴露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应对危机的乏力。相比之下,马克思经济学的危机理论,从描述资本主义货币经济中的危机可能性,到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有效需求不足与危机周期性,再到虚拟经济与信用制度下危机现实性等一系列讨论,不但指出了其根源在于特定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并由此探讨了现实资本主义经济之周期波动的运行机制,更是以独特视角深刻解析了此次遍布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大危机,由此表明回归马克思经济学研究视角的社会哲学应用于市场经济研究的重要意义。     

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的成因探析

2009年底发端于希腊的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既是金融危机的内容,又是金融危机的后续结果。杰索普的策略关系国家理论分析框架指出,西方国家金融化积累策略及其相应的政治策略和领导权方案,在此次债务危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西方国家主权债务危机并不是偶然发生的现象,而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金融资本主义阶段不断深化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视角下的国际金融危机原因剖析

关于2008年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的原因需要分层次讨论:虚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是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是金融危机的根源;新自由主义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助推器。对市场经济体系进行必要的调节、监督、管制,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避免市场经济"不断产生巨大的紊乱"的基本保证,是在资本主义制度范围内适应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所做的生产关系的必要调整,是社会向更高级阶段演进的结果。     

关于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的思考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两年多来,世界经济复苏步伐仍然缓慢。学界就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原因作了多方面探讨,只是一部分没有揭示此次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原因。马克思经济危机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即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根本原因。     

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西方学者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及启示

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一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学者关注的焦点。在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同时期,他们对于资本主义危机的理解也有所不同。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迫使一些西方学者摒弃以往传统的经济视角,转而寻求新的研究范式来解读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时期备受关注的危机理论有:体制危机论,福利国家危机论和资本主义总体性危机论。总体来看,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西方学者不再从单一视角出发研究资本主义危机,不再将资本主义危机单纯理解为经济危机,而是趋向多元化的理解。     

新自由主义本质辨析

新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政治和社会矛盾发展的产物。新自由主义的产生有其历史客观必然性。它一方面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缓和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另一方面又造成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新的矛盾和危机,特别是加剧了发达国家内部以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两极分化。新自由主义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关于全球化意识形态的理论表现。新自由主义经历了“由经济学理论嬗变为美国的国家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念的过程,不能将作为学术理论的新自由主义同政治化、范式化的新自由主义等同”。这个论断符合实际,同时也可以使我们深化对新自由主义本质的认识。对新自由主义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否则就有可能导致理论和政策上的失误。     

对当代国际金融危机本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解读

西方现行主流经济学理论在解释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乃至当前的美债、欧债危机时没有触及到本质,只是在表象上做文章。当代国际金融危机依然在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的总体框架之内,本质依然是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强制平衡,是资本剥削劳动的进一步深化。     

新自由主义与资本主义多重性危机

由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危机构成的多重性危机成为当前资本主义的重要特征.需要以马克思主义危机理论和资本扬弃理论为基础,揭示新自由主义体制下多重性危机产生的基础和原因,研究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特征和新自由主义体制的阶级基础,从体制和制度视角前瞻危机的演变趋势和影响因素.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同的战略选择和博弈,将成为影响多重性危机和世界经济走向的基本因素;某些重大政治事件,可能对这一走势产生重要影响.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在金融海啸中的重新审视

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分析,揭示了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得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结论。但在二战之后,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似乎与马克思当初的设想背道而驰。当今天金融海啸席卷全球经济的时候,却又不得不让各国学者来重新审视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的现实意义。     

唯物史观视野下的国际金融危机

金融危机是由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基本矛盾所导致的,是资本家趋利的无限性与现实社会支付能力的有限性相矛盾的必然结果。国际金融危机的暴发是由金融对资本主义原有生产关系的异化所引起的。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决定了对其拯救的方式,这种方式的本质是通过国家对市场的介入与干预,暂时满足生产力的社会化需求,以稳定或修复整个社会的生产关系。金融危机下社会阶级矛盾的状况说明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仍有一定的生命力。     

资本主义的双重环境危机:伯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解读

作为马克思生态学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伯克特从资本积累的反生态性出发来研究马克思的环境危机思想,指出马克思考察了由资本主义产生的双重环境危机,即资本积累危机和人类社会发展危机。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的表现,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历史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基本矛盾。为了消解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制度,建立共产主义的联合生产。伯克特对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政治经济学解读,不仅对捍卫和正确理解马克思的理论,而且对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全球金融危机与凯恩斯主义

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特征是"可调节的资本主义".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中各国政府的应对政策实质上仍然是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不可能改变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核心,但政策选择表现出明显的时代特点,并会对其未来国家干预的政策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此次国际金融危机使凯恩斯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加速融合.     

新自由主义、金融危机与资本主义模式的调整——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瑞典模式的比较

20世纪80年代,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兴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不同市场经济模式集体转向了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模式。20世纪90年代,美国模式、日本模式和瑞典模式几乎同时爆发了金融危机。美国模式对新自由主义政策进行了短暂调整后,又重蹈覆辙;日本模式则在新自由主义模式与日本模式之间摇摆不定,其结果导致日本经历了失去的二十年。瑞典模式则在坚持自身模式合理内核的基础上,弱化了新自由主义政策主张,迅速走出危机,走向持续发展。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标志着新自由主义模式的终结,可以预见,无论是美国模式、日本模式还是瑞典模式,都将在坚持自身模式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向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均衡发展的方向调整。从本质上看,无论哪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都无非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种调节形式而已,它们都无法从根本上克服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带来的经济周期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