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多维贫困及致贫机理研究——以甘肃省840份农户为例

贫困是人的可行能力在收入或消费、教育、就业、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获取信息和技术的机会等多个维度被剥削的现象,多维贫困指数反映了贫困人口或家庭的多维贫困发生率及承受的剥削强度。借鉴Alkire and Foe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并以此方法为基础设计调查问卷,采用分层随机抽样选取甘肃省13个村子进行调查研究,然后利用对甘肃省部分农户家庭的实地调研数据,从收入、教育、健康、生活水平和社会关系5个维度对贫困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状况进行了测算与分解。结果表明,1~5个维度的多维贫困指数分别为28.8%、21.7%、16.3%、7.6%和1.1%;甘肃省农户家庭的"基本可行能力"被剥削的情况严重,贫困发生率高,贫困深度和贫困强度均高于其它省份或地区。从农户所处贫困的维度状况梳理出了甘肃省农户致贫的机理:受教育水平不足导致的"能力贫困"导致家庭普遍陷入多维贫困和低收入均衡水平,其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增加而递减,对绝对贫困的贡献较小;而收入和健康的贫困贡献率随着贫困维度的增加而上升,在绝对贫困家庭中,家庭成员不理想的健康状态,尤其是主要劳动力残疾或患有重大疾病使得家庭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未来政府扶贫政策制定和执行应根据致贫维度状况进行有效瞄准,更加关注农户遭受的"能力贫困"困境,提高扶贫效率。     

农户多维贫困程度与特征分析——基于山西农村贫困监测数据

运用UNDP关于M P I计算方法,使用2009年山西省农村贫困监测数据,对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算与比较分析,结果表明:16.1%的农户处于多维贫困中,教育维度贫困率17.8%,健康维度贫困率16.2%,生活水平维度贫困主要表现在生活燃料、住房、饮用水方面;多维贫困发生率与收入贫困发生率存在相关关系;不同区域农户多维贫困存在较大维度与程度差异。     

西部山区农户多维贫困测量——基于陕西安康市1404份问卷的调查

中央和地方政府要想有针对性地帮助穷人、增进扶贫政策的效果,必须从多个角度对西部山区农户的贫困状况进行评估和测量。本文借鉴Alkire和Foster开发的多维贫困测量方法,利用西安交通大学课题组2011年安康农村入户调查数据,进行安康农户家庭的多维贫困测量。本文多维贫困指数包括教育、健康、生活质量三个方面。根据调研的相关数据进行深入分析,挖掘出存在的一些问题,最后给出本文的对策建议。     

社会资本对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来自陕西省延安市513个退耕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

研究生态脆弱区多维贫困的产生原因及影响机理,对农村地区减贫和长期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以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为例,对农户的多维贫困进行了测度和识别,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和Probit、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社会资本对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的影响。研究表明,黄土高原退耕还林区农户贫困发生率较高,37. 82%的农户陷入多维贫困,25. 93%的农户收入维度贫困;社会网络、社会信任、社会参与均对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识别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社会声望对多维贫困识别影响显著,但对多维贫困指数影响不显著;总社会资本量能显著抑制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概率和减轻贫困程度。此外,家庭成员是否居住在一起对农户多维贫困产生负向影响,相对于男性为户主的家庭,女性户主家庭更易产生贫困缺失。     

基于内外因素整合视角下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测度与分析——以新疆南疆三地州为例

文章根据马克思的内外因理论,从内外因素整合视角出发,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以2017年新疆南疆三地州的农户调研数据为样本,采用A-F方法对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多维贫困进行测度与分解。结果表明,南疆三地州农户在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职业技能培训、公共交通服务和疾病等方面贫困特征明显,面临多维贫困问题;多维贫困发生率高达54.9%,多维贫困指数为23.58%。多维贫困指数按指标分解显示,职业技能培训、参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和疾病是导致农户多维贫困的主要内部原因,而公共交通服务是其主要外部原因;按是否收入贫困农户分解显示,非收入贫困农户也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     

