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助与制造业企业创新:基于“量”与“质”的视角

利用2007-2019年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基于“量”与“质”的视角分析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数量和企业创新质量均呈U型关系，当政府补助规模超过U型转折点后，能够促进企业创新增量提质；政府补助与创新数量的U型关系在国有和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衰退期、成长期、成熟期企业中成立，政府补助与创新质量的U型关系在非国有企业、东部地区企业、衰退期和成熟期企业中成立；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使政府补助与企业创新质量的U型曲线更加陡峭，U型转折点左移。这对于提高政府补助规模、优化政府补助结构以及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启示意义。     

高管海外经历促进技术创新的机理与路径

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如何发挥好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这一国际经济技术交流重要载体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成为重要议题。本文基于中国沪深A股上市公司微观数据,发现高管海外经历明显促进了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提升。机制分析发现有三条影响路径：一是有效增加了管理层多元化,降低了管理层短视问题;二是提高管理层的自信水平;三是优化了创新要素配置结构,提高高素质人力资本比重,增加研发资本要素投入。异质性分析发现,高管海外经历对高技术企业和大企业实质性创新的激励更强。本文为更好实施“创新驱动”及“人才强国”两大战略提供了政策参考。     

政府补贴对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创新的影响研究

如何对补贴进行结构性优化,以更好发挥政府补贴的精准性及创新激励效应是迫切需要回应的重大问题,同时,企业创新活动在不同的生命周期阶段也表现出异质性。文章选取2010-2017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结合企业生命周期发展阶段性特征,对政府补贴和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1)补贴对成长期企业的创新具有显著激励效果,对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创新无显著正向影响;(2)补贴对成长期企业创新的激励作用通过直接资源补充和间接信号传递机制实现;(3)补贴没有提升成熟期和衰退期企业的内部研发意愿,这解释了补贴无法促进成熟期、衰退期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以及外源性融资增加无法转化为衰退期企业研发投入的内在原因。研究结论具有如下政策含义:政府在制定补贴政策时,为了精准发挥补贴的创新效应,需要根据企业生命周期特点对补贴的介入与退出机制进行结构性优化。对成长期企业进行补贴倾斜能更好地发挥创新激励作用,一旦企业步入成熟期和衰退期,政府需要考虑非研发类补贴的退坡,以集中资源聚焦创新扶持。     

市场需求、创新政策组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企业生命周期视角

以北京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基于创新驱动理论，运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探索市场需求与政府干预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①研发补助和税收优惠政策组合协同互补效应显著，但组合效果会因企业所处生命周期不同而呈现显著差别。具体来说，对成长期企业二者组合竞争效应显著，组合效果为负协同。对成熟期企业，二者组合互补效应显著，组合效果为正协同。对衰退期企业，二者组合效果无显著影响，组合效果为无协同；②总体来说，市场需求显著促进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但对于成长期和成熟期企业的正向促进效应显著，对于衰退期企业抑制作用显著；③市场需求在创新政策组合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起负向调节作用，且对处于不同生命周期的企业结论一致。对成长期企业，政府干预优于市场调节，对成熟期企业，市场调节优于政府干预，对衰退期企业，政策引导效果更优。最终，提出促进创新高质量发展的对策建议。     

不同融资约束情景下政府补助与企业成长——基于政府补助相关性分类视角

政府补助按照相关性分为收益性政府补助与资产性政府补助,在不同融资约束情景下,两类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影响存在差异,基于此,选取中小板上市企业2011-2017年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收益性政府补助对企业短期成长具有促进作用,对企业的长期成长无显著影响；资产性政府补助对企业长期成长具有促进作用,对企业的短期成长无显著影响。随着融资约束程度逐渐提高,收益性政府补助与资产性政府补助对企业成长的促进作用逐渐减弱,融资约束对企业成长的抑制作用明显增强。     

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对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差别化的影响

以2009—2018年中国沪深两市开展R&D国际化的上市公司为样本,探讨了高管正向外部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R&D国际化覆盖国家的差别化问题,同时还检验了高管海外经历以及政府补助这两个内外部的影响因素对上述关系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高管外部薪酬高于行业平均水平时,该薪酬差距越大,企业更偏向于在科技发达国家进行R&D国际化;高管海外经历和剔除与科技创新无关部分的政府补助均对上述关系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数字经济能否缓解管理层短视行为?——来自真实盈余管理的经验证据

