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支持新疆乡村振兴的实证研究——基于系统耦合视角

文章通过构建乡村振兴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对新疆2008-2017年乡村振兴和金融支持之间的耦合作用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新疆乡村振兴与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均呈现缓慢增长态势;二者的耦合情况一直处于中度耦合低度协调层次;农民生活富裕对金融支持的影响最为显著,生态宜居次之,金融支持效率是影响乡村振兴最重要的因素。在未来的发展上,新疆应面向乡村市场需求,聚焦农民增收,提高金融支持效率,实现乡村振兴和金融可持续间的耦合协调发展。     

基于熵权-TOPSIS法的乡村发展评价及障碍因子诊断

目的 基于《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的主要考核指标,系统剖析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乡村振兴水平空间差异及其障碍因子,对掌握乡村发展实绩、发现乡村发展短板,纠正乡村发展偏差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采用熵权TOPSIS评估当前背景下乡村发展现状;运用“障碍度”模型,探讨影响乡村发展水平提升的障碍因素。结果 （1）北京、上海、天津、江苏、浙江、广州等地区的乡村综合发展水平与城市经济状况密切相关。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高的农业省,产业兴旺水平较高,经济发达地区、生态农业省生态宜居。尽管全国乡风文明水平并不高,仅上海、北京为理想状态,但全国乡村治理水平较高,生活富裕水平与城市经济和乡村农业发展水平关联紧密。（2）主要障碍因子分为4类。产业类：农业技术贡献率、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农药化肥施用强度、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生活类：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农村信息化程度、农村恩格尔系数;生态类：农村公共厕所卫生情况、村生活污水处理程度;治理类：农村家庭美德覆盖率、乡村治理参与程度。北京、上海、天津等城市经济发达的地区障碍因子主要为产业类与生活类。结论 基于上述结果,各地区各部门在乡村振兴实施过程中应定期监测、评估乡村振兴的实施绩效,及时发现乡村振兴的短板,确保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每一步高质有效。     

超大城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耦合协调性及障碍度研究——以北京市为例

目的 乡村治理效能的提升是实施乡村振兴和实现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要根基,研究超大城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的耦合协调发展对促进乡村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作用。方法 文章选取拥有超大城市典型特征的北京市为例,通过构建北京市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评价体系,以熵值法和加权法对2001—2020年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发展水平展开了评价,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探讨两者之间的耦合发展演变规律,运用障碍度诊断模型对制约北京市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水平的障碍因子进行了分析。结果 （1）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振兴处于良好的发展态势,其中地区生产总值、农林牧渔业产值和教育经费是制约该市乡村振兴发展进程中的主要障碍因子。（2）同时北京市乡村治理评价分值呈现为扩散的“W”型结构,2009—2018年乡村治理协调指数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缓慢发展阶段,直到2019年,开始呈现较为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农村居民家庭恩格尔系数和水土流失治理面积是该超大城市乡村治理水平的主要障碍因素。（3）2001—2020年北京市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结论 超大城市乡村区域需要不断提升农业现代化水平,继续加强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乡村生态建设,改善乡村生态环境,创新治理方式,提高自治能力;充分发挥治理内生动力,挖掘乡土文化价值;促进产业振兴,实现人才回流,以协调乡村治理和乡村振兴共同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的评价及路径优化——基于辽宁省调研数据

乡村振兴战略是统领现代化进程中农业农村发展的总规划,对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进行合理评价,是有效解决乡村振兴战略发展中的突出问题、补齐现实短板、破解重大难题的基础性工作。本文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作为二级指标,并选择15个三级指标和46个四级指标,构建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评价指标体系,运用2018年中国乡村振兴战略智库辽宁省106个村、1175户农户数据,分析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现状及面临的挑战。现阶段,辽宁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成效达到目标值的57%,达成率最高和最低的方面分别是治理有效(84%)和乡风文明(38%)。根据目前辽宁省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进程中存在的部分基础设施资源错配、村两委创新意识和环保意识有待提高、村民自治实践较少等问题,提出应因地制宜制定乡村振兴实施方案、加强村两委创新和环保培训、引导和鼓励村民参与自治实践等政策建议。     

中国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耦合关系及空间效应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对推动农村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文章以2011-2018年中国30个省为研究对象,测算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进而测度两者耦合协调度,分析其空间相关性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数字普惠金融与乡村振兴综合发展水平呈整体上升趋势,而乡村振兴发展总体相对滞后。其次,两者耦合协调程度逐渐向有序、协调的高水平阶段迈进,空间上呈“东高西低”。最后,耦合协调度在空间上正向溢出效应明显,政府干预程度、对外开放程度、经济发展水平、数字基础设施以及城市化水平等推动两者协调发展。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农业财政投入,科学制定发展规划,优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等,以促进两者协调发展。     

