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性约束、收入不平等与农户消费

基于CFPS 2014—2018年数据，从收入不平等和流动性约束相互作用的视角研究农户消费问题。研究发现：第一，基尼系数每下降0.1，农户消费水平将在现有基础上提高20.31%；基尼系数下降至0.350，则会增加32.155%的农户消费。第二，借钱被拒绝过的农户家庭面临较强的流动性约束，其消费水平小于借钱没有被拒绝过的农户家庭。第三，收入不平等会强化流动性约束的挤出效应，间接降低农户家庭人均消费。以上结果在考虑内生性问题后仍然成立，但是存在明显的异质性。第四，收入不平等会显著抑制农户的生存型消费、发展型消费、福利型消费、房贷型消费和其他类消费，而流动性约束只对前三者有显著的抑制效应；间接效应只在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中显著。     

异质性消费者、住房资产与城镇家庭消费支出

本文根据家庭流动性资产配置行为将异质性消费者识别为受流动性约束(hand-to-mouth)家庭与不受流动性约束(non-hand-to-mouth)家庭，探讨了住房资产对家庭消费的影响是否在这两类家庭中存在显著差异，以及产生差异的原因，并进一步讨论了住房资产如何影响这两类家庭之间的转换。使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2015—2019年三轮追踪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样本期内总体上住房资产对城镇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为正，但不受流动性约束家庭显著高于受流动性约束家庭，说明持有较多流动性资产家庭的住房资产对消费的正向影响更大。从机制上分析，相较于受流动性约束家庭，不受流动性约束家庭住房资产提升信贷可得性的效应更大，并且更能通过财产性收入的获取来促进家庭消费。异质性家庭动态转换的分析印证了住房资产的增长有助于受流动性约束家庭转换为不受流动性约束家庭，并通过这种转换进一步促进家庭消费能力增长，而住房债务负担则需保持在一定限度内，才能发挥促进消费的作用。     

基于持久性收入假说的中国农民消费分析

影响农村居民消费需求的因素很多，文章选择弗里德曼的持久性收入假说分析我国农民的消费问题，并运用农民消费的历年数据进行计量经济学分析，进而从增加持久性收入和提高持久性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两方面提出增加农民消费的政策建议。     

劳动者收入与扩大消费需求——基于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背景

在经济增长模式转型背景下研究我国劳动者收入问题对于扩大消费需求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当前我国劳动者持久性收入过低以及持久性收入的不稳定性、预防性特征抑制了居民消费需求的增长;劳动者暂时性收入的不确定性特征降低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如果能够通过大幅增加劳动者的持久性收入,就可以使劳动者形成对未来收入的稳定性预期,这对扩大国内消费需求和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为提高劳动者收入和扩大居民的消费需求,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建立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创新金融工具。     

关于持久收入、暂时收入与消费关系的实证研究

消费是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之一,因此消费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基于为扩大内需、刺激消费的政策寻求理论上的借鉴,本文利用1978—2003年度数据,通过建立模型,对我国居民的现期持久收入、现期暂时收入与现期消费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居民消费主要取决于居民的现期持久收入。     

欠发达地区农民消费与持久收入假说——以重庆为例

论文采用了弗里德曼和苏良军的分解方法得到持久收入、暂时收入,并运用分位数回归(quantile regression,QR)方法验证持久收入假说,结果表明持久收入假说失灵。进一步实证分析发现,超过60%的重庆农村居民按照当期收入消费,重庆农村居民的消费对当期收入表现出相当程度的过度敏感性,这是持久收入假说失灵的原因。研究还发现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对重庆农村居民消费具有显著性影响,而流动性约束却没有显著性影响。     

房价变动与中国城市居民消费

本文对房东和租客分别建立两期房价与消费关系模型,使用中国35个大中城市1996～2008年家庭数据考察了房价变动对居民消费变动的影响。检验结果发现,第一,房价对家庭住房面积和非住房消费影响为负。第二,家庭收入对家庭住房面积和非住房消费影响为正。第三,股市回报对非住房消费财富效应显著,但对家庭住房面积无财富效应。第四,家庭住房面积对非住房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但非住房消费对家庭住房面积无挤出效应。第五,家庭储蓄对家庭非住房消费存在挤出效应,但对家庭住房面积不存在挤出效应。     

农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以1985—2008年河南省数据为例

文章利用扩展线性支出系统模型,以1985—2008年河南省数据为例,分析了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和农村居民家庭消费需求收入弹性,测算了农村消费需求时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与拉动率。研究结果表明：河南省农村消费对经济的贡献率很小,大部分是依靠城镇消费和政府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河南省农村市场不论是生活消费品还是生产资料的需求潜力巨大,开拓未来河南省农村消费市场大有可为。     

