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感性秩序崩解及其重构

基于自然秩序的感性秩序,贯穿于人类社会变迁过程,无论是在传统社会还是现代社会,都是社会秩序的基本形态。对于中国传统共同体性质的乡土社会而言,感性特征更为明显。感性秩序传统型塑了转型期中国乡村的秩序形态。近代以来,在理性化、商品经济以及国家政权建设的现代化浪潮冲击下,中国乡村感性秩序趋于崩解:在社会结构层面,村落社区解构和家庭功能缺损破坏了乡村社会的伦理秩序基础;在社会行动层面,乡村感性秩序赖以存在的社会资源日益减少。因此,从感性秩序理解中国乡村社会结构和农民行动,充分发掘乡村感性秩序资源,形成国家与农民、市场与乡村社会以及城市与农村的良性互动,是实现中国乡村秩序重构的基本路径。     

乡村治理法治化现状分析及实现路径

乡村治理法治化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环节,而且乡村因其自身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发展需要,亟须法治保障。同时,乡村法治化也面临着治理主体断层,机制不健全以及法治土壤不成熟的困境。倡导多元化治理机制,强化法治制度保障,优化法治环境并改善治理主体机制才能达成良法善治的目标。     

中国乡村治理结构的未来发展方向

乡村发展史本质上是一部乡村治理结构的演进史，其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呈现出深刻的历史与实践逻辑。随着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全面实现乡村振兴的战略对乡村治理结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基于此，推进我国乡村治理结构的创新发展需要坚持党的领导，为乡村社会结构的未来发展提高政治保障；营造良好的乡村法治文化环境，形成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聚焦乡村治理问题，找准乡村治理重点，最终实现乡村治理结构的科学发展及社会管理的和谐有序。     

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分析

现阶段,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社会结构性失衡、基层组织号召力偏弱、内部发展动力不足、民间诉求多元化凸显等困境,应通过政治引领、自治聚力、法治保障、德治教化、智治支撑等"五治融合"措施,加强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振兴。     

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治理“三治融合”的实践与借鉴

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三治融合"治理经验为实现乡村善治提供了借鉴和启示意义。依法自治,把村民自治严格纳入法治框架。强化法治,突出乡村治理的法治思维和制度性供给。弘扬德治,与自治、法治形成刚柔并进的治理格局。从河南省先进村镇乡村"三治融合"经验可以得出,党建引领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政治保障,乡村集体经济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物质保障,"共建共治共享"理念为乡村有效治理提供思想保证。     

内生性与外生性的联动——乡村治理从疏离走向融合的路径选择

在"政权悬浮"的传统乡村社会逐渐消亡的情况下,新的"制度嵌入"没有完全形成和稳固现代化社会资本,导致乡村治理受到掣肘——乡村治理的主体与场域、村民与村民、村民与村干部等的疏离化。随着国家权力的上移及政治现代化的诉求,以新型乡贤精英、乡规民约和乡村社会组织为代表的内生性力量在乡村治理中重获发展空间,此时要整合村民自治制度、法治规范及基层自治组织等外生性力量,融入到现代乡村内生性力量的培育和形成过程,打破"制度嵌入"对内生性力量形成的障碍,形成"内外联动",引导乡村内生性与外生性力量真正融合,提高乡村治理效果。     

新时代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乡村治理现代化是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的关键所在,是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客观要求,也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发展阶段,中国社会已经处于由乡村中国向城镇中国、农业中国向现代化中国的转型时期,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中,突出存在基层政府行政管理与乡村社会自我治理不平衡,乡村自治、法治、德治融合不充分的现状与基本特征,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必然要求。文章从乡村治理存在的问题出发,提出加强乡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建设、构建“多元共治”治理格局、转变乡村公共产品服务模式、提升自治、法治、德治水平等基本对策,确保乡村振兴顺利推进。     

秩序选择：新农村建设法制化的思考

农村法治秩序的建立是依法治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共键.然而,乡村社会由于传统伦理秩序的惯性作用、经济文化的相对落后和立法执法的时常缺位等原因,致使法治秩序的建立不尽理想.现实农村法治秩序的建设除应完善具有乡土特色的农业立法体系和执法机制外,应加快城乡一体化建设.同时,还应进一步强化政府的服务职能,扩大基层民主.     

清末民初乡绅阶层流变的原因及其影响

在中国乡村治理的历史叙事中,传统乡村社会形成了"县政绅治"的秩序逻辑与治理模式。清末民初,日益深重的帝国危机与现代化浪潮的冲击,促使清政府全力打造一场以"新政"为肇始的大规模制度变革,成为近代中国社会转型"、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开端。"新政"改革进程中的科举之废与新学之兴,直接中断了传统士绅的常规继替,并引致乡绅阶层的流变。乡绅阶层流变,解构了帝制时代超稳定的"县政绅治"秩序,引发了近代以来中国乡村治理的第一次系统性危机,具体表现为民间统治精英的异化、乡村治理模式的僵化,以及"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等。乡村治理危机呼唤着秩序的重建,也孕育着革命的发生。     

中国乡村治理的制度与秩序演变——一个国家治理视角的回顾与评论

本文从国家治理视角回顾了中国对广袤乡村疆域的治理。在漫长的国家乡村治理进程中,乡村的秩序既取决于国家攫取的程度和方式,也取决于国家与代理人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和代理人的行为,以及作为乡村治理基础的非正式制度的作用。中国的国家乡村治理经历了从传统乡土社会时期的县政村治——集体化时期的国家全面控制——改革时期的乡政村治——城乡统筹时期的国家治理的演变和回归。国家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改变的目的是矫正上一个时期的治理弊端和问题,但迄今有效的国家乡村治理结构与秩序并未形成。中国四十年改革开放带来乡土中国向城乡中国的转型,城乡中国下的国家乡村治理出现大变局,非正式制度规则与秩序进一步演化与变迁,国家正式治理的成本收益结构发生变化。在新的发展阶段,必须形成与乡村转型相适应的乡村治理制度安排,提高国家直接治理的绩效、完善与乡村治理半径相适应的委托代理制度安排,进行村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力量平衡,形成更有效的乡村治理秩序。     

