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

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历经清末、北洋政府和国民政府几个历史时期,日渐深入。清末,西方财政学的传播基本上仅限于常识层面;北洋政府时期,深入到理论层面;国民政府时期,西方财政学在中国的传播达到相对成熟的阶段。西方财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呈现出鲜明的特征:首先,瓦格纳强调以财政政策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的财政理念对国人的影响特别大;其次,西方财政学的传播服务于近代中国的财政改革运动。     

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理论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本文结合时代背景，对西方财政立宪主义的理论、政策主张及其在美国的实践进行了总结和阐发。在此基础上，提出该理论对我国财政实践的有益启示。     

财政理论:西方与中国

财政学一直以来被作为经济学的分支,但追溯到西方亚当·斯密的理论,实际上财政学是政府原理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要遵守公法的两大原则.当代西方财政学理论在民主社会的背景下,将公法的两大原则--合法性原则和有效性原则结合起来,创建了社会成员自由迁徙下的俱乐部产品有效提供的公共财政理论.中国由于市场化进程以及社会建设程度的限制,仍停留在探寻财政合法性的阶段,西方已有的财政理论对中国今后的财政理论研究工作有着很大的借鉴作用.     

西方财政宏观控制的探讨

现代西方国家财政的规模越来越大,作为宏观经济管理重要手段之一的财政政策,对经济的调节作用越来越广泛。西方国家财政宏观控制的目的在于维护资本主义经济的正常运行,它不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但是,在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中,财政政策的运用确实起到了一定程度的影响和作用。探讨其成败优劣,可以对我国当前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有一定的参考作用。一资本主义财政历来是西方国家为资本主义经济服务的重要手段。早在亚当·斯密创立财政学之前,十六世纪的重商主义者就主张国家运用财政手段干预经济,主要是运用出口低税和保护关税来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繁荣本国经济。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派的理论,带有鲜明的自由主义色彩,主张经济自由放任,反对国家干预经济生活。这是适应资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的元素构成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创新有三个重要元素，分别是中国传统理财文化的“根”、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的“道”和西方财政理论的“术”。从历史理财智慧而言，中国古代产生了儒家、道家、法家等一系列理财思想，新时代对历史智慧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而言，马克思及其经典作家立足财政本质，形成了财政价值主体、内生动力以及社会形态等多种科学理论，新时代立足国情进行了中国化调适。西方财政理论基于“市场失灵”提出了多种学说，对当前我国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有重要启示，新时代立足本土进行了合理化借鉴。学界分别从西方财政理论本土适用讨论、马克思主义财政学说中国化探讨与历史经验现代化镜鉴展开了大量研究，但互为割裂。本文将三者进行了融合，或可从一个新的视角解构中国气派的财政理论与治理实践，并为未来中国进一步深化财政改革提供新的学术参考。     

民国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及对该阶段财政著作的影n向

考察民国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和对财政著作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理论构建所起的作用。文章从传播主体、路径和具体著作等方面为切入点，试图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说明等方法以揭示当时传播的关键元素，为后来研究者做一个铺垫。     

西方学者论赤字财政与我们的思考

西方学者论赤字财政与我们的思考胡代光一、什么是赤字财政什么是赤字财政？西方经济学词典中有各种解释。赤字财政是：“有意造成支出大于收入的状况。凯恩斯第一个提出，政府应人为地造成一些计划性赤字，作为货币政策的一部分。这个名词也普遍被用来指有计划的赤字，不...     

我国财政的产生与财政的本质

我国财政不是产生于夏代,而是产生于比夏代早的炎黄时期;财政产生的条件不应只以国家产生为依据,而应从经济、政治、社会、思想等多种条件去考察;对财政本质的认识,不应沿用计划经济年代的观点,也不能简单照搬西方的结论,而应从我国财政产生发展的历史和现有的国情出发,重新加以界定,以推动财政理论与制度的改革完善,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共财政.     

论中国财政基础理论之根基

财政理论问题是财政学的基础,财政理论的理论基础则是建立财政理论体系基础的原因。国内外财政理论变迁的历史表明,财政学建设的理论体系基本上是沿着马克思主义和西方经济学的两条发展线索展开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中国财政学基础理论之根基,只能是马克思主义和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目前,财政学事实上已成为跨越经济学,兼及政治学、社会学和法学等几个领域的一门边缘学科。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财政运行机制

在推进改革的进程中,财政作为国民经济综合部门,所肩负的任务职责艰巨而重大.本文从财政理论基础、财政运行机制与市场机制的关系、公共财政的主要职能、西方国家财政运行机制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财政运行机制的比较研究、财政运行机制的法律法规建设以及模式设计、我国财政运行机制由传统模式向目标模式过渡中的问题与对策等方面.探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运行机制.     

