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社区就业的实证研究——兼与其他社区就业群体比较

本文以陕西省24个城市社区233名社区就业者的调研数据为例，从社区就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农民工社区就业特点和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的相关关系进行了比较实证研究。得到如下结论：一是农民工社区就业者教育人力资本普遍偏低；经验人力资本偏低；迁移人力资本较高。二是农民工找工作主要靠熟人和亲戚等社会资本．但是非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和培训机构的作用也不容忽视；多数农民工有长期社区就业的打算；三是社区就业者类型与收入水平显著相关。     

城市农民工第二市场择业——关于深圳市的个案剖析

本文通过深圳个案,分析了城市农民工在第二市场择业特征及其与自身因素之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大多数进城农民工从事的职业或工种地位低、收入低、劳动时间长、不稳定性、临时性强;除了体制和政策障碍等直接因素外,农民工自身因素,如较低的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水平、风险厌恶特性、家庭收入最大化决策模式等,也是导致他们在第二市场择业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带有明显市场分割特征的农民工就业格局,存在着不利于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缩小城乡差距以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隐患.     

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技术教育困境探究及对策

与老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更为深刻地认识到知识技能的匮乏已成为限制其职业发展的重要因素,且更加渴望参加职业技术培训。但新生代农民工自身对未来的迷茫、政府在民工培训制度方面的不完善、农民工培训市场的不健全以及企业较低的培训积极性等因素使得新生代农民工职业教育培训困境重重,为打破这种困境,新生代农民工自身、政府、企业以及教育机构亟待通力合作。     

新生代农民工组织承诺管理——基于就业能力的视角

改革开放至今，新生代农民工已成为农民工的主力军。他们有着受教育水平较高，就业期望值较大、注重精神和情感生活、忍受挫折能力低以及职业选择迷茫的特点。农民工在就业过程中与企业进行着组织支持与组织承诺的交换。由于缺乏组织支持。新生代农民工的组织承诺很低，流动率非常大，给企业造成管理混乱的同时也不利于自身的发展。就业能力体现为人力资本、社会资本及心理资本的协同作用。企业应该加强培训、严格执行国家劳动安全卫生规定、关注健康以提高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多组织有意义的群体活动扩展农民工的社交圈以提升他们的社会资本；重视心理健康，构建心理咨询渠道以提高其心理资本，通过这些努力，增加组织支持以获取农民工较高的组织承诺，降低流动率。     

企业投资农民工人力资本动机分析——基于内生动力的视角

正作为准公共产品的农民工的教育培训其供给主要由政府提供,同时,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再加上我国农民工一些特殊的情况如流动性很强等,企业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具有相当大的风险性,似乎企业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兴趣不大,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企业对农民工人力资本投资是具有很强的内生动力的。一、对垄断利润的欲望是企业投资农民工人力资本的根本动力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内生经济增长的新经济增长理     

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视角的西安农民工城市融入实证研究

通过建立模型,对人力资本、社会资本与农民工城市融入的关系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析表明,农民工人力资本中的文化程度、技能培训和健康状况与农民工城市融入呈显著正相关,以农民工寻找工作时间、交往范围和参加社会组织情况为代表的社会资本对农民工城市融入有着显著影响。为促进进一步城市融入的实现,政府与社会均应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充分提升农民工的人力资本和丰富其社会资本,加快我国城市化的健康发展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推进落实。     

人力资本因素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及收入水平的影响——基于9省市的调查数据

新生代农民工作为具有时代特征的特殊群体,他们的就业收入与其所接受的教育文化程度和技能培训等人力资本息息相关。利用对广东、福建、上海等9省(市)的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数据,对新生代农民工文化程度与农民工收入的关系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新生代农民工的文化教育、培训与其就业收入影响都是成正比的,文化教育程度越高相则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参加了培训则相应的收入水平就越高。为此,提出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加强农民工培训等政策建议。     

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与社会融合分析

文章利用2013年武汉市农民工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及其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就业区域稳定性对农民工增强自身"城市人"的身份认同感和务工城市长居意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就业职业稳定率不具有此效应;同时,就业区域稳定性和就业职业稳定率能有效帮助农民工了解和掌握当地语言,但在增进与城里人的关系上则失去了作用;签订劳动合同对增强农民工长居意愿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此外,不管是人力资本存量高还是存量低的农民工,就业区域稳定性对他们的社会融合都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人力资本存量低的农民工影响程度更大;而就业职业稳定性对人力资本存量较低的农民工会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对人力资本存量较高的农民工影响效应则不显著。     

