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激励调节下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研究

以中国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了高管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关系的调节作用。通过对企业总样本的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具有显著促进作用;高管股权激励对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但薪酬激励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所有制形式是影响高管激励调节作用的重要情景要素,高管薪酬激励对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研发投入与绩效关系分别起着正向和负向调节作用;而高管股权激励仅对非国有企业具有显著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发现,反映公司治理和财务运营质量方面的控制变量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高管激励发挥调节作用的影响程度不同。研究结论可为企业制定合理的高管激励机制,提高创新绩效提供决策参考。     

高管成群离职行为在财务困境预警中的信息含量实证研究——基于中国2008-2009年制造业新增ST公司的证据

以2008-2009年中国制造业新增ST公司为样本,按同行业原则选取对照样本,根据上市公司公布的财务指标和高管离职率作为预警变量,构建Logistic回归预警模型,比较预警效果.研究发现,制造业上市公司财务困境形成路径清晰;高管离职率对财务困境具有显著预警作用;高管成群离职的首要因素不是报酬偏低,而是对公司的困境预期;公司陷入财务困境的潜在因素是大股东的过度干预.     

高管薪酬激励、股权激励与企业价值相关性的实证检验

基于1998年到2008年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本文实证分析了高管薪酬、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管薪酬对企业价值有非线性的"U"型影响,在高管薪酬超过一定的额度后,高管薪酬激励明显呈现出边际递增的激励效果.高管持股比例对企业价值只有线性正向影响,并未发现高管持股对企业价值的非线性影响关系.本文认为中国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激励发挥了一定的激励效果,上市公司应该合理的对高管进行薪酬激励和股权激励.     

控股股东、高管股权激励与现金股利政策

本文利用中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12年的数据,采用Logistic回归和多元线性回归法,研究了高管股权激励与公司股权政策之间的关系,分析了股权激励对上市公司股利分配倾向和分配力度的影响。研究发现:(1)与未实施股权激励公司相比,实施股权激励公司更倾向于分配现金股利,分配的力度显著更高。(2)股权激励程度越高的公司,分配现金股利的可能性越强,现金股利发放的力度更大。(3)控股股东拥有较强的控制地位对高管的自利行为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高管股权激励对股利政策的影响越不显著;股权激励显著影响股利政策在控股股东控股比例较低的公司成立,隐含了拥有较高控制权的股东能够抑制高管的自利行为。     

管理防御、晋升激励与公司创新绩效--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研究

为深入探究高管对于公司创新绩效的影响,本文对2009-2018年间我国A股上市公司进行考察,从管理防御动机和晋升激励两个视角出发,分析了国有上市公司和非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行为,并探讨了高管创新层面的效果。研究模型表明:第一,公司高管的管理防御程度与创新绩效成正相关,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管理防御行为的影响更为显著;第二,通过职位晋升可以有效约束高管的风险规避行为,抑制管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从而提高公司的创新绩效。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晋升激励对非国有上市公司作用更为显著。最后,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为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高管激励与上市公司绩效相关性研究

文章对沪深1 587家上市公司2010—2013年四年间的数据进行多元线性回归分析,发现在高管激励中,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呈正相关,并且在研究因素中影响最大,股权激励与企业绩效同样具有相关性,但由于我国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并不完善,影响力度十分有限。此外,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薪酬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程度高于非国有上市公司。     

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

高管层股权激励是上市公司管理中的重要机制,是极为重要的薪酬激励模式之一。高管层股权激励加强了公司股东与高管之间的利益关系,促进公司高管为股东创造更多的利益。就此,以上市公司的高管股权激励为研究对象,初步探讨高管股权激励的基本类型和特点,对我国上市公司高管层股权激励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研究,并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对策。     

从财务重述视角看我国A股上市公司股权激励制度

股权激励制度在降低代理成本、实现剩余索取权与控制权最有效配置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问题,财务重述正是其中之一.本文的研究结论证实,实施股权激励政策的公司相对于未实施该制度的公司更容易发生财务重述.进一步研究发现,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比基于业绩的模式发生财务重述的几率更大.基于此结论,文章提出了股权激励制度的完善方案和上市公司对于控制内部交易、防止操纵短期盈余的有效措施,对加强上市公司内部控制、提升企业价值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董事责任险购买与公司战略变革

以2002-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研究了董事责任险购买对公司战略变革的影响.结果 显示:(1)董事责任险购买对公司战略变革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董事责任险的引入将提升公司战略的进攻性;(2)区分财务风险水平,董事责任险购买与公司战略变革的正向关系主要存在于高财务风险的公司中;(3)区分股权激励水平,则这一关系主要存在于低管理者持股的公司中.进一步研究显示,开始购买董事责任险与停止购买责任险均会影响公司战略变革,但后者的影响较为微弱;对于已经采取进攻性战略的公司,董事责任险购买将进一步提升其战略进攻性;此外,董事责任险购买有利于公司价值的提升.本文的研究不仅丰富了董事责任险购买影响后果的研究,也为公司战略变革影响动因的识别提供了新证据.     

财政激励、投资战略与公司价值

基于政府规制理论、投资战略理论和价值创造理论,以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财政激励、投资战略与公司价值之间的路径关系,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对高管薪酬激励在“财政激励→投资战略→公司价值”路径中的调节作用进行检验.实证结果显示:①财政激励能够同时促进企业创新投资和规模投资,创新投资对公司价值具有创造作用,而规模投资对公司价值具有毁损作用;②高管货币薪酬激励能够增强财政激励对创新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而增强对企业价值的“创造效应”;高管股权薪酬激励能够遏制财政激励对规模投资的促进作用,进而削弱对企业价值的毁损效应.     