认知能力、信贷与农户多维贫困

现阶段我国的精准脱贫已经进入攻坚时期,贫困者内生的认知能力与外部的信贷支持成为农户多维贫困脱贫的重要突破口。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在构建农户多维贫困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中介效应模型与包含工具变量的有序Probit模型(IV Ordered Probit),实证检验了认知能力、信贷与农户多维贫困之间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认知能力的提升会带来农户多维贫困状况的改善,但在深层次贫困的农户中,认知能力提升带来的边际效应呈现递减趋势;第二,认知能力的三个具体维度字词能力、数字能力与记忆能力均能显著改善农户的多维贫困状态;第三,认知能力对农户的各类信贷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在正规信贷获取的作用上要大于非正规信贷;第四,认知能力改善农户多维贫困过程中的主要传导机制是通过增加农户信贷获取进而实现脱贫。这意味着在我国扶贫开发的实践过程中,贫困者内生认知能力的开发与外部的信贷支持同样重要。     

乡村振兴战略下连片特困地区劳动力流动减贫效应研究——基于收入贫困与多维贫困的双重视角

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贫困问题作为我国脱贫攻坚的重点和难点,如何精准识别连片特困地区绝对贫困农户和测度农户多维贫困状况,是实施精准扶贫政策和乡村振兴战略的前提条件。本文以集中连片特困地区的秦巴山区为例,基于陕西、甘肃和四川3省1316个农户的微观调查数据,运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劳动力流动对农户收入贫困及多维贫困的作用机理。研究表明:(1)劳动力流动比例每提升1单位,农户家庭陷入收入贫困的概率显著降低23.2%,陷入多维贫困的概率显著增加8.4%,表明劳动力流动会显著缓解农户收入贫困,但也会加剧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2)在控制变量中,户主年龄、人口规模和户主婚姻对农户收入贫困有显著影响;户主婚姻、人口规模、抚养负担和医疗条件对农户多维贫困有显著影响。建议重点改善秦巴山区农户人居生活环境,提高基本生活保障和公共服务水平,减缓农户多维贫困的发生。     

深度贫困地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研究*——以四省藏区为例

[目的]我国贫困治理正在由单一驱动转变为多维治理,对四省藏区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展开测度与分解,不仅有助于更加清晰地认识当前阶段四省藏区贫困治理的现状与短板,而且有利于对深度贫困地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明确的参考。[方法]借鉴A-F多维贫困测量方法,提出多维贫困治理的测量方法,利用四省藏区484份农户调查数据,对四省藏区农户的多维贫困治理绩效进行测量与分解。[结果]四省藏区收入和住房维度的治理绩效突出,但在居住环境、教育和医疗意识维度表现出来的现代伦理思想差距明显;青海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最高,云南藏区排名靠后,主要受居住环境和医疗意识维度限制;户主受教育年限与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成正比。[结论]四省藏区多维贫困治理绩效显著,主要体现在经济收入与基础设施方面,但贫困农户的现代思想与发展意识还较为匮乏。因此,一方面,在安排教育、住房、医疗等项目时,不能单纯追求数字层面或指标层面的脱贫,应当辅以相应现代思想的教育引导,转变贫困农户的落后陈旧意识,并将其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把基础教育作为解决四省藏区深度贫困问题的突破口,在普及义务教育的同时,采取有效的举措重点解决学生不愿意进入高中阶段学习的问题,并转变陈旧的子女教育观念,以防止教育维度的代际传递。     

后脱贫时代连片特困地区的多维贫困测度与返贫防治——基于南疆四地州的调查数据

后脱贫时代,根据多维贫困最新表现对现有的贫困标准进行修订与提升,对于科学测度我国贫困现实和推进贫困治理具有重要意义。文章基于2019年新疆南疆四地州地区481份有效问卷数据,采用A-F双重临界值法,探索进入相对贫困阶段初期南疆四地州脱贫农户在收入、健康、教育以及生活水平四个维度的“相对剥夺感”。结果表明:从多维贫困程度看,多维贫困发生率为22.45%,多维贫困指数为0.0794;从多维贫困组成看,农户在收入和做饭燃料指标的“相对剥夺感”均最严重,其次是卫生设施和受教育年限指标。为此,应充分发挥南疆四地州自身资源和区域条件优势扶持重点产业发展,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完善生活基础设施三条返贫防治建议,为脱贫群体提供生活发展保障,改善农户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     

多维贫困视角下农户脱贫的指标构建与分析

精准识别的最终目标是保证有效的精准脱贫,多维贫困视角下的精准脱贫主要包括政策维度、发展维度和主观维度。研究发现:贫困农户脱贫的未来发展能力较低;贫困农户对于脱贫的认同度较低;五保贫困户相对于一般贫困户和低保贫困户而言更易发生"错退"现象。因此精准扶贫工作在保证有效脱贫的前提下,更要保证长期脱贫,通过建立多元化的贫困退出机制、融入社会力量关注扶贫问题等措施实现农户真正"摆脱贫困"。     

