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金融规模、效率及其对FDI溢出效应的影响研究——来自长江三角洲经济圈的实证分析和检验

FDI促进经济增长的能力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规模、效率)联系紧密。我国现有研究较多关注的是全国状况或者一个省区状况,本文则将研究视角定位于经济圈,选择我国FDI集中流入的长三角经济圈作为研究对象,将金融发展分解为量和质两个维度,对长三角经济圈的金融规模、效率对FDI溢出效应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论文实证分析和检验的结果发现:长三角经济圈金融信贷规模的扩大反而抑制了FDI技术溢出的吸收,而金融市场效率的改进所产生的效果则刚好相反,即能够显著放大FDI对区域经济的正贡献率。     

FDI资本效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分析

文章从增长的效率、稳定性和可持续性三个主要方面入手,分析了FDI资本效应对东道国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机制。FDI资本形成效应能够通过促进资金要素的持续稳定地供给影响当地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通过促进有效要素比例调整和经济结构优化促进当地增长效率的提升,通过对知识、技术等影响远期经济增长的因素的培育对当地增长的可持续性产生作用。同时,FDI资本冲击效应也给东道国经济增长带来了收支结构脆弱和金融动荡等不稳定因素。     

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研究——来自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证据

已有的关于FDI(对外直接投资)技术溢出效应研究文献中,大多数学者认为FDI技术溢出会显著地促进东道主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利用中国1997年-2009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对FDI技术溢出效应进行研究却发现,FDI技术溢出效应在中国不同的地区存在显著差异;运用门限回归模型,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地区开放程度、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地区金融发展程度等四个方面检验了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门限特征,并测算出了引发积极FDI技术外溢效应的门限水平。     

金融深化、FDI溢出效应与区域经济增长:基于1997～2004年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金融深化程度变量的内生增长模型,通过设定一个金融深化程度函数,并将其引入最终产品部门的生产函数,证明了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技术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采用我国1997~2004年3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结果也表明,金融深化程度是FDI溢出效应的决定因素之一。从实践来看,相对于我国现有的外资规模,我国的金融深化程度滞后是造成FDI溢出效应为负的原因之一。而且,金融深化程度的不同也是造成FDI溢出效应跨区域差异和阶段性变化的重要原因。文章最后针对如何推进金融市场化进程以获取正向FDI溢出效应提出了政策建议。     

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研究的新视角

众多的决策者与学者相信外商直接投资（FDI）有利于促进东道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实证研究结果却表明，FDI的经济增长效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却并不明确，主要原因在于FDI效应受到东道国自身环境和条件（即吸收能力）的制约。近几年，金融发展成为东道国FDI吸收能力研究的一个新视角．文章对国外学者在该领域的研究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与分析，以期为国内相关问题的研究提供借鉴。     

金融发展、FDI技术溢出与中国经济增长——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1990年-200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就金融发展水平决定的FDI溢出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影响的实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FDI通过其资本积累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这一作用有随时间而强化的趋势;金融发展具有放大FDI技术溢出效应的作用,并由此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正面影响,但目前来看这一影响还比较小;"金融抑制"现象依然存在并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但在经历了多年的金融体制改革之后,"金融抑制"现象已有所减轻,其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趋于减弱。     

金融发展、FDI与经济增长

本文基于拉姆齐—卡斯—库普曼斯模型,利用中国29个省、市、自治区1978～2004年的面板数据,研究金融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显示FDI在一定水平下,对东道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影响是非线性的,随着外资数量的逐渐增加,其对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的促进效应逐渐下降,FDI进入初期的正影响最终转为负影响,研究还显示FDI在数量一定的情况下,金融发展对本国资本积累和产出增长有正影响。金融发展通过有利于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为外资企业提供金融服务,将潜在的溢出效应转化为现实生产力,显著地促进了经济增长。     

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分析

运用索洛余值法实测方程,对FDI与GDP相关度及地区分布进行了分析,并运用FDI索洛剩余对经济增长技术溢出效应展开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当前物流FDI对经济贡献率不高,因此亟待提高物流FDI的引进质量,扩大物流FDI的引进规模,发挥物流FDI的溢出效应,提高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物流产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溢出效应分析

运用索洛余值法实测方程,对FDI与GDP相关度及地区分布进行了分析,并运用FDI索洛剩余对经济增长技术溢出效应展开分析,结果显示我国当前物流FDI对经济贡献率不高,因此亟待提高物流FDI的引进质量,扩大物流FDI的引进规模,发挥物流FDI的溢出效应,提高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     

区域经济增长与FDI技术溢出: 以京津冀都市圈为例

本文将京津冀三地1980～2003年的面板数据分割为1980-1992年、1981～1993年、……和1991-2003年等12个时间段，滚动检验FDI经由技术溢出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发现，1995年以前京津冀都市圈内存在明显的FDI技术溢出效应，而以1995年为拐点，FDI技术溢出效应逐渐消失，直至FDI与区域经济增长显著负相关。表明自1995年起京津冀都市圈的外资规模相对于内资而言已经偏大。同时，本文还对FDI的技术溢出效果比较明显的几个时间段进行了Granger因果性检验。最后，本文从跨国公司对当地市场结构变迁的动态影响，内外资企业能力差距的变动，跨国公司与当地经济联系紧密程度的变化等方面解释了在短期和较长时期内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变化。     

