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行政处罚与债券市场反应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出台了一系列环保政策,如2015年1月施行新修订的《环境保护法》,2016年1月启动“中央环境保护督查”计划等,因而环境法律风险成为社会各方的关注焦点。随着环保执法信息披露制度的日益规范,环境法律风险能否得到合理定价？对于环境法律风险冲击,资本市场、评级机构以及企业自身有何反应？文章基于2013-2018年发债工业企业受到环境行政处罚后,政府依法公开的环境行政处罚决定书,研究了环境行政处罚对债券市场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行政处罚会影响企业的营业收入,导致债券违约风险上升,这种现象在重污染行业中和中央环保督察之后更加明显。环境行政处罚会使评级机构出具的信用评级得分出现分化,投资人付费评级机构会加强后续的主动评级跟踪,发债企业后续则更多地选择没有下调企业信用评级得分的发行人付费评级机构,表明两者之间存在“评级保持”而后“评级选择”的双向回馈路径。文章基于环境行政处罚视角,为环境规制如何影响资本市场提供了新的证据,也为研究企业信用评级提供了新的视角。     

我国企业债券信用评级的规范化研究

发行企业债券是企业进行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在国外 ,高度成熟的债券市场为企业筹集了大量资金。但是 ,由于发债者与投资者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 ,债券的信用风险不能得到充分的揭示 ,投资者对企业债券投资的潜在需求要转化为现实需求仍存在一定的障碍。要克服这种障碍 ,一个非常重要的办法就是引入信用评级 ,由评级机构对债券发行者按期偿还债券本息的能力及其风险程度作出综合评价。企业债券信用评级 (下文亦简称“债券信用评级”)对发债者、投资者、监管者都能产生显著的影响 ,从某种意义上说 ,信用评级是建立债券市场的基石…     

中国企业债券市场现状分析与建议

中国的企业债券市场近年来有了较大发展,但与股票市场相比,存在比较大的差距。债券发行规模偏低,金融工具的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要健全企业债券市场就必须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推动发债主体多元化,完善资源评级制度和信息披露制度。     

风险承担与公司债券融资成本:基于信用评级的策略调整视角

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显著影响信用评级,进而影响公司债券的发行资格与融资成本,因此发债公司存在基于评级的风险承担策略调整动机.文章考察了发债公司获得首次评级前风险承担水平的变化情况,并检验了风险承担水平对首次信用评级的影响及其市场反应.研究发现:在获得首次信用评级前,公司的风险承担水平持续下降,而后缓慢回升,公司存在调整风险承担水平以迎合评级需求的行为;风险承担水平与主体信用评级显著负相关;基于信用评级的中介效应,风险承担水平与债券融资成本显著正相关.公司通过策略性地调整风险承担水平,可获得较为理想的主体信用评级,并实现融资成本的有效节约.     

企业债券发展透视

债券融资是国际上广大企业直接融资的重要渠道之一。我国企业债券市场在过去近20年，其规模和发展速度不尽人意。近两年，各方面环境有所改善，企业债券市场受到广泛关注，发展较快。本文首先分析了目前我国债券市场发展较快的原因。然后就其发展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如制度约束、利率限制、流动性不足、发债主体单一和信用评级等，提出了一些看法和建议。     

企业资源配置战略与债券信用评级

企业战略作为企业全局性、长期性资源配置的重要规划,对企业经营活动具有重要影响,也必然会影响企业的融资行为。本文从企业战略视角出发,以2008—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运用固定效应模型探究了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研究发现：相对于经营主导型企业,投资主导型企业的债券信用评级更低,并且该结论在处理内生性问题和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企业资源配置战略对债券信用评级的影响在非国有企业和分析师跟踪人数多的企业中更明显。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企业资源配置战略通过作用于企业违约风险而影响债券信用评级。本文的研究结论对发债企业、信用评级机构和债券市场投资者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企业债券信用评级与会计假设的辩证关系——基于2006年新企业会计准则的思考

企业债券信用评级是资信评级机构根据独立、公正、客观的原则,对面向社会公开发行债券筹资的发债人的整体信用状况进行综合分析,据此判断发债人届时偿付债务本息的能力,进而对其违约可能性进行科学评估。信用评级的核心是通过向债券购买者揭示发债人的风险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是征信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信用风险度量、信用风险监测、信用风险预警、信用信息资源整合和利率市场化条件下的金融产品风险定价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企业债券信用评级在较大程度上需要借助于对企业财务会计信息的分析和判断,特别是注册会计师的审计报告及上…     