管理层短视行为是学术界和管理实践关注的焦点。数字经济究竟对管理层短视行为有何种影响尚无明确结论。本文以表征公司短视行为的核心变量真实盈余管理为研究情境,检验数字经济对真实盈余管理的作用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显著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缓解了管理层短视行为。中介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通过降低委托人和代理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和缓解融资约束两条路径抑制真实盈余管理。进一步研究显示,公司所处行业的市场竞争程度越激烈,数字经济越能在信息流传递层面“精准施治”,抑制真实盈余管理的效果越显著。本研究明晰了数字经济对微观公司治理领域的影响,为解决管理层短视行为,抑制真实盈余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经验证据和理论启示。     

政府补助、外部融资抉择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中国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

为研究企业外部融资结构差异和政府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对2015-2018年中国实体上市制造企业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短期借款、长期借款与政府补助结合，未能对企业创新绩效产生显著的激励作用；企业发行债券会增强政府补助对创新绩效的激励效果；企业股权融资比例的提升会对创新绩效产生更显著的积极影响，相反政府补助的激励作用会受到削弱；当政府补助超过临界值后，对企业创新绩效由激励作用转变为抑制作用。未来政府补助应加强对小微企业的扶持，减少对企业融资行为的扭曲；企业应合理调整融资决策，促进政府补助和融资积极作用的有机结合，助力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     

技术市场发展、实体企业金融化与创新质量

以2005—2020年中国A股上市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和机制，重点关注技术市场发展对上述影响效应和机制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具有负向影响效应，技术市场发展能够强化这一影响效应，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加显著，融资约束和全要素生产率是实体企业金融化影响企业创新质量的有效机制；技术市场发展的调节效应主要作用于影响机制的前半路径，在技术市场发展较快的地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较弱，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负向影响效应更强；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在产品市场竞争、是否为家族企业和银企关系方面存在异质性，当产品市场竞争更激烈、银企关系较差和企业为非家族企业时，实体企业金融化对创新质量的负向影响更显著。     

循序渐进还是一蹴而就？政府补助节奏对企业二元创新影响研究

作为创新的主体,企业原创性成果稀缺已成为中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桎梏。传统静态视角研究忽视了政府补助投入的动态特征,导致在评估政府补助规则化程度对企业二元创新（利用性和探索性）的影响时存在明显偏误。基于政府补助节奏的动态视角,本文利用2011—2017年中国A股2002家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深入探讨了政府补助对企业二元创新的因果关系、政府补助节奏潜在的调节作用以及企业研发投入所扮演的重要作用机制。结果表明：政府补助对企业二元创新均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对颠覆式的探索性创新促进作用更加明显;企业研发投入增加是政府补助促进企业二元创新的重要影响路径,并受到政府补助节奏的负向调节作用。本研究可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重视补助发放节奏,促进企业对政府补助专有账户资金合理有效使用,最终加快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目标实现等提供理论支撑与现实佐证。     

财政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激励效应研究——来自民营科技型企业规模与生命周期的诠释

在“大众创新万众创业”的时代背景下，激发微观主体创新活力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政府补贴是提升企业创新强度的一项重要政策工具，主要形式有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选取2013-2017年在我国中小板上市的民营科技型企业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财政补贴和税收优惠对企业研发创新强度的影响效应，进一步考察企业规模特征对两种政府补贴工具效应的影响，并引入企业生命周期模型，考察政府补贴在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活动中的最佳投入阶段。研究结果表明：财政补贴对研发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税收优惠能显著提升创新强度；企业规模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强度间存在显著调节作用，企业规模越大，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强度的激励效应越弱。通过采用纳入企业生命周期因素的模型进行分析发现：政府补贴对成长期和成熟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具有显著激励作用，对初创期和衰退期民营科技型企业创新强度影响不显著。     

区域创新与企业经营增长影响研究

针对半导体企业经营增长问题,依据创新空间理论,运用逐步回归和后向回归方法,基于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China Securities Regulatory Commission,CSRC)2004—2019年半导体上市公司财务报表数据,构建多元完全回归分析模型.结果表明:创新空间,技术投入、地理区域、所有者背景、经营年限和融资负债对经营增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碳排放、金融市场化、政府效率、技术投入和融资负债对经营增长表现为非直线性U型趋势;创新空间对技术投入影响经营增长的效益具有正向放大作用;韩国三星投资空间选择关注半导体生产所需的稀缺性资源获取.     