我国金融市场在FDI溢出效应中的作用分析

<正>一、FDI理论基础1、FDI理论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以通过三个作用渠道:作为"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直接影响;通过影响"国内资本积累",间接影响经济增长;以及通过"外溢效应"影响技术效率,间接影响经济增长。     

FDI溢出、金融市场与经济增长

当人力资本由外资生产部门转向国内生产部门或建立新企业时，FDI内生的技术溢出将成为可能，而新企业的建立需要向国内金融市场进行融资，因此，金融市场将起到FDI溢出与经济增长的重要联结作用，其效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到FDI溢出的效果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通过模型分析和数据检验，本文认为，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降低融资成本，促进人力资本学习水平上升进而导致其建立新企业的努力，意味着金融市场效率的提高将增加FDI的边际社会产出，FDI的溢出效应将在更大程度上影响经济增长。     

金融发展、中间品进口与技术创新——基于江苏省的实证分析

采用江苏省13个地级市2000—2014年的面板数据,将金融发展纳入CH模型并建立门槛模型,从金融发展的视角实证分析中间品进口和技术创新的关系。研究发现：江苏省中间品进口显著地存在基于金融发展规模的“双门槛效应”和基于金融发展效率的“单门槛效应”;金融发展规模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技术创新的边际促进作用先上升后下降,而金融发展效率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呈递增趋势。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和中间品进口的协同对江苏省的技术创新有不同程度的促进作用,同时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也要依靠R&D投入、人力资本和FDI的国际技术溢出等手段。     

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经验分析

本文通过设计金融发展规模、金融结构、金融效率等变量,运用中国1981—2002年间的时间序列数据对中国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Granger因果检验。分析结果显示,在1981—1991年间,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不明显;而当金融体系发展到一定程度时,这种因果效果才明显地体现出来,即在1992～2002年期间,金融发展成为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从不同金融结构、金融效率与经济增长的角度进行考察发现,在1992～2002年间,银行结构变迁与银行效率提升是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银行体系的发展对经济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而经济增长却是非银行结构变迁与非银行效率提升的直接原因,正是我国经济增长的必然要求促进了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在一定程度上的发展。因而,目前中国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处于银行体系“供给领先型”与资本市场“需求追随型”的混合阶段,这是中国经济成长过程的必然选择。     

FDI影响我国环境质量的现状及机理分析

我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规模年年攀升,有力地促进了我国经济的增长,但是否影响我国的环境质量正日益受到各界的关注。文章在分析FDI影响我国环境质量的现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究了FDI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3条途径对我国环境质量产生影响并提出相关的对策。     

FDI会影响地方政府效率吗?

本文以政府效率作为FDI社会综合效应的重要表征,在测算1996～2008年各省份地方政府效率及其分解值的基础上,实证考察了FDI对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FDI对地方政府效率产生了显著的负面效应,其中,FDI与地方政府的技术进步呈正相关但不显著,而与规模效率呈负相关且部分显著;此外,FDI对地方政府效率的影响与财政分权程度、教育水平、转移支付状况以及资本存量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如何改善招商引资策略和提高FDI消化能力来提高地方政府效率的基本思路。     

中国金融发展对贫富差异的作用

试图以经济增长为中间传导机制,结合金融发展规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经济增长与收入差距的影响来对金融发展规模和收入差距的关系为理论基础。并在此基础上利用1992～2009年的宏观经济数据,加入金融发展效率变量,对理论假设进行了实证检验。最后发现,在我国现阶段,金融发展规模的扩大会缩小收入差距,金融发展效率的提高则会扩大收入差距。     

政策优惠、经济环境影响FDI的动态效应与区域差异——兼论我国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

本文构建了政策优惠指数,利用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考察了政策优惠、经济环境等因素吸引FDI的动态效应和地区差异。结果表明政策优惠对FDI的影响显著,但相对经济规模、市场经济程度等经济环境因素,其影响作用较低且不断减弱,这种影响效应存在动态时滞性和区域差异性。本文还从内资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区域经济增长、国际收支和人民币升值压力四个角度论述了政策优惠的"负效应",说明了我国两税改革的必要性和时效性。     

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研究

以2002～2019年为样本区间测度中国经济金融化，并实证分析其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经济金融化对实体经济增长具有正向影响，但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只有位于合理阈值时，经济金融化才能最大限度地与实体经济相匹配，达到增长效应的最大化；两者之间呈倒U型关系，且具有时变特征，其中短期冲击影响更明显。因此，必须深入推进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把控经济金融化的“度”,提升经济实体化的“质”,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增长，助力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     

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

人们普遍认为,外商直接投资(FDI)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但是,理论的实现需要有一个前提,即东道国必须有一个相对发达的金融体系。文章主要研究中国经济增长与外商直接投资间的关系,特别是基于金融发展的视角进行实证检验,通过建立包括GDP、FDI以及交叉项的VAR模型进行研究。特别是,交叉项等于FDI乘以金融发展指标,引入该因子解释了由金融业发展所影响的外商直接投资,并且选取了两个可以代表中国金融业发展水平的因素:银行部门和股票市场。在银行部门中,FDI对经济增长的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然而,这种影响的程度是有限的;而在股票市场中,FDI和金融发展的交互作用没有对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FDI之间的关系产生重大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