评级、担保与债券发行成本——基于中国非公开发行债券经验的理论分析

基于中国非公开发行债券数据,本文探究了信息非对称下评级和担保的组合选择及其对债券发行成本的影响。假设债券发行人、评级机构和担保机构对违约概率有完全信息,而投资人则只知道其概率分布。分析表明：第一,除非发债质量很高或者很低,评级可以借由信息揭示机制细分“有评级”和“无评级”违约概率的分布范围。第二,担保通过提供违约赔付降低发行成本,且高风险债券更有可能发生担保,但摩擦成本的存在使担保债券的发行成本具有异质性。第三,评级和担保并非简单的互补或替代关系,当揭示机制起作用时,“无评级”会促进担保发生,然而“有评级”的影响并不确定,因为评级降低了投资者预期的最高违约概率会促进担保,但降低平均违约概率却会替代担保。本文可以为理解取消强制评级的政策效应提供理论洞见和决策依据。     

防范化解债务风险背景下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研究

随着地方政府债券规模越来越大，中国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压力也随之增大。依据国际经验和中国实际情况，建立一套科学、合理和完善的地方政府信用评级体系，是中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及有效防范化解债务风险的关键。本文在总结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家地方政府信用评级经验的基础上，通过对2022年度中国存量地方政府债券和各省份经济主体债券发行的违约率、违约损失率、发行票面利率和发行利差进行实证分析，发现目前中国地方政府债券信用评级区分度明显不够，在防范化解政府债务风险方面基本处于失效状态，其根本原因在于缺乏地方政府债券本身违约率检验、地方政府及其债券信息披露不充分和评级理念未与时俱进等。本文最后就中国地方政府信用评级提出若干改进建议。     

信用评级调整对上市公司股票价格异质性的影响

随着中国经济金融的发展,信用评级对股票市场行情的影响日益增大.本文结合2008—2014年中国上市公司的信用评级调整,研究公司信用评级符号及评级展望、债券信用评级符号调整对股票价格波动的影响.研究发现,在信用评级调整中,非负面的公司和债券评级符号调整都会提高股票累计异常收益率,但是公司评级符号不变的影响持续性较弱.非正面的公司评级展望短期内降低股票累计异常收益率,长期内仍然会提高股票累计异常收益率.信用评级对私企股价的影响要大于国企.上述结论对于推进中国信用评级市场建设、完善股票市场、监控和应对股票市场风险、维护金融体系的稳定性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Does it really pay to do better? Exploring the financial effects of changes in CSR ratings

Previous literature on the link between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has focused mainly on the financial implications of a firm’s level of CSR without considering the potential effects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variations in CSR rating. We try to fill this gap by studying whether variations in a firm’s CSR rating affect systematic risk, firm value, and portfolio performance. First, our results show that an increase in firms’ CSR efforts, as reflected by an increase in their CSR ratings, significantly reduces systematic risk. Second, a positive variation in CSR ratings significantly improves firm value. Finally, from a portfolio perspective, a strategy that consists of buying stocks that have experienced a CSR ratings increase and selling stocks that have experienced a CSR ratings decrease (or remain stable) leads to lower financial performance. Taken together, our findings provide new evidence and financial implications for firms and portfolio managers.     

金融衍生品使用与企业价值、风险:来自中国有色金属类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基于企业使用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趋势,以中国有色金属类上市公司为样本,对上市公司使用金融衍生品是否有利于提升公司价值;使用金融衍生品究竟增加了企业的风险还是降低了企业的风险?企业价值和企业风险关系如何?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司使用金融衍生品提升了公司价值,但未必能提升经营业绩;合理运用金融衍生品在某种程度上能够降低公司的内生性风险,有利于企业价值提升,而系统性风险与企业价值之间不具有因果关系。本文研究结论对中国上市公司合理使用金融衍生品进行风险管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评级机构竞争、声誉与债券信用评级质量

本文以我国2010—2014年的企业债和公司债为样本,构建了新的声誉指标,分析了声誉机制和评级机构竞争对债券信用评级质量的作用机理。结果表明：高声誉的评级机构出具的债券信用评级具有较高的评级质量;评级机构竞争加剧了评级虚高,降低了债券信用评级质量;声誉机制能够抑制评级机构竞争导致的评级虚高,提高债券信用评级质量。本文为衡量我国评级机构声誉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辩证地看待评级机构竞争的影响。     