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 ——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选取我国2015-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在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并依据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异质性进行分组检验。研究发现：①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双重门槛效应，且当政府补贴力度介于0~0.000 5之间时，补贴效果最优；③基于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的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政府补贴仍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抑制作用，但门槛效应差异较大。     

企业发展预期的创新效应：基于上市企业年报文本挖掘的实证

基于2010—2018年沪深上市企业年报文本，运用计算机文本挖掘技术并结合情感分析，测算企业发展预期指数，进而揭示企业发展预期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①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正向驱动作用，而风险预期提高会抑制创新产出，但没有证据支持资金预期对创新存在影响；②基于财政刺激机制的检验结果表明，税收优惠并未显著放大企业发展机遇预期、前景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也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但会强化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政府补助有利于强化企业机遇预期、前景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缓解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③融资约束抑制企业发展机遇预期、计划预期和资金预期对创新的促进作用，但未强化风险预期对创新的抑制作用；④不同行业性质和股权性质下企业发展预期对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     

政府科技资助对谁更有效?--基于企业规模与所有制三维交互的研究

何种企业能更有效地利用政府科技资助提升创新水平？文章结合资源基础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号传递理论,运用上海张江高科技园区2382家企业2006—2009年共计6718条非平衡面板数据,研究企业规模和所有制性质在政府科技资助影响企业创新过程中的三维调节机制。研究结果表明：(1)在应用倾向值匹配法纠正政府资助选择偏差的基础上,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2)企业规模能够影响政府资助对企业创新的“杠杆效应”的发挥程度,规模越大,资助对企业创新水平的正向激励越强;(3)政府资助对不同所有制性质企业的作用存在差异,相比国有企业,非国有性质的企业能更好地利用政府资助提升创新水平;(4)企业规模的调节作用还取决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相比之下,政府资助对非国有企业的创新激励作用会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不断增强。     

垂直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质"与"量"的影响

创新不仅取决于管理层决策,而且与员工支持密不可分,那么垂直薪酬差距(管理层与员工的薪酬差距)如何影响企业创新？依据锦标赛理论和社会比较理论,以中国2007-2015年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为样本,进行Tobit实证检验。研究发现,垂直薪酬差距对企业创新发挥“锦标赛”激励作用,其中,对创新数量的促进效应在薪酬差距较低组显著,企业融资约束会反向调节垂直薪酬差距与企业创新的关系;薪酬差距中的管理层薪酬溢价能显著提升企业创新数量和质量,而员工薪酬溢价会显著降低企业创新数量,提升企业创新质量,并且对非国有企业更显著。据此提出优化企业薪酬设计、加大企业创新资金支持及人才建设等建议。     

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

机构投资者与政府补贴等优惠政策作为企业经营的重要资本来源和制度保障，势必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重要影响。以我国沪深两市战略性新兴上市企业2010-2015年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对异质机构持股、政府补贴与企业技术创新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没有显著影响，政府补贴可以促进机构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尤其是实质性技术创新产生显著正向影响；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负向影响，券商持股与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分别存在不显著和显著正向影响；政府补贴能够降低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负向影响，有效促进基金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的正向影响，并通过调节作用促进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更加显著的正向效应；政府补贴对基金持股与企业非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对券商持股和QFII持股与企业实质性技术创新关系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促进了企业创新吗——创新数量与质量视角

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是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的主导路径，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基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机理分析，采用2008—2018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嵌入式服务化数据与专利数据，实证检验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对企业创新数量、创新质量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制造业现代服务嵌入对企业创新数量和创新质量具有提升效应，传统服务嵌入仅对创新数量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创新效应具有行业异质性和发展阶段异质性特征，传统制造业和成长期企业能够从服务化转型中获益更多。中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制造业嵌入式服务化主要通过调整企业要素结构和优化企业创新行为影响企业创新表现。其中，创新要素投入和探索性创新是主要作用渠道。     

政府研发补助对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以2012-2016年东北高端装备制造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样本,实证分析了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关系,同时分析该作用路径下企业研发投入的中介作用以及高管人力资本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助对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均有显著正向作用,企业研发投入在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创新绩效关系中起完全中介作用;高管任期负向调节政府研发补助与企业研发投入的关系,但正向调节企业研发投入与创新绩效的关系;高管学历在政府研发补助-企业研发投入-企业创新绩效的作用路径中,均起显著正向调节作用。     

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发要素区际流动的中介作用

自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频繁的政策实验使得政策不确定性成为企业创新决策过程中不可忽视的因素,企业在不确定性政策环境中的行为选择及内在机理有待进一步检验。基于政策不确定性概念,检验不同类型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从人才和资本两个维度分析研发要素流动的中介作用。结果发现：总体来看,政策不确定性不利于企业创新绩效提升与研发要素流动。具体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对企业创新绩效和研发要素流动具有负向影响,需求层政策不确定性对其具有正向影响,环境层政策不确定对其无显著影响。人才、资本等研发要素流动在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创新绩效间发挥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分析发现,供给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抑制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负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需求层和环境层政策不确定性通过促进人才、资金等研发要素流动正向影响企业创新绩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