健康冲击、数字普惠金融与家庭消费

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分析健康冲击对家庭消费的影响,以及数字普惠金融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基于固定效应模型的实证结果表明,健康冲击显著降低了家庭的非医疗消费支出,但数字普惠金融能有效地减轻这种影响;同时就分指标而言,数字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一级维度中的覆盖广度和使用深度,二级维度中的信贷、保险、货币基金以及支付这四个子指标均显著地平滑了冲击下的家庭消费。就作用机制而言,数字普惠金融主要通过缓解家庭流动性约束和强化非正式社交网络来帮助家庭应对健康冲击对消费的影响。异质性分析的回归结果显示,健康冲击对中西部地区、户主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及金融素养水平较低的家庭影响更大,同时这种影响还与冲击的程度正相关,进而数字普惠金融的积极作用在这部分家庭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阐述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金融包容性的重要现实意义,并在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改善家庭福利、防止因病致贫返贫的积极作用。     

家庭收入流动性分解测度、税收负担及制度改革效应分析——基于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收入流动性是动态反映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指标，主要被用来考察社会个体收入分布的机会均等程度及时间路径。本文探索税收对家庭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和制度改革效应，从福利主义视角将总收入流动性分解为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两个指标，利用有限信息极大似然估计两阶段法，结合中国家庭微观追踪调查数据，检验了个税负担、税改带来的减税规模、地区和收入阶层差异对三类收入流动性的作用机理。研究发现，总流动性、交换流动性和结构流动性三者对家庭个税负担的反应程度依次降低；个税制度改革前后的减税规模对交换流动性的影响大于结构流动性，并且呈现出显著的地区和收入阶层之间的异质性，即东部地区和高收入阶层的总收入流动性受到减税规模的正向冲击最大，而西部地区和低收入阶层的减税规模对总收入流动性的影响较小或者甚微。此外，个税免征额比重与高收入家庭、低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之间存在着显著的非线性关系，工资额既定的前提下，提高免征额有利于增强高收入家庭的收入流动性，而低收入家庭却与之相反；每个家庭挣工资人数的差异也会导致个税负担对收入流动性产生截然不同的作用。有鉴于此，结合个体、家庭、地区和收入阶层的特征设置富有弹性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对...     

广东省居民预防性储蓄、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基于协整的分布滞后模型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长期协整的分布滞后模型和多变量向量误差修正模型来度量广东省城镇居民1978-2006年预防性储蓄、投资与消费关系。实证研究表明：当期消费与滞后一期的消费、当期收入、当期实际利率、当期和滞后一期的不确定性因素具有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而短期内不确定性因素与消费呈负相关，预防性储蓄和投资行为的逐步加强抵消了由于利率的下调对消费的促进作用。短期内各影响因素都会发生波动使得模型偏离长期均衡状态，但只是程度较小的暂时性偏离。     

居民收入、心理预期及其商品房价格波动

选取不同收入水平城镇居民1998～2009年的收入、消费面板数据,考察房价波动对收入和消费的影响,引入宏观经济和房屋抵押效应控制变量,利用房屋租赁价格构造房屋销售价格的工具变量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房价波动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消费间存在必然的因果关系,不同收入水平的城镇居民存在明显的消费差异。房价上涨对所有收入水平城镇居民的消费均有挤出效应,房屋财富效应则不明显,当期可支配收入是决定城镇居民房地产消费的最重要因素。     

持久收入理论与我国城乡居民消费——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本文运用基于持久收入和暂时收入的两种分解方法的省际面板模型检验了持久收入理论的三个假设。结果发现,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与其持久收入均显著相关。我国城镇居民消费与其暂时收入显著相关;安徽、黑龙江、吉林、陕西、甘肃、青海、云南和海南等省农村居民的暂时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等于零,而其他省份的不等于零。"λ假说"检验表明,我国城镇和农村居民消费对当期收入都是过度敏感的,导致PIH的局限性。选择误差修正项的绝对值表征不确定性和远期的流动性约束对城镇(或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不确定性和远期的流动性约束对城镇(或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明显的负面影响。农村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强度大于城镇居民。     

