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背景下村民自治的困境及破解

"以人为本"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以及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对以村民自治为基础的乡村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村民自治整体水平不高、整体绩效欠佳,村民自治组织作为村民自治运作和实现的主要"组织平台",由于受到"过度行政化"、"两委"关系摩擦、财务困难、管理幅度过大等诸多因素的制约与影响,在承担村级治理之责时往往表现得"力不从心",与新型城镇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实现对村民自治的应然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其积极作用的发挥有赖于村民自治制度的完善和实践创新。     

多元主体乡村治理中角色重塑问题探析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彻底解决"三农"问题,根本出路在于乡村治理体系的现代化。然而,在"乡政村治"治理模式下,基层政府与村民自治之间并没有形成互动双赢的良性格局,乡镇政府的权力只是在形式上被弱化,实际上由于村委会的角色错位导致村民自治功能受到极大的抑制和削弱,而多中心治理理论为重塑乡村治理体系提供了契机,有助于构建政府引导、农民主导、社会组织参与和市场运作的网格化治理格局。     

村民小组自治功能发挥的路径探析

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我国实施村民自治制度以来,发源于"生产队"的村民小组逐渐成为村民内心最为认同的乡村自治组织,改善了乡村治理的结构和效果。然而,"合村并组"的不断深入弱化了村民小组的自治效能,因此应客观认识和重新审视村民小组的价值所在,充分发挥村民小组在村镇两级组织与村民之间的节点作用,以降低乡村治理的难度并有序推进新农村建设。     

“利益动机”视域下农业税时代的村民自治探析

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状况决定了国家、基层政府推行村民自治的利益动机,并因此影响着村民自治的实际绩效。在整个20世纪国家内向式积累的宏观历史背景下,基层政府对村民自治的"逆民主"践行,一方面基本保证了国家低成本地汲取乡村资源、维持乡村秩序的利益动机的实现,另一方面违背了国家在农村实现"民主"现代化的动机,致使村民自治制度设计追求的"民主政治"效果并不明显。农业税时代的村民自治,是基层政府以"逆民主"的方式代表国家低成本地汲取乡村资源、维持乡村秩序的制度和组织载体。     

乡村治理模式的发展与创新

村民自治虽然是近30年来乡村治理的制度性框架,但乡村实际的治理模式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乡村治理是一个综合性的体系,除了存在"1+N"的治理体系与"横向"的权力分割外,新的社会力量也在发展,主要体现为村民小组的作用凸显、宗族复兴及各种民间组织兴起,这促使着乡村治理模式向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进入21世纪以来,在一些地区的农村,原来的村级治理单元被突破或重构,村民小组自治、片区治理等一些新乡村治理模式出现,使得乡村治理模式更加多样化。这使村民在乡村治理中的权利及主体地位凸显,促进了乡村治理的深化。     

完善乡村治理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

正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与完善乡村治理机制是相互深刻影响的关系。发展集体经济对推进乡村治理的促进作用体现在提高村"两委"的凝聚力、号召力,以及为开展村级公益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如果制度设计得当,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可以形成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关系。发展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还需要处理好村民自治组织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关系。从理论上讲,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委员会,分别承担集体经济经营管     

村民自治进展及制度完善

村民自治既是农村居民的一项权利,对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地方进行了完善村民自治组织体系、加强村民小组(自然村、村落)自治、增强乡村治理力量、试点政社分离和政经分离、创新村务公开模式等探索,取得了较好的治理效果。同时,村民自治实践还面临农村居民自治能力有限、自治组织行政化、四个民主发展不平衡等问题。本文就如何完善村民自治制度,提出了明确各个基层组织职能、引导多种自治模式、加强民主协商、增强乡村治理力量、创建有效的村务公开模式等建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村民自治的空间和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于乡村治理,我国"八二宪法"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依法办理自己的事     

乡村治理结构中的村民自治组织:冲突、困顿与对策——以江苏若干行政村为例

研究通过对在乡村治理结构中村民自治组织发展情况的考察,分析乡村治理过程中村民自治组织发展遭遇到的困境及面临的问题,进而提出整合村两委资源、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组织架构、提高干部队伍素质等对策破解我国村民自治组织发展的困境,从而促进乡村治理,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进步。     

社会组织如何参与乡村治理 ——基于安徽绩溪县尚村"积谷会"的调研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应有之义。在构建和完善现代乡村治理体系、实现乡村治理现代化的过程中,乡村社会组织作为村民自治的重要载体,在协商集体事务、推进公益事业、组织志愿服务、传承优良传统等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笔者在安徽省绩溪县尚村实地调研时,发现了"积谷会"这一社会组织,其服务能力和发展活力为探索如何培育乡村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风险防范研究

与传统社会下乡村的封闭治理不同,目前我国的乡村治理更多意义上是一种内外多主体交融的治理。文章在分析各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时触发的原生与次生性风险基础上,提出利益博弈是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风险形成的天然基点,为平衡各方利益,应坚持多元利益观,构建以党为中心的多元治理风险防范模式,具体而言,就是以党为中心、政府重点参与、村民自治组织为中坚、村民为主体、社会其他力量为辅助的多元治理体系。在乡村治理中乡贤主德治、政府主法治、村民主自治,党委全面领导的协同治理机制,巩固党在基层的领导地位、发掘乡村自身潜力、实现乡村振兴。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中村民自治的空间和作用

