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模型的改进及应用

基于经济学和社会学相关理论,本文将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划分为外部成本和私人成本,将私人成本区分为显性成本和隐性成本;综合考虑农民工在城乡间流动可能对成本测算的影响;构建更加完善的成本指标体系。利用广东省2009-2013年的普查数据和实地调研数据测算农民工市民化的年度人均总成本为6.314万元。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是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推动者而非成本的最大承担者,农民工市民化能有效缓解城乡差异,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市民化后农民工失业风险降低,但隐性成本对农民工市民化的意愿与行为可能产生影响。     

保障农民工就业权益的对策

1.为农民工顺利流动和就业提供制度保障。必须深化户籍制度等体制改革和创新,给予进城农民工以市民的待遇,保证城乡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我国要通过法定程序,调整城乡、地区利益格局,建立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消除户籍的城乡和地域分割,确认居民自由迁徙、择业和居住的权利,并对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进行调整和完善,建立覆盖全体劳动者的社会保障体系。要针对农民工的职业特点,建立农民工的分层保障体系,使进城农民工能逐步享受工伤、医疗、养老等基本社会保障。当务之急是要在农民工工伤和职业病风险比较高的行业(如建筑、矿山等),大力推进农民…     

中国农民工发展趋势与展望

本文在对中国农民工群体的发展趋势以及影响农民工问题解决的选择性因素进行系统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农民工城乡流动和人口城市沉淀模型,描绘了农民工的人口城市沉淀曲线,指出了解决农民工问题的历史过程和基本思路。本文的基本结论是:农民工问题是个战略问题,将伴随我国现代化的全过程,并将伴随现代化基本实现而终结。农民工亦工亦农、亦城亦乡,流动就业,逐步向非农产业和城市转移,这种现象将长期存在。解决农民工问题要持城乡统筹方略,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要以体制改革和政策创新为动力,逐步消除城乡二元结构;要以人为本,公平对待,构建解决农民工问题的社会支持体系。     

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与统筹城乡发展

改革开放30年来,农民工正在经历着从老一代向新生代的转换.新生代农民工不仅是一个在社会经济特征和个人特征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诸多显著不同的流动群体,也是最有市民化意愿和亟须市民化的群体.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出现,为我们统筹城乡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争切八点,通过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构建城乡健康发展的制度架构,有利于我们加快中目城市化的进程,推动中国传统社会结构的转型.     

返乡农民工职业梯次流动研究——以安徽三市调查为例

利用2011年安徽三市对返乡农民工进行的调查资料,考察了农民工在流动过程中和返乡以后的梯次流动。农民工不仅在流动的过程中实现了职业的梯次流动,在返乡以后也会实现职业的梯次流动。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和流动经历对农民工返乡前的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农民工的个人特征、流动经历、家庭条件和政策支持力度都会对农民工返乡后实现职业梯次流动有显著影响。     

解决农民工流动问题的制度性思考

解决农民工同向大规模流动问题,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必须建立长效机制,通过统筹城乡发展,加快小城镇建设,构建城乡一体化的劳动力市场,依靠城乡政府共同努力,让农民工真正融入城市。     

家庭化流动对农民工城市消费的影响效应研究

农民工举家外出已成为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一个新趋势,而举家外出是否对农民工在务工地的消费产生影响?基于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2013),利用OLS回归和分位数回归方法,估计了家庭流动模式对农民工年消费支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化流动显著提升了农民工在城市的消费水平,越接近举家外出,农民工家庭在城市的消费支出越大,且不受家庭消费水平高低的影响。同时,研究也证实了持久性收入假说,即收入是影响农民工家庭消费的主要因素,而农民工家庭的消费行为与储蓄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替代效应,但替代效应并不强。研究的政策含义在于,要通过释放农民工需求来扩大内需必须切实解决农民工持久性迁移特别是家庭持久性迁移问题。     

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的地域差异

从个人成本、公共成本、企业成本三方面建立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衡量体系,采用成本测算模型对2013年我国31个省(市、区)农民工市民化成本进行测算。结果表明:个人成本和公共成本是市民化成本的主体,企业成本仅占3.7%。其中生存成本和基础设施成本分别占到总成本的48.3%、43%,成为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的主要成本障碍;各省(市、区)农民工市民化总成本是其人均GDP的1.5~7倍,且二者近似呈正相关(西藏除外),这表明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市民化总成本越高;整体而言全国平均个人成本与公共成本大致相当,但东部省市个人成本高于其公共成本(山东、河北除外),其余省市公共成本则大于其个人成本(重庆、四川、云南除外);东部地区平均个人成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4倍,而西部地区的公共成本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倍,说明我国农民工市民化成本存在明显的地域类型差异。     

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因素维度构建与实证分析——基于1497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北大核心CSSCI