西方发达国家财政体制的启示

西方主要发达国家财政体制经过长期的实践,已经十分成熟,它对中国财政体制改革具有很好的借鉴作用。中国要进一步进行财政体制改革,应借鉴世界上市场经济国家财政体制的实践结合本国当前的实际,建立“二元合一、城乡一体、事权明确、合理分权、体系完善、协调发展”的新型财政体制。     

民国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传播的路径及对该阶段财政著作的影响

考察民国时期西方财政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路径和对财政著作的影响,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刻的认识西方先进思想在中国理论构建所起的作用。文章从传播主体、路径和具体著作等方面为切入点,试图通过统计分析和比较说明等方法以揭示当时传播的关键元素,为后来研究者做一个铺垫。     

市场经济下的财政体制

市场经济下的财政体制王荣山１我国的财政体制基本理论历来坚持＂统一领导，分级管理＂原则。国家财政的方针、政策应由中央统一制订，地方贯彻执行。一切财政收支应纳入国家预算，各级财政部门要保证预算计划完成。地方财政收支要经中央核定或分级包干后，在保证计划完成...     

当代西方财政学历史演进中的微观分析传统

通常认为,财政学属于宏观经济学的研究范畴。但是,通过对西方财政学的历史演进、近年发展与目前动态的考察,我们发现,与这一认识不同,虽然西方财政学的研究内容不断丰富,自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以来增添了宏观财政学的内容,研究方法与手段也日趋完善,但从根本上考察,西方财政学的主体仍然是微观分析,其发展演变依然深深根植于其微观分析传统之中。这为我国公共财政理论研究提供了一条清晰的思路。     

振兴财政 加强宏观调控作用

振兴财政加强宏观调控作用连之彦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能，建立以间接手段为主的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保证国民经济的健康运行，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的要点之一。财政作为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活动，是国民经济宏观调控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振兴财政＂是发...     

借鉴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理论 推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

文章对第一代联邦主义、第二代联邦主义理论以及联邦主义的三原则———经济联邦主义、合作联邦主义、民主联邦主义作了综合的述评 ,并在此基础上简要分析了我国地区间的财政竞争现状 ,借鉴西方财政联邦主义理论的精髓 ,提出了推进我国财政体制改革的几点建议。     

西方财政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方法理论述评

很多西方学者认为调节收入分配差距是财政的主要职能之一,而不同的学者在调节方法问题的认识上有所差异。庇古的收入转移理论、布坎南的收入分配不公矫正理论、哈耶克的累进税制和比例税制协调运用理论、弗里德曼的负所得税理论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调节方法论。文章在简述这些代表性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简要评论。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引下的中国财政理论发展*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梳理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高度肯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的伟大理论成就，并重点阐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深刻内涵。本文认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回顾党领导下我国财政发展的实践经验和理论支撑，从四个方面展开研究：一是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中国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建立；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指引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形成；三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构建；四是结合笔者的长期研究提出构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财政理论体系的一些认识。     

公共财政框架理论简论--我国财政理论的重大发展与创新

我国封建社会对国家以行政手段直接参与或间接干预国民经济、安排百姓生活与生产的活动,通常以"食货"一词来概括,清后期从日本引进"财政"一词,辛亥革命以后逐渐采用西方的现代财政理论。新中国对旧中国的财政理论进行了革命性的改造,从而形成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国家分配论"的理论体系。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形成了以"国家分配论"为内涵,以公共财政为外延,将二者科学地揉为一体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全新的财政理论,即"公共财政框架论"或"新公共财政论"。     

财政分权对中国教育支出的影响及其原因分析

主流财政分权理论认为,通过＂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可以使地方政府提高本辖区内公共品的供给,提高辖区内居民的福利水平。本文通过比较分权前后我国教育服务的提供水平,发现财政分权并没有提高教育的有效供给。究其原因,主要是西方国家的财政分权促进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的＂用手投票＂和＂用脚投票＂的机制在中国不适用,尤其是人口流动障碍及其地区性差异导致地方政府行为向追求资本投资与经济增长率的方向转变。同时,由于中国政治上高度集权,官员的任用采用上级委任制,对地方政府的考核以经济增长为指标,这使得地方政府只对上负责,一味关注经济增长而忽略了教育、卫生和社会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