金融周期、全要素生产率与债券违约

基于宏微观结合的视角,本文首先从理论上阐释了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债券违约的机制,并基于我国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发行的债券,进而实证检验了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对债券违约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周期和全要素生产率显著影响了债券违约发生概率,在金融周期顶部区域债券违约概率显著增加,全要素生产率越高的企业发生债券违约的概率越小。进一步的异质性分析表明,金融周期对周期性行业企业和非国有企业债券违约具有更高的平均边际影响。本文的政策启示为:要平衡好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避免采取过度的经济刺激政策,在金融周期顶部期要采取以时间换空间的稳杠杆政策;要确保减税降费政策措施落地生根,加大对科技研发特别是基础研究平台的支持力度,促进企业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货币薪酬能激励高管承担风险吗

有关“风险承担”（risk taking）的研究是近年来特别是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财务学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本文研究结果表明：（1）货币薪酬激励的增加能提升高管承担风险的水平;（2）最终控制人性质和公司成长性会影响两者之间的关系,在国有企业以及公司成长性较低的公司,货币薪酬激励与风险承担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较弱;（3）风险承担水平的提高能促进公司绩效的提升;（4）进一步研究发现,风险承担在高管薪酬激励与企业绩效之间发挥中介效用作用。这些结论在采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和三阶段最小二乘法（3SLS）处理内生性问题等稳健性测试后依然成立。因此,本文从“风险承担”这一新的视角深化了有关高管薪酬激励降低代理问题并提升公司绩效的研究,也为中国上市公司尤其是国有上市公司高管薪酬契约设计的有效性提供了借鉴和参考价值。     

Are social,financial, and human capital value enhancing? Evidence from Taiwanese firms

This study examines the effects of social, financial, and human capital on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i.e., Tobin's q) of Taiwanese firms in 2007. We find that social capital, as measured by total lending and borrowing among related-party transactions, has a positive effect on a firm's value. Human capital, such as employee productivity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D), also has significant positive effects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 In addition, a higher firm value is found to be associated with a better credit rating for the firm.     

ESG表现对企业财务绩效的影响研究

ESG已成为衡量企业表现的重要指标。研究企业ESG评级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有利于激发企业的ESG意识,使企业积极承担ESG披露责任,弥合投资者与企业的信息不对称。构建固定效应模型,以2010—202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对企业污染程度的异质性、企业性质、区域发展程度等进行进一步测试,考察企业ESG评级与企业财务业绩的关系及信息透明的机制效应。实证表明：(1)良好的ESG性能对企业业绩有直接的促进作用;(2)企业信息透明度为其机制;(3)ESG表现与企业绩效的关系受企业污染程度、企业性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低污染、非国有、东部地区及非省会城市企业ESG评级更能显著提升企业绩效。根据以上结论,本文同时提供决策可借鉴的经验。     

管理层海外经历、短视主义与企业创新：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高管海外经历具有知识溢出效应,能够促进企业创新。采用2012—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实证检验管理层海外经历、短视主义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管理层海外经历通过抑制短视主义促进企业创新,这一影响路径受到融资约束的前半路径调节和政府补助的后半路径调节。基于企业生命周期视角,上述影响路径在成长期和成熟期成立,在衰退期不成立,融资约束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前半部分调节在成熟期成立,政府补助对上述影响路径的后半部分调节在成长期成立。研究结论有助于打开管理层海外经历对企业创新影响机制的“黑箱”,拓展管理层海外经历经济后果研究,为企业创新高质量发展提供经验证据。     

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

选取深沪A股上市制造企业为样本,以技术投入持久性为视角研究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并探讨外部环境、企业规模和财务杠杆的调节效应。结果表明：技术投入惯性正向影响企业绩效;外部环境动荡时,惯性的积极作用表现〖JP〗更加显著;企业规模抑制了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的正向关系;财务杠杆对技术投入惯性与企业绩效的调节效应还因企业性质不同而有所差异。研究提示,制造企业应运用高水平投入,采取持续不变的技术投入策略应对动态环境。大规模企业要关注技术创新,增加技术创新投入,防止盲目执行技术投入策略。针对“预算软约束”问题,国有企业应注重合理利用负债融资,发挥负债的治理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