为什么中国文娱消费偏低?基于人口年龄结构的解释

促进文娱消费对于拉动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至关重要，但我国居民文娱消费增速偏低，对此学界还欠缺足够的经验论证。文章基于人口年龄结构视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2016）考察中国城镇居民人口年龄结构变迁对文娱消费的影响。实证结果发现：整体而言，城镇家庭少儿人口占比具有显著的文娱消费需求效应，但家庭老年人口占比增加对文娱消费需求形成挤压；进一步研究发现，文娱消费需求效应伴随少儿的成长表现更为旺盛，而老年阶段的文娱消费需求随着年岁增长愈加不敏感。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收入水平和教育程度能够正向调节家庭老龄化的文娱消费需求效应，在收入水平更高、教育背景更好的家庭，人口老龄化对文娱消费的挤出效应愈不明显；在教育背景、健康状况更优的家庭，少儿抚养数量增加带来的正向文娱消费需求会被部分挤出。旨在促进城镇居民文娱消费的政策应该顺应我国人口结构变动规律，充分尊重不同年龄消费群体的文娱消费选择及习惯，重点关注"多子化"、高收入、高学历家庭的文娱消费需求，在全面提高居民收入水平的基础上，培育发展壮大细分文娱产业和消费市场，让更多居民对文娱"能消费"、"愿消费"。     

财政冲击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挤出效应研究——基于OECD国家的PVAR估计

财政支出究竟是挤入还是挤出了私人消费,与财政支出的构成有关。本文基于18个OECD国家的数据样本,在对财政支出采用了更加细致的分类基础上,用PVAR方法分析了各种财政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冲击效应。研究结论表明:首先,财政总支出挤出了私人消费;其次,财政投资支出也是挤出了私人消费;而财政消费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冲击效应却是正的;从趋势来看,财政投资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冲击效应大于财政消费支出的冲击效应,而且更具持久性;最后,从财政消费的分项看,财政工资消费挤出了私人消费而财政非工资消费挤入了私人消费,但是财政非工资消费对私人消费的挤入效应大于财政工资消费对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本文的研究对相关的理论研究、实证研究以及宏观管理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广西城镇居民收入与消费关系研究——基于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

文章利用误差修正模型对广西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进行协整分析,结果表明广西城镇居民实际收入和实际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的协整关系,当期收入和长期均衡对居民消费均具有较强的制约作用,进而提出了增加收入提高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大力发展信贷消费等建议。     

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期内替代与跨期替代

要本文以 Amano 和 Wirjanto 永久性收入模型为基础,研究1960～2003年期间中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之间的期内替代弹性以及两者各自的跨期替代弹性,并结合新的理论发展,检验政府和居民消费之间的互补(替代或无关)关系。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后政府与居民消费行为发生了结构性转变:政府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有了明显的下降,而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及两者之间的期内替代弹性则有了显著的上升,且改革后政府和居民消费仍然保持着互补关系。本研究也指出,现阶段扩大内需的关键在于降低居民消费跨期替代弹性、促进当期消费,同时我们不能过度依赖扩张性财政政策,因为随着跨期替代弹性的下降以及期内替代弹性上升,政府与居民消费将由互补过渡为替代关系。     

城乡居民国内旅游消费与收入关系的实证研究——基于相对收入假说

本文对1994-2016年间我国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人均旅游消费变化趋势进行分析,发现城镇居民人均旅游消费很大程度上受经济水平和社会安全的影响,而农村居民人均旅游消费与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变化具有同步性;从基于相对收入假说的消费模型可以看出,城乡居民的收入与消费习惯对当期的旅游消费影响显著。     

中国家庭消费:抑制根源与刺激政策选择

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以来,消费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而最近新冠疫情的爆发,使得许多家庭流动性迅速枯竭,导致消费数据断崖式下滑。在此背景下,研究流动性约束对家庭消费的影响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借助微观家庭调查数据,从流动性约束的视角研究了中国家庭消费问题。具体而言,本文构建了不同的家庭流动性指标,研究了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的影响,发现无论采用何种衡量指标,流动性约束均显著抑制了家庭消费。进一步地,本文从消费异质性的视角,研究了流动性约束对消费结构、异质性消费者的影响,结果表明,流动性约束对发展型消费的影响大于生存型和享受型消费,富裕型HtM(Hand-to-Mouth,流动性资产不足)家庭的消费受到流动性约束的抑制作用低于贫穷型HtM家庭。本文的分析为中国家庭消费不足提供了新的解释,同时也为政府实施消费刺激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中国农村医疗消费行为变化及其政策含义

收入对医疗消费的直接效应表现为医疗消费随收入水平提高而增加;收入的间接效应是指收入下降导致了健康水平下降,从而医疗支出增加。本文采用中国健康和营养调查(CHNS)数据,用一个医疗决策模型和医疗支出模型估计了中国农村医疗支出和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在1989年,收入的间接效应大于直接效应。到1997年,收入水平对医疗支出的影响变得不显著。究其原因,这一时期的收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均发生作用且作用相当,由此可见低收入农民面临收入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的双重影响,其结果可能是低收入的农民贫困程度进一步加深和健康水平进一步下降。因此,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增加对低收入农民的转移支付,建立医疗保障制度的必要性更加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