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本文分别从经济金融化程度、金融效率和股市规模和流动性三方面研究外商直接投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结果证明FDI与经济金融化、金融效率的提高对经济增长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正效应,但是FDI与经济金融化、金融效率的联合效应却为负。然而FDI与股市规模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却与前者相反。在此基础上,论文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金融深化、FDI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深化程度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设定一个金融深化程度函数,并将其引入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证明了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也表明,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之一。从实践来看,相对于我国现有的外资规模,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滞后是造成FDI溢出效应为负的原因之一。而且,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也是造成FDI溢出效应跨区域差异和阶段性变化的重要原因。文章最后针对如何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以获取正向FDI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中间品进口与技术创新——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采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将金融发展纳入CH模型并建立门槛模型,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江苏省中间品进口显著地存在基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双门槛效应”和基于金融发展效率的“单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先上升后下降,而金融发展效率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递增趋势。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江苏省的技术创新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要依靠R&D投入、人力资本和FDI的国际技术溢出等手段。     

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FDI通过其资本积累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有随时间而强化的趋势;金融发展具有放大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并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一影响还比较小;"金融抑制"现象依然存在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经历了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后,"金融抑制"现象已有所减轻,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     

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与区域经济收敛——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金融发展变量与内外资技术差距变量的FDI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函数。本文研究了金融发展、内外资技术差距与区域经济收敛之间的关系,并使用中国1998-2007年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理论分析和实证检验都表明,金融市场发育程度以及内外资技术差距水平都是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吸收能力的...     

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利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78～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在一定水平下,对东道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外资数量的逐渐增加,其对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FDI进入初期的正影响最终转为负影响,研究还显示FDI在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本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有正影响。金融发展通过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外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潜在的溢出效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中国金融发展对贫富差异的作用

试图以经济增长为中间传导机制,结合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影响来对金融发展规模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2～2009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加入金融发展效率变量,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发现,在我国现阶段,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则会扩大收入差距。     

金融发展、双向FDI与碳排放——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模型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2003-2016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建立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金融发展、双向FDI对我国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双向FDI的碳排放效应存在金融发展门槛值的制约。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双向FDI抑制碳排放的作用逐渐增强,由促进碳溢出转变为抑制碳排放。当金融发展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时,OFDI和IFDI对碳排放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因此,重视深化金融市场改革,对于充分发挥双向FDI对碳减排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意义。     

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门槛回归分析

本文运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省际面板数据,从金融规模、金融效率以及金融结构三个维度构建门槛模型,研究了中国金融发展对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规模、金融效率和金融结构都对OFDI的逆向技术溢出存在门槛效应。当金融发展超过一定水平值后,O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贡献将大大提升;越过门槛值的省市主要集中在东部地区,大部分省(市区)还处于门槛值之下,其中中部与东北地区的金融发展尤为落后。为了更好地发挥OFDI对中国技术进步的推动作用,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协调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加快中国金融体系改革,鼓励企业积极开展海外融资。     

京、津、冀区域金融发展研究——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视角

<正>一引言目前环渤海经济圈已被国家列入重要区域发展规划,已成为继"珠三角""长三角"拉动国民经济增长的"第三极"。京、津、冀都市圈处于环渤海经济圈核心位置,该都市圈健康快速发展对环渤海经济圈隆起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金融作为推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其健康快速的发展将有助于京、津、冀都市圈经济的加速崛起。本文从区域金融发展及金     

长三角金融集聚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金融集聚属于产业集聚的一种，作为一种特殊产业空间结构是现代经济发展的趋势所向。以长三角城市群2010—2020年银行业、保险业及证券业的经济发展现状，探究金融集聚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交互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从而测度出长三角金融集聚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最终提出一系列针对性建议。     

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网络路径关系——基于我国长三角地区的实证研究

文章构建了一个"经济增长与金融发展网络路径模型"。在此分析框架内,采用网络路径分析方法,从"森林"而不是"树木"的角度研究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相互影响关系,对我国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内部机理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研究结论表明,长三角地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目前的关系是需求遵从为主,供给主导为辅。     

金融发展的角力：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的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差异不仅体现在东西之间与南北之间，相邻地区的发展差异也尤为突出，而金融发展中集聚与排斥效应的角力是不可忽视的因素。本文通过检验2004—2018年31个省份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金融集聚与金融排斥存在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相较于金融集聚，金融排斥的负向溢出效应更为显著，但是金融集聚能够有效缓解金融排斥对经济增长的负向作用。进一步剖析发现，在相邻地区金融资源的势差分布中，金融集聚的虹吸效应激发了金融排斥，由此形成非对称空间溢出效应，并且这种效应具有长期性特征，在人口密度较高的地区较为显著。此外，金融集聚的溢出效应源于金融效率的优化，金融排斥的溢出效应源自深化地理排斥、评估排斥和条件排斥。本文研究结论为解决中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中存在的不平衡问题、增强区域经济增长动力提供有益的政策启示。     

区域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1978~2006年的相关数据,从金融规模扩张、金融结构调整和金融效率变化三个角度对武汉市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的内在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市金融发展与二元经济结构之间具有长期的均衡关系。其中,金融规模的扩大强化了二元经济结构,金融结构的优化和金融效率的提高有助于二元经济结构的转换。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已有的关于FDI(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学者认为FDI技术溢出会显著地促进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利用中国1997年-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却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等四个方面检验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并测算出了引发积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门限水平。     

区域发展中金融支撑分析——以长三角为例

区域经济增长决定区域金融运行,区域经济发展愈来愈需要金融支持。区域金融将金融运行和发展置于一定的地理空间加以考察,不仅直接反映经济的区域性特点,而且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在很大程度上要借助于金融的区域化运行得以实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更凸显出区域性特征,区域经济发展与区域金融发展不可分割、互为条件。本文从区域经济学的视角,从长三角经济区域实际出发,探讨区域金融发展与区域经济之间的相互联系,从而构建适合长三角区域经济增长的金融支撑体系。     

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实证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城乡居民收入呈稳定性增长,但城乡收入差距也随之扩大。本文基于1978-2012年35年的中国时间序列数据对金融发展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关系做了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建立线性模型,结果显示:金融发展规模和金融发展效率都是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Granger原因,且金融发展规模的提高显著拉大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则有助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缩小。     

金融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关系研究——陕西省为例

本文对陕西省1997-2011年的样本数据对产业升级与金融发展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以及城市化是产业升级的原因。其中,产业合理化与金融发展规模、金融发展效率都存在单向格兰杰关系;金融发展效率是产业高级化的单向格兰杰原因,城市化与产业升级无显著的格兰杰关系。最后,为促进产业升级与金融发展提出建议。     

用科学发展观关注长三角金融合作与互动

近十年来，长三角经济总体发展迅速，经济实现了腾飞，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长三角经济”，并成为本世纪最具经济发展活力的地区之一。以上海为龙头的长三角挺起了中国经济的脊梁，领跑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征程。苏、浙、沪城市间、地区间、企业间相互来往空前频繁，金融互动效应已经显现，新一轮长三角金融合作热潮正在兴起。国家战略和经济金融互动，已经成为长三角金融合作研究的现实背景。如何拓展思路，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和加强两省一市间的金融合作与互动，对于加快长三角整体金融发展，形成长江三角洲的区域优势，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新视角

众多的决策者与学者相信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却表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并不明确，主要原因在于FDI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环境和条件（即吸收能力）的制约。近几年，金融发展成为东道国FDI吸收能力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文章对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分析，以期为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