农户家庭人力资本减贫效应实证研究：基于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

全面脱贫之后,我国扶贫重点目标变为解决相对贫困,缓解贫困脆弱性。基于人力资本理论,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四期数据,分析对比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在消除绝对贫困、减少相对贫困、降低农户贫困脆弱性方面的效果,实证分析农户非农就业在相关路径中产生的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教育、经验与健康等人力资本均有利于促进农户减贫,防止返贫;对农户减贫边际作用最大的人力资本是经验,其次为教育;在教育与经验促进农户家庭减贫的过程中,非农就业起到了中介作用;在非农就业的中介效应占比中,教育降低农户家庭返贫风险的中介效应最大,其次为经验。因此,未来仍可通过提高农户家庭人力资本有效防止农村居民返贫,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全面脱贫后农村多维贫困测量研究

对农民家庭的贫困进行多维测量和识别是解决2020年后农村相对贫困问题的前提。使用修正的A-F多维贫困测量法,以"能力—权力"框架构建评估维度和指标体系,评估全面脱贫后中部农村地区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结果显示:农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和多维贫困发生率依然较高,脱贫户与非建档立卡户的多维贫困指数差异较大,但两者的贫困强度接近。进一步分解发现,中部农村地区呈现出两极差异化的减贫成效。一方面,社会权力对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较低,贫困群体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社会权力得到极大彰显;另一方面,表征农户发展能力的经济资本和人力资本维度对农户多维贫困贡献率达到84.4%,且脱贫户与非建档立卡户之间并不存在明显差异。     

基于能力贫困理论的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分析

[目的]考察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和特征,为新时期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方法]基于能力贫困理论构建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多维贫困识别指标体系,利用AF法,基于新疆连片特困地区农户生计调研数据测度汉族、维吾尔族、柯尔克孜族多维贫困的程度,利用对比分析的方法,并结合当地实际情况研究各主要民族多维贫困的特征,剖析其产生原因。[结果]连片特困地区各主要民族都面临着多维贫困问题,且非收入贫困比收入贫困严重;与汉族相比,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多维贫困覆盖率高,贫困程度严重;从各维度对多维贫困指数的贡献率来看,汉族的教育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最大,维吾尔族和柯尔克孜族的收入、教育和健康维度贫困对多维贫困的贡献较大。[结论]收入低下和人力资本积累不足是新疆连片特困地区主要民族摆脱多维贫困的重要障碍,新时期反贫困工作应充分考虑各主要民族贫困的差异性和多维性特征,尤其要重视从人力资本方面提升贫困人口的自我发展能力。     

中国农村的贫困特征与动态转换: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对比分析

为实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脱贫攻坚战须精准识别贫困人口。采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农户数据,从收入和多维角度对比分析了我国农村2012—2016年的贫困程度和动态转换。研究发现,2014年我国农户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的重合度仅为18%,收入贫困概念遗漏了76%的多维贫困户,多维贫困概念遗漏了64%的收入贫困户。相对而言,低教育程度户主家庭和中西部家庭更易同时陷入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从动态转换看,这两种贫困测量之间也存在很大的偏差,2012—2014年收入脱贫户中仅16%的农户同时实现了多维脱贫,2014—2016年也仅为18%,但是,处于深度多维贫困状态的农户比例几乎没有下降。基于上述测算结果,本文主张结合收入贫困和多维贫困评价指数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政策,同时要高度关注深度贫困人群和新增贫困人群,使得这些贫困家庭在收入、教育、健康、卫生等多方面实现脱贫。     

农地流转的多维减贫效应——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基于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样本数据,采用倾向得分匹配法,从多维贫困视角出发,实证检验农地流转行为对缓解农村地区贫困状况的作用效果,并探究其区域异质性。结果发现:农地流转具有较为显著的多维减贫效应。对多维贫困指数进行分解,观察到农地流转使农户在收入、健康和主观感知维度的贫困状况得到了缓解,但在教育和生活水平维度并不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不同流转行为的减贫效应存在不对称性,农地转出更能改善农户的贫困状况;不同区域农地流转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差异,西部地区的减贫效应最大,中部地区次之,东部地区减贫效应最弱,但相比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的多维贫困现状也更为严峻。因此,因地制宜地推动农地流转是缓解农村地区多维贫困进而消除相对贫困的有效路径。     