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通过对江苏省1 078名农民工进行问卷调查,分析农民工对教育培训的需求情况,并运用Binary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法,对影响我国农民工教育培训需求的因素进行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农民工在主观上有一定的教育培训需求,但目前的需求与供给不协调。农民工作为理性人,首先考虑教育培训能否带来良好的社会地位,其次是经济报酬以及培训费用等问题。最后提出了对策建议,以期为具体落实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提升农民工的科学文化素质,满足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提供理论支撑和决策参考。     

进城农村劳动力代际差异的实证研究

选取18个能够综合反映农民工群体的工作、生活、社会保障和主观意愿等生存现状的指标,利用统计分析方法构建进城农村劳动力生存现状影响因素的因子模型,集中分析各个因素对进城农村劳动力现状的影响程度及其在进城农村劳动力总体代际和性别差异上的表现。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第二代农民工在工作因素、进城动机、主观诉求等方面都与第一代农民工有着较大区别,工作稳定性、身份歧视等因素对第二代农民工的影响有着不同于事先预期的结果。     

外来劳动力挤占了本地居民的就业机会吗??

城市就业包容性的提升是实现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内容,而异质外来移民对原有居民的就业机会将产生不同影响.文章运用动态监测数据,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所属行业和流入时期分析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就业包容性,衡量人力资本等因素在异质外来劳动力就业过程中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总体而言,人力资本的差异性取代传统的行业壁垒已成为获取就业机会的主要因素.(2)进一步使用工具变量,对劳动力组群的就业决定模型进行估计发现,外来劳动力占比每上升10％,城市原有劳动力的就业率将下降0．04－1．99个百分点,表现为外来劳动力对城市原有低技能劳动力就业率的影响并不明显,但对高技能劳动力的就业率产生显著冲击,且此现象在部分高进入门槛行业尤为明显.(3)城市劳动力市场对不同时期流入的高技能组劳动力的包容性显著低于低技能组,高技能组劳动力之间存在更高的替代性.(4)与本地劳动力的就业率相比,新进入的外来劳动力对前期进入的外来劳动力的就业率的影响会更大,且这种影响同样会随着受教育程度的提高而递增.因此,在完善就业市场的同时,应在就业的前置和后置环节制定更有针对性的人才培养机制和引入措施.     

The impact of job mobility on earnings growth of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Using survey data on migrant workers in urban China, this paper carries out a positive study on the impact of inner-industrial and inter-industrial job shifts on earnings growth of migrant workers. Results show that low human capital, low employment grades and low income are the most important reasons for migrant workers to switch jobs. The migrant workers who are young, unmarried new entrants with low level of education, no training and low income tend to change their jobs within the industry. And those who have high income and who find their jobs by themselves are more likely to switch jobs inter-industrially. Inner-industrial job switches have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earnings growth of low-income migrant workers and a significant negative one on that of high-income migrant workers. Moreover, inter-industrial shifts have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mpact on earnings growth of migrant workers of all income levels. The inner cause for the positive effect of inner-industrial shifts lie in the fact that the cumulative effect of years of service within enterprises is not obvious while continuing engagement in the same type of job within an industry will lead to accumulation of qualification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augmentation effect on earnings of migrant workers.     

城市流迁就业新格局下的农民工收入问题思考——基于主观感知视角的实证研究

随着代际更替的完成,农民工城市流迁模式出现新的变化。新生代农民工行业选择性增强,劳动力回流返城再就业比重上升,安居乐业正在成为"家庭迁徙型"农民工城市生活的写照。尽管还有部分农民工仍往返于城乡与地区之间,但这种"候鸟型"流迁模式已在明显弱化。因此,以北京5区县为样本取集聚地,针对不同流迁模式下的农民工收入状况及幸福感知进行计量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入边际效用影响力在下降,农民工积极感知呈上升趋势,表明作为"城市边缘人"的农民工社会待遇不公、幸福感低下境遇正在改善,这与社会关注度提高、新生代农民工成为群体主导有关。在收入水平短期内难以获得大幅提升的现阶段,政府应致力于教育、职业发展以及社会保障权利等国民待遇平等环境创造,尽可能激发农民工群体正向心理潜能,以其积极品质提升主观幸福感。     