农民工健康受到各种风险因素的冲击。本文基于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因素评价的1497份量表,运用结构方程模型(SEM),对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因素构建了个人生活习惯、社会环境、务工单位的劳动保护状况、社会保障、务工中的自我实现感及农民工的精神面貌等六个风险冲击维度;提出并检验了四个有关风险冲击维度的研究假设,考察各风险冲击维度之间的相互关系,并比较和分析各维度对农民工健康的影响差异和作用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农民工健康风险冲击因素的各维度之间具有相关性且均与健康风险正相关,在影响程度上存在显著差异,且社会环境、劳动保护的影响大于其它。本研究为有效规避农民工健康风险提供了理论依据,并提出了降低农民工健康风险的对策和政策建议。     

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医疗保险影响因素分析

伴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各大基础建设行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农民工的重要健康保障,医疗保险对于农民工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从新时代农民工参加社会医疗保险影响因素方面展开研究,从个人因素、就业因素、城乡户籍因素、政策熟悉度及满意度四个方面具体分析当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参与社会医疗保险的因素,并提出通过给予相应的政策优惠、改革户籍制度、强化对医疗保障法律的实施与监督以及提高用人单位的参保责任来提高新生代农民工社会医疗保险参保意愿。     

农民工社会风险识别与抗风险能力评估

农民工流动就业的特点决定了农民工社会风险源的复杂性:农民工的风险冲击既有来自农村传统类型的社会风险,也有来自工业文明的现代社会风险.农民工风险结构使得农民工的抗风险机制设计不容缺失,但是农民工缺乏类同城市居民化解社会风险的现行抗风险机制.从政策运用评估方法考量农民工抗风险机制的结论来看,国家化解农民工社会风险的关键是建立全新的社会风险共担机制和提供完善的社会政策体系;而该体系与机制的制度载体便是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制度安排.     

新生代农民工转移与城市化问题研究——以石家庄市新生代农民工转移情况为例

新生代农民工转移和城市化体现着独特特征。首先,由于当前快速的城市化造成了城市的可流动要素集聚密度过高,土地和住房等非流动要素价格增长过快,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转移的边际成本增加。其次,尽管城市的高支出成本造成了多数新生代农民工面临收入-支出的不对称局面,但由于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城市化,因而需要农民工家庭几代人的储蓄和财力支持,这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具有叠代投资转移的特征。     

农民工职业技能形成的成本收益分析

目前,我国已经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经济发展对劳动者素质需求取向已经高于对劳动者数量的需求取向.农民工要想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进行一些培训极为必要.由于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个人成本收益的不平衡,阻碍了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快速发展.本文具体分析及比较了未就业农民工通过三种职业技能培训途径形成的个人成本与收益,并提出相应对策,以期更好地促进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的发展.     

“80后”农民工的心理障碍及调适对策

“80后”农民工数量已超过1亿,在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正承担着重要角色,但受城乡二元体制等因素制约,他们又面临强烈的心理矛盾与冲突,政府、社会和个人必须合力解决青年农民工的群体心理障碍,才有利于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困境与对策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推进,大规模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目前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城市建设的一支生力军。但是由于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职业技能缺乏、居无定所、身份认同困难等因素严重影响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生活,由此也衍生了诸多的社会问题,甚至在城市出现了"新二元结构"现象。因此,必须着力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种种障碍,使他们真正融入城市,以推进我国城市化进程。     

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影响因素分析

文章从农民工流动所处的城市环境出发,分析了影响农民工留城定居的影响因素。着重分析了户籍制度改革的不同阶段农民工流动方式分化的特点。认为在当前户籍改革促进农民工定居型流动的同时,经济门槛和素质门槛制约了定居型流动规模的扩大。并认为在城市对农民工的推力向市场作用机制回归的情况下,单一的户籍改革不能解决促进农民工向城市居民转化的所有问题,在户籍改革的同时应加强相关配套改革。     

善待农民工就是保护生产力——全面小康建设中的农民工问题研究

当前,农民工所处的事实上的弱势地位、个人权益及群体权益遭受侵害的现象相当普遍,改革农民工制度势在必行。要从统筹城乡发展,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战略高度,以农村改革的视野和系统思维方式、运用统筹的方法解决农民工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     

二元户籍制度下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浅析

由于二元户籍制度背后存在着各种隐性权益,导致新生代农民工一系列基本权力保障和公共服务难以享受,使得新生代农民工在市民化过程中要付出巨大的个人成本。本文系统的分析因二元户籍制度存在引起的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经济成本和非经济成本,通过相应的制度改革降低市民化成本,使新生代农民工顺利市民化,真正融入到城市中。     

新型城镇化下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探析

让进城农民工享受同等公共服务是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义所在。《江苏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一体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了农民工市民化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重点。对于江苏各级政府而言,未来农民工转变为市民过程中新增公共服务成本规模考验着政府财政能力,是政府关注的核心问题,而目前对于江苏农民工市民化成本测算的研究有所缺失。该文讨论了2013-2020年江苏农民工市民化的成本,认为未来江苏每年农民工人均市民化公共成本为48910元,政府累计需投入1462亿元,为政府把握公共服务投入提供了参考。     

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约因素及对策

当前,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焦点.本文从经济融入、社会融入、文化心理融入层面分析了我国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现状,着重剖析了制约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制度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和个人因素,并从制度层面、社会层面和个人层面提出了促进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