基于生活水平维度的县级贫困度量研究——以武陵片区北部为例

提高贫困人口瞄准和识别的准确度是农村扶贫开发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近年来从多个角度进行多维贫困的精准度量与分析成为国内外扶贫领域的研究热点。该研究以Sen的能力方法理论为基础,以Alkire和Foster的多维贫困指数(MPI)测算指标体系为参考,结合研究区实际情况,建立了生活水平维度贫困指标体系,利用武陵片北部11个县的贫困农户调查数据进行了基于"A-F"双临界值法的县级贫困人口量算,并通过"维度加总-分解"算法进行了空间分异分析。结果显示:生活水平维度中通电与资产指标对研究区贫困发生率和多维贫困指数影响最小,燃料类型指标影响最大;11个县贫困程度由大到小依次为:巴东县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秭归县建始县来凤县恩施市鹤峰县利川市丰都县咸丰县黔江区;依据房屋结构、燃料类型、饮水情况3个指标可将11个县分为甲乙丙3种类型,不同类型县的主要致贫因素不同,当地政府应根据各县具体情况采取差异化扶贫政策。     

为什么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低下

贫困农户收入对种植业的依赖性很强,种植业收入低下依旧是其贫困的重要原因之一。本文运用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农户调查数据和非线性模型Blinder-Oaxaca分解方法,以小麦为例,研究了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低下的原因。与一般农户相比,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低下的原因76.96%源自产量较低,23.04%源自价格较低;在小麦产量解释的76.96%差异中,播种面积差异和单产差异各解释其中的45.94%和31.02%。进一步分解发现,各要素投入量的差异对小麦单产差异的解释程度为73.59%,产出效率差异引起的小麦单产差异为26.41%。也就是说,贫困农户种植业收入低下的主要原因是投入不足,而不是效率低下。在主要投入要素中,贫困农户的中间物质投入量低于一般农户,但是效率高于一般农户;在劳动力投入方面,无论投入量和效率,贫困农户都高于一般农户;在生产性固定资产方面,无论投入量及效率,贫困农户均低于一般农户。     

健康冲击与农户贫困动态变化浅析

本文立足于动态视角,利用CHNS农户匹配样本,探讨家庭健康冲击与农户贫困动态变化的关系。研究发现：（1）我国农村普遍存在着退出贫困与进入贫困并存的现象,农户贫困更多表现为暂时性贫困,保持贫困所占比例相对较小;（2）健康冲击不仅在短期内造成家庭收入的下降,而且会影响家庭的长期收入水平;（3）健康冲击加大了非贫困户进入贫困的风险,从而对家庭的长期贫困产生影响,迫使家庭陷入贫病交加的恶性循环。     

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机制研究 ——基于生产资源优化配置视角

研究目的：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因果影响、作用机制及异质性,为进一步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构建缓解农村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提供实证依据和有益启示。研究方法：利用2010—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构建了多维相对贫困评价指标体系,通过BP神经网络赋权模型和双界限法测度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状况,然后使用工具变量法探讨土地流转对农户多维相对贫困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结果：（1）土地流转显著减轻了农户的多维相对贫困状况,且土地流出对5个子维度的相对贫困均存在稳健的减贫作用,而土地流入的减贫效应主要集中于家庭可行能力、发展机会、社会保险3个维度。（2）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优化农户的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实现多维度的减贫效应。（3）土地流转对西部地区和农业产值较低县域的农户,以及家庭劳动力年龄较低和土地价值较低的农户的减贫效应更为明显。研究结论：土地流转有助于提升相对贫困群体的内生动力,培育自我发展的长效机制,其福利效应可以缩小地区间和人群间差异。基于此,为实现共同富裕的发展目标,需要进一步建立健全统一的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促进土地规范有序流转。     

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基于上海市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上海市农村社会经济调查队2000～2004年的农户调查数据实证分析了教育与消除农村贫困之间的关系。考虑到农户受教育水平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了适当的工具变量并建立了一个两阶段Probit模型。回归结果显示,教育对消除农村贫困的影响在统计意义上十分显著,提高农户受教育水平确实能在很大程度上降低其陷入贫困的概率。在此基础上,本文也提出了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