让城市文明之花在农村绽放——成都市党建引领提升农村社区发展治理水平工作纪实

正乡村是国家治理的基石。乡村治理的好坏不仅关系着乡村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更是关系到党的执政基础与国家治理现代化建设。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方面提出了新要求。因为实际情况不同,每个地方的乡村在治理上也呈现出不同的特点。本刊开设"乡村治理"栏目,将陆续推出一批在乡村治理方面的典型经验,以期各地在推进乡村有效治理工作中有所借鉴与启迪。     

道德“红黑榜”与“三治结合”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需要分析自治、法治、德治之间的相互关系,而理论分析也需要紧密结合当前的乡村治理实践。道德"红黑榜"即是当前某些乡村地区出现的新型乡村治理措施,并且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果。道德"红黑榜"既重视弘扬孝老爱亲、重义守信、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标准,同时又增加了脱贫扶志等契合时代需要的新标准。在评选程序方面,道德"红黑榜"坚持村民自治,注重强调公开、公正、公平,坚持奖惩教育相结合,从而激发乡村内生自治活力。同时,乡村社会法治建设为道德"红黑榜"提供了相应的法治保障。道德"红黑榜"在不同层面发挥了积极的德治功能、自治功能、法治功能,有利于"三治结合"现代乡村治理体系的健全。     

乡村治理的理论创新及其实践探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研讨会综述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为贯彻落实乡村振兴战略,实现"治理有效"的发展目标,2018年10月27-28日,《中国农村经济》杂志社、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陕西省乡村治理与社会建设协同创新研究中心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主办了"落实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华东理工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云南大学、重庆大学、华中师范大学、国家行政学院、甘肃省委党校等40多个高校与科研院所的专家学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与会人员就如何推进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创新、完善乡村治理体系这一主题展开了深入的讨论。以下对与会专家的主要观点进行简要综述。     

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危机与价值重建

在传统中国,乡村文化以独特的秩序意义规范和约束着人们的行为,维护着社会的稳定。内生于乡村社会的乡村文化,既以生态智慧建设着美好家园的生活秩序,也以道德交往维系着心灵家园的精神秩序,更用约定俗成的非制度性规范促使人们形成自觉秩序。然而,快速推进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不断解构着传统乡村文化的秩序价值,乡村文化失去了认同的基础,传统道德日益碎片化,乡村精英的标杆意义也日渐衰落。走出乡村文化秩序危机的最有效途径就是进行乡村文化的价值重建,对传统乡村文化进行再认同,建立乡村文化与城市文化的互哺机制,并以先进文化引领乡村文化建设。     

多元共治理念下的乡村柔性治理路径分析

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在推进基层治理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乡村柔性治理是基层治理不断深化的一种新型模式,这种模式在基层治理主体的选择层面,将国家、社会和农民的互动作为实现乡村"善治"的最终路径。文章从"多元共治"的角度出发,分析在乡村柔性治理中参与治理主体的多元化、治理内容的多样化和治理效果的多面化,以期构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格局,实现乡村治理秩序良性互动。     

句容用法治为乡村振兴“保驾护航”

正江苏省句容市茅山镇积极运用法治思维和办法,推进乡村治理能力建设,为乡村振兴战略提供法治保障,让乡村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美丽。一是发挥法治前置预警作用。茅山镇实施乡村振兴方案之前,将后续可能发生的情况甚至矛盾纠纷先考虑到,再制定好针对性措施。二是打造乡村治理"三治"格局。坚持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着力加强平安乡村建设,推进网格化社会治理全覆盖。形成党组织领导、村民代表大会决策、村委会落实执行、村务监     

推进执法权向乡镇延伸 促进乡村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

正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之治"开始扬帆起航。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治理的基础和关键。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目标相比,     

探路乡村治理

<正>实现乡村"治理有效",是国家有效治理的基石,也是我国社会建设的基石。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要求。今年中央一号文件要求完善乡村治理机制,保持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近年来,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乡村治理的方法和路径,涌现了一批实     

构建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是实行社会主义民主的基本要求,法治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要求,德治是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要求,将三者有机结合起来,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治理体系,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乡村治理道路,是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第一,加强村民自治路径探索。紧紧围绕"自治"的目标,建立健     

新型乡村治理之道——以移民村庄社会治理模式为例

移民村的公共事务治理与可持续发展是乡村治理中的难点。本文研究将网络化治理理论引入到乡村治理探究中,通过深度访谈、案例采集及参与观察的方法,对河南省南水北调移民村庄进行田野调查,探讨移民村庄村治模式的变迁以及新型社会治理模式对转型中乡村治理的意义。研究发现:移民村社会治理模式呈现出与已有文献描述的基层村治"行政化"所不同的治理形态。通过嵌套式的组织形式与制度设计,移民村以"非科层化"的治理模式因地制宜地促成村庄内部各行动主体之间以及移民村庄与外部公共部门和私营部门之间的协作,保证了基层民主参与权、议事权、决策权与监督权的实现和村庄公共物品的供给,体现出以参与性、协作性、平衡性、灵活性和包容性为特征的网络化治理框架。这种适应性治理之道,推动了社会治理模式从政治国家对乡村社会的"线型治理模式"向政治国家与乡村社会双向互动的"立体型治理模式"转型,为推动中国乡村基层社会治理转型提供了新的视野与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