高管层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及其成因——中国上市公司实证分析

股权激励制度实施过程中,由激励股权①在激励对象间的分布形成的分布结构是除激励股权绝对数量之外另一个影响股权激励绩效的重要因素.但国内外现有研究却鲜有论及.本文利用实施股权激励的中国上市公司的数据,阐明了高管层激励股权分布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形成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②,并进一步的研究了其形成的原因.结果表明:我国上市公司趋向选择平均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形成的主要影响因素是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公司规模越大、股权集中度越低,公司越易形成不均匀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公司规模越小、股权集中度越高,则越易形成均匀的激励股权分布结构.这一方面体现了公司规模和股权集中度对激励股权分布结构的最大影响,也从另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上市公司制定股权激励制度时采纳的依据的范围较狭隘,可能降低股权激励制度的科学性.     

高管人员激励模式及激励效果探讨

随着现代企业经营权与所有权分离,企业的职业经理人等高层管理人员已成为影响企业管理水平和经营绩效的重要因素。本文以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年报数据对上市公司高管股权激励、薪酬激励与公司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对民营企业来说,高管股权激励比薪酬激励对公司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对国有企业来说,薪酬激励的效果则更加明显。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企业持续创新影响因素研究

使用持续专利时间、持续专利数量、持续发明时间和持续发明数量对企业持续创新进行测度,就公司规模、企业盈利能力、债权融资水平、股权结构和高管激励等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进行理论分析,提出相关假设,并以国泰安“中国上市公司专利研究数据库”1985-2015年涉及的1 921家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规模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盈利能力和债权融资水平对企业持续创新的影响不显著;股权结构中,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与持续专利时间、持续发明时间负相关,对持续专利数量和持续发明数量的影响不显著。机构投资者持股比例与企业持续专利时间正相关,对其它持续创新变量的正向影响不显著;在高管激励中,以薪酬测度的高管短期激励与企业持续创新正相关,以持股比例测度的高管长期激励对企业持续创新的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完全发挥。     

技术董事、股权激励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创新在企业经营中的地位越来越高，董事、监事及高管团队对企业创新战略的方向、组织和实施具有重要影响，研究他们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变得必要和迫切。以2012-2017年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DEA-Tobit两阶段模型，分析企业技术董事比例和股权激励（分为高管股权激励和核心员工股权激励两个维度）对中国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结果显示，公司技术董事的比例越大，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对核心员工的股权激励授予比例越高，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越高；然而，高管股权激励授予比例与上市公司技术创新效率并无显著联系。     

货币薪酬能激励高管承担风险吗

有关“风险承担”（risk taking）的研究是近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货币薪酬激励的增加能提升高管承担风险的水平;（2）最终控制人性质和公司成长性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以及公司成长性较低的公司,货币薪酬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3）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公司绩效的提升;（4）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效用作用。这些结论在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处理内生性问题等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因此,本文从“风险承担”这一新的视角深化了有关高管薪酬激励降低代理问题并提升公司绩效的研究,也为中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的有效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价值。     

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基于中国A股市场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07年中国A股市场实施股权激励的上市公司及其配对样本为研究对象,采用Logistic回归法,考察了股权激励与财务重述的相关关系。研究发现,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要显著高于未实施股权激励的公司;相比基于业绩的股权激励模式,实施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的公司发生财务重述的可能性更高。研究结论支持了有股权激励尤其有基于股价的股权激励模式的上市公司经营者可能有短期盈余操纵行为的观点。     

股票期权风险承担激励、管理者权力与企业研发创新

以2006-2016年公布股票期权激励方案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高管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对企业研发创新的影响。研究表明,管理者期权薪酬风险承担激励和管理者权力均对企业研发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当二者同时存在时,期权薪酬激励与管理者权力之间会产生负向协同效应,反而会阻碍企业研发创新。其原因可能在于,管理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利影响薪酬合约制定过程而轻松获取租金,从而放弃风险较高的研发创新活动。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创新、管理者权力和高管股权激励相关研究,对于提高企业创新能力、改进公司治理具有一定借鉴意义。     

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研究--基于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

在企业中,技术研发的创新能力决定了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但是,企业是否进行研发则完全由企业的高管决定。在现代企业中,领导权与所有权分离导致了委托代理问题的产生,而企业引入股票期权激励却能使二者的利益趋同,有效地缓解代理问题,进而影响高管做出相关的研发决策。本文以2007年—2011年披露了企业研发支出的国有上市公司为样本,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研究了国有上市公司的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在国有企业中,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研发支出显著正相关,高管股票期权激励越大,研发支出越多,同时,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R&D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U型的非线性关系,而非直接的线性关系;第二,当国有企业处于较高业绩或具有良好成长机会时,企业会忽视R&D的投入;国企冗余资源类型不同,对高管股票期权激励与企业R&D支出之间关系的影响不同;潜在的冗余资源越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对研发支出的影响越小,未吸收的冗余资源越多,高管股票期权激励对研发支出的影响越大。     

高管同酬、激励效率与公司绩效

我国部分上市公司的董事长和总经理领取的年薪完全相同。这种高管同酬的确定依据是什么？高管同酬是否具有激励效率？高管同酬又会对公司绩效产生什么影响？文章利用2007－2012年 A 股上市公司数据,对高管同酬及其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发现,部分上市公司出现高管同酬,主要是因为高管薪酬由公司政治因素或内部薪酬比较所决定,而并非遵循最优契约观所寓示的“效率逻辑”;与高管异酬的公司相比,高管同酬公司的董事长薪酬激励缺乏效率;高管同酬对公司未来财务绩效产生了显著的负面影响。这表明在中国情境下,高管薪酬契约的设计和实施需要关注公司权力博弈或内部薪酬比较等非经济性因素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