县域乡村振兴指标体系构建及其评价*——以广东德庆县为例

[目的]乡村振兴战略下县域尺度的评价指标较为缺乏,构建县域层面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为丰富乡村振兴评价提供参考借鉴。[方法]研究围绕乡村振兴战略的"二十字"方针,结合《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主要考核指标,尝试性构建了县域层面的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包括5个二级指标与34个三级指标,采取熵值法评价了2009—2017年德庆县乡村发展现状水平,并根据县域乡村振兴规划目标测算了乡村振兴发展目标值。[结果]2009—2017年德庆县乡村发展总体水平不高,综合得分在0.06～0.1。该期间乡村发展表现为两个特征:2009—2013年乡村发展指数年均增速5.5%,增长平稳; 2014—2017年乡村发展指数年均增速4.6%,增长放缓。同时,对标2018—2022年县域乡村振兴规划还有较大的差距,需要加快发展速度。从乡村振兴各维度看,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所占的权重较大,表明在乡村振兴战略中产业兴旺和生态宜居是最主要因素,随后是生活富裕、治理有效和乡风文明。[结论]德庆县是广东中西部山区县,农业产业化程度有待提升,一、二、三产融合亟待加强,生态优势尚未转化为产业优势。随着《德庆县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实施推进,乡村振兴需加快发展速度,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5方面全方位发力,最终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目标。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绩效评价研究以太原市王吴村为例

目的 发展乡村旅游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有力举措,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科学评价乡村旅游引导的乡村振兴绩效不仅可以衡量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贡献率,而且是把握乡村发展方向、提高乡村效益、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基础。方法 文章运用层次分析法,借鉴前人构建的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体系,基于乡村旅游对乡村振兴的促进作用,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出发,创新地构建了乡村旅游引导的乡村振兴绩效评价体系;并以太原市王吴村进行实证研究,运用加权平均法和因子分析法对王吴村的乡村振兴绩效进行评价分析。结果 2019年王吴村乡村振兴绩效综合得分为95.41分,乡村振兴绩效处于优等等级,其中旅游在产业兴旺和生活富裕方面有显著的推动作用,但对乡村治理成效较弱。结论 在坚持产业和生活高效推动的同时,王吴村要提升生态宜居和乡风文明程度,改进乡村治理方法,提高治理效率。     

开创江苏乡村振兴的崭新局面

正党的十九大作出了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决策。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按照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对乡村振兴作出了顶层设计;江苏省委一号文件聚焦贯彻落实乡村振兴,对照中央确定的"时间表",从江苏实际出发,     

乡村振兴要不断创新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乡村振兴战略,并提出"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20字方针,上海市也相应出台了《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实施方案(2018—2022年)》等文件,聚焦"农村美,农业强,农民富",探索一条农业持续发展、农村面貌持续改善、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新道路,打造上海乡村发展的新面貌。     

增强内生动力 推动城乡融合 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出台

正为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乡村振兴战略,推动落实"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总要求,根据《上海市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以下简称《战略规划》)、《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远景目标纲要》。上海市乡村振兴"十四五"规划最近重磅出台。     

中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分析

目的 科学客观地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探寻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区域差异及动态演进趋势,以期为实现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推动农村发展提供理论支持与政策建议。方法 文章从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5个维度构建乡村振兴发展水平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测算2009—2018年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和西藏）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利用Dagum基尼系数研究区域差异,并根据Markov链分析动态演进趋势。结果 全国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呈现波动上升趋势,且各地区间的发展水平存在非均衡性,表现为东部＞中部＞东北＞西部的分布特征;在区域内差距上,东部区域内差异最大且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在地区间差距上,东部—西部地区间差距最大但呈现逐渐缩小趋势;从动态演进趋势来看,中国整体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处于由低阶段、中低阶段向中高阶段、高阶段快速发展提升的时期。结论 充分考虑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的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结合资源禀赋协调区域差异,切实实现各地区乡村发展能力的提升和优化,保障乡村振兴的有序平稳进行。     

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测度

［目的］通过对山西省的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研究，对其耦合发展阶段进行分析，对山西省的乡村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方法］基于耦合协调度评价模型对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进行测算。［结果］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在03~07，处于中等耦合阶段，两者的发展水平进步较快； 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其中2010—2012年为低度耦合协调水平， 2013—2015年为中度耦合协调水平，在2016年达到高度耦合协调水平。［结论］(1)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综合评价值以及两者的耦合协调度D在2016年均处于近7年最高点，但耦合度增长迟缓，今后应注重两者的融合发展，更好地推进城乡一体化、美丽乡村以及产业转型升级，充分挖掘乡村资源价值，以促进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的全面协同发展；(2)山西省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耦合度增长态势明显，耦合效应明显，协调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对山西省乡村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地意义；(3)山西省乡村旅游和乡村振兴耦合发展可分为起始发展阶段和稳定发展阶段，耦合度从2012年起长期处于稳定的中度耦合状态，但耦合协调度增长趋势明显。     