<正>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并要求"加强农村基层基础工作,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这既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又是对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大战略部署,意义深远而重大。对于乡村治理,我国1982年公布实施的宪法规定,农村按居民居住地区设立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组织     

乡村治理共同体构建的现实困境与实践路径

乡村治理共同体是多元主体在共同的利益基础、责任担当和价值遵循的基础上，为全面治理乡村公共事务而形成的有机联合体。乡村治理共同体建设体现了从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型的内在要求，与乡村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高度的内在耦合性，但在建设过程中存在着基层配套制度设计有所欠缺、基层政府治理手段刚性化、村干部动员能力不足、村民主体性缺失和农村社会组织发育迟滞等现实困境，为了充分激发乡村治理的活力和潜能，需要构建完善基层治理制度、强化情感认同、树立村干部权威、充分发挥村民的主体作用以及发展和培育农村社会组织等实践路径，以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乡村治理新格局。     

乡村振兴视野下乡村"三治合一"治理体系建设的逻辑思路

乡村振兴战略对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具有重要意义,在振兴乡村的过程中,我们要构建与农村社会环境相适应的农村社会治理体系。"三治合一"强调自治、法治、德治的有机结合,强调构建多元化的乡村治理模式。鉴于当前我国乡村治理中面临的乡村治理单一化自治组织行政化严重,乡村治理与农民矛盾日益激化等问题,应借助乡村振兴的契机,通过构建"三治合一"的乡村治理体系,进一步提升乡村治理水平,形成多方共同参与的合作共治局面。     

城乡结构演变视阈下的乡村治理体系优化研究

乡村治理事关我国基层社会稳定和发展大局。随着我国城乡结构的演变,新的农村主体类型不断出现,农村和城镇、村民和干部、村民与村民之间的利益分配问题日益突出,现有的乡村治理体系越来越难以满足各类主体的多样化需求。进一步的研究表明,中国城乡结构演变之所以能够对乡村治理体系产生重大冲击,其主要原因在于:(1)中老年人构成了当前乡村治理的主要力量,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乡村治理的现代化水平;(2)乡村治理主体和发展主体的不一致,导致治理主体在事实上的缺位;(3)村民与村干部的地位、信息不对等,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自治的风险进一步增加;(4)农村利益分配机制不完善,乡村治理和农村发展的紧张关系由此产生。矫正和修复我国乡村治理体系,既要从根本上调整非均衡的城乡发展结构,也要充分重视基层政治行为背后的经济和社会等多维度动因,实现农村发展主体和治理主体的一体化。通过制度调适,将农村利益相关的各个主体纳入治理体系,提高地方干部的发展意识、服务意识和竞争意识,强化农村的发展动力,从而激发乡村治理过程中的主体性、能动性和创造性。     

乡村治理制度的伦理思考——基于江苏省徐州市JN村的田野调查

在当前乡村治理实践中,无论是以"法治"为基础的正式制度,还是以"德治"为核心的非正式制度,都没有在村民自治的基础上实现"德治"与"法治"的相互统一,从而造成法律难以有效回应村民诉求、村规民约无法真正体现乡村实践、村庄宗教沦为封建迷信外衣、小亲族势力不受村庄控制等一系列困境。类似问题的解决,必须充分借助村民自治实践,坚持法治在乡村治理中的主体地位,强化德治对村庄的价值引领,不断促进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相互融合。村民只有在道德规范的约束下,自觉遵守法治制度,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自我提高,才能够推动乡村治理水平不断提高,保障新时代乡村振兴战略顺利实施。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发挥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很多地方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及条件。经济精英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驱使采取体制内或体制外参与方式影响乡村治理绩效,其效果依赖于主体素质、村民自治制度及信任关系等条件。本研究可以拓展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为促进经济精英积极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有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非政府组织视角下的村民自治问题探析

在当代中国农村社会,村民委员会是存在时间最长、相对较完善的群众性自治组织。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村民委员会作为村民自治的载体,不断推动着基层民主的发展,但由于受到制度本身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村民委员会在实践中却陷入困境。基于非政府组织视角,本文将从历史渊源、理论支撑与法律依据三个方面来探讨村民自治问题。在新农村建设的背景下,只有重塑其非政府组织属性,村民委员会才能真正成为乡村治理的推动器。     

村民自治研究40年:理论视角与发展趋向

作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的三大创造之一,村民自治在农村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以及社会建设诸领域取得了巨大成效,吸引学者展开了广泛研究。在乡村振兴的时代战略中,面向乡村"治理有效",本文基于跨学科、多领域、多角度研究,选取自主、自治、民主、治理四个视角对村民自治40年的实践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和研究。文章认为,经历了实践创新、理论更新和各方争议的村民自治,其内涵可进一步概括、提升为:村民自治即是乡村社会基于自治传统,在自主的条件下,以民主为保障,达到善治。在部署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实现"治理有效"的村民自治,是村民自治实践创新的要求,是村民自治理论研究的归宿,又是村民自治实践发展和理论提升的趋向。     

村民自治助推乡村振兴的制度优势及效能转化内涵

乡村振兴是新时代推进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战略部署。乡村振兴能否真正实现,关键在于农民。只有农民自身发展起来,乡村才能够保持不断前进和发展的态势。村民自治是在农村实行的推进农村直接民主发展的政治制度。从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3个方面探讨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深入分析了村民自治的制度优势助推乡村振兴发展的效能转化内涵,强调村民自治制度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性和必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