透视“民工荒”——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态势的人口经济学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沿海地区持续了二十多年的“民工潮”,近年来却悄然退去,演变成了令人震惊的“民工荒”。原因究竟何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不等于有效供给,进城民工人力资本存量不足,在劳动力市场上缺乏就业竞争能力,“民工荒”表现为“数量荒”,实际上是“质量荒”,来源于民工的“教育荒”。从-定意义上说,“民工荒”反映的又是“权利荒”。善待民工,规范用工行为,切实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 才能营造出-个留住民工的良好就业环境。     

农民工大量占用城市公共资源了吗——基于上海市1 446个调查样本的实证分析

基于上海市1 446份农民工调查样本，应用描述性统计分析方法，从公共交通、医疗卫生、子女教育以及文化娱乐等方面，对农民工占用城市公共资源情况做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大量涌入城市的农民工确实占用了部分城市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但这种占用是有限的，农民工并没有大量占有或公平享有城市的公共资源或公共服务。因此，完善制度设计，逐步实现农民工较公平、充分的享有城市公共资源，对于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农民工“候鸟式”迁移以及城镇化战略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     

农民工市民化对扩大内需和经济增长的影响

本文分析我国现行城市化模式制约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和渠道,建立区分农村居民、农民工和城市居民三类居民的理论框架,证明推动农民工市民化会通过缩小居民收入差距、提高城市规模和增加人力资本积累等渠道,推动我国经济在更高水平上实现均衡增长。在此基础上用CGE模型模拟了这些作用机制及影响,结果显示:每年多市民化1000万人口(700万农民工加上其抚养人口)可使经济增长速度提高约1个百分点;而且农民工市民化将促进居民消费和固定资产投资增长,降低经济增长对出口的依赖程度;可以提高服务业比重,优化经济结构,因此加快农民工市民化步伐是促进我国发展方式转变的重要途径。     

Rural–Urban Migration,Substitutability of Human Capital and City Productivity: Evidence from China

Among the studies on the productivity effect of migration, the role of the substitutability of human capital between migrant workers and local workers has not received much attention. The elasticity of substitution is important for rural–urban migration in China, because there is a substantial difference in schooling quality between rural and urban regions and because there is imperfect competition in city labor markets. Using aggregate city‐level data from the 2010 China Population Census, we find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of human capital on city productivity improves as the substitutability increases. Moreover, a grid‐search shows that the “best” estimate of the substitutability in China is between 2.1 and 2.5, far from being complete.     

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的影响*——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视角

城镇劳动力市场分割决定了环境规制对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存在差异性。基于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理论分析,本文首先利用1998—2014年30省份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城镇二元劳动力就业影响的差异性,进一步采用面板门限模型,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影响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对城镇农民工就业负面冲击大于对城镇本地劳动力就业冲击;（2）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存在显著的劳动力市场分割门槛效应,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高于2002时,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为-0116;当劳动力市场分割介于1199到2002之间时,抑制效应较大程度下降,为-0042;而当劳动力市场分割程度小于1199时,抑制效应转变为正向促进效应,为0106。未来应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打破劳动力市场分割,加强技能培训,提高人力资本积累,降低环境规制对农民工城镇就业抑制效应,进一步提高城镇化水平,有效发挥城镇化经济增长效应。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对经济产出的贡献与收益分享

在城市化进程中,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中国城市第二、三产业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文章充分考虑了农民工与城镇职工在劳动生产率和劳动强度上的差异,运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分析1991～2010年农民工群体对中国非农经济产出的贡献率及其收入水平,得出的基本结论是:农民工对我国非农经济产出的贡献率平均为16.37%,其对中国国民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相应地,农民工群体的收入水平相对于其对非农经济产出的贡献比城镇职工偏低。城镇职工对非农经济产出的贡献是农民工的1.63倍,然而城镇职工收入平均是农民工收入的3.43倍。文章的研究结论为中国"十二五"期间新一轮扩大内需政策提供了新的思路。     

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产权结构研究

建筑业由于其项目管理要求,就其工作性质而言具有很强的工作范围不确定性、工作内容一次性、工作地域分割性等特点,决定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在资本取得、价值实现、基本权益保障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文献梳理基础上,本文借鉴人力资本产权理论提出建筑业农民工人力资本产权权能结构包括所有权、收益权和发展权三种权利束.在此基础上,研究三类权利束的特征:在所有权方面表现为投资主体的非系统性、在交易过程中弱抵押性和制度失衡引起的基于所有权的基本权利受损;在收益权方面表现为先天弱势资本导致的产权主体交易能力低下、折价交易以及交易的被动性;在发展权方面表现为人力资本定价的滞后、人力资本价值折损高风险以及人力资本价值提升的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