广东省乡村振兴发展测度及路径选择研究

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是广东基本省情和突出短板。本文在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构建广东省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23个评价指标,并利用主成分分析与聚类分析法对2018年广东省各地区乡村发展现状进行评价,得出了推动广东乡村振兴发展需要同时兼顾经济发展、环境保护和文明建设的结论。     

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耦合协调研究基于黔南州喀斯特地区的实证

目的 通过对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对该地区乡村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方法 文章在构建发展水平指标的基础上,采用熵值法和层次分析法评价2005—2019年三者系统的发展状况,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乡村旅游发展与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度。结果 （1）黔南州石漠化治理、乡村旅游发展和乡村振兴成效的综合发展水平均呈显著上升趋势,三者系统发展均受国家政策影响较强。（2）黔南州乡村旅游发展和石漠化治理的耦合大致由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向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演化。两者系统耦合协调等级由严重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3）乡村旅游发展与乡村振兴成效的耦合度大致分为低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低水平高速率发展阶段和高水平低速率发展阶段。两者系统协调等级由中度失调逐步发展为中间协调,尚存在一定提升空间。结论 高质量发展乡村旅游产业是助推黔南州乡村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优选之路。     

河北省乡村振兴战略与乡村旅游发展计划耦合研究

[目的]探讨乡村振兴战略和旅游发展的耦合关系,以期为乡村的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撑。[方法]以河北省为例,通过构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系统,采用层次分析法确定权重,进而通过耦合模型计算两者的协调度。[结果](1)河北省各个市区的乡村振兴战略系统的得分介于0.784 2～1.572 3,其中石家庄的得分最高(1.572 3),其次是邯郸(1.404 8),邢台(1.397 4),而承德的得分最低(0.784 2);(2)乡村旅游系统的得分介于0.768 7～0.954 7,其中石家庄得分最高(0.954 7),其次是廊坊(0.927 6)、保定(0.925 3),但就整体而言,河北省各个市区的乡村旅游发展水平差别较小;(3)河北省大部分市区的乡村振兴战略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处于较高以上水平,其中石家庄和邢台的耦合协调度分别为0.986 8和0.923 2,处于高度耦合水平;唐山(0.849 5)、秦皇岛(0.853 3)、邯郸(0.881 9)、保定(0.864 2)、张家口(0.813 3)和廊坊(0.890 4)处于较高耦合水平;沧州(0.764 4)和衡水(0.726 8)处于中度耦合水平;而承德为0.695 5,处于低度耦合水平。[结论]分析河北省各市区乡村振兴和乡村旅游发展的耦合程度,对于全省乡村均衡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陕西省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研究

目的 定量评估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以期为该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提供参考。方法 文章选择2012—2021年陕西省的相关指标数据,采用熵权法、综合指数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空间相关性模型进行分析,并结合ArcGIS软件和GeoDa软件对两者空间差异和耦合发展时序变化进行分析。结果 （1）2012—2021年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逐年递增趋势,其中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的空间差异逐步缩小,趋向均衡发展,新型城镇化空间差异变化不大;（2）各区域内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整体呈现上升趋势,城乡发展不均衡性得到改善,在空间上表现为北高南低的分布态势;（3）随着各地区水平提升的不同,耦合协调水平的区域差距加大,个别城市存在明显的单系统发展滞后问题,陕南地区受区域高水平城市带动效应不强。结论 陕西省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正处于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阶段,两者发展趋势呈正相关,未来需加强区域间合作,突破区位限制,推动陕西省向多元化驱动的城乡协调发展,促进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的有效结合与高质量发展。     

四川省乡村振兴的战略目标与路径分析

［目的］乡村振兴作为我国工农城乡关系发展到新阶段的新战略，是我国在新时代做出的战略抉择。以实例为基础，深入研究实施乡村振兴中的目标、重点、实现路径等，有助于科学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方法］文章根据已有研究成果和实地调研情况，运用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四川省乡村振兴过程中的制约因素、目标、重点及战略路径。［结果］四川省乡村振兴的现实基础与浙江、江苏等沿海省份差距较大，主要制约因素有土地细碎化、农产品竞争力不强、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乡村生态环境有待改善、多层次人才匮乏和治理能力面临挑战等。［结论］明确了四川省乡村振兴要以涉农产业蓬勃发展、生态环境根本改善、文明乡风基本形成、乡村治理体系更加完善和生活富足为目标，以衰退地区和深度贫困地区作为重点，以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为核心，以村庄整治和宜居乡村建设为突破口，以贫困人口同步小康为关键，以激活土地要素为措施，以壮大集体经济为抓手，通过“融合”“绿色”“善治”“人文”“差异”和“激活”六大战略路径实现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