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皇岛雾霾治理工作中的公众参与探析

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变快,我国的环境污染情况也在加剧,尤其是在一些拥有重工业的城市,雾霾天气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严重影响人们的日常生活,成为人们日益关注的话题之一。我国政府在治理雾霾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环境治理、人人有责",尤其是在解决与公众日常生活紧密相关的问题时,公众参与是一项非常好的举措。本文通过简要介绍目前秦皇岛雾霾治理中公众的参与现状,进而提出公众参与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并提出一些改善公众参与的具体措施。     

海洋塑料污染治理的公众参与困境与出路

构建海洋塑料污染治理体系是推进海洋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公众参与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有利于维护公众海洋生态环境权益、创新海洋塑料污染治理机制、增进政府与利益相关方之间的持续互动,是提升政府海洋塑料污染治理能力的优先选择。尽管近年来我国政府愈加重视在海洋塑料治理实践中纳入公众参与程序,但仍面临公众参与的法律保障不明、政府部门职能不清且动员不力、社会组织参与不足、公众参与热情不高等困境。借鉴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韩国在建立健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公众参与的法律法规体系、加强塑料垃圾源头管制、推进各级国际合作等方面的成功经验,建议我国应做好顶层设计,从完善公众参与的法律体系、加强公众参与机制建设、提高公众主动参与意识等方面健全海洋塑料污染治理公众参与机制。     

生态共享与共治理念下的京津冀农村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机制与对策

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是"十三五"期间的热点问题,其中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当前农村地区主要面临空气污染、生活污水、生活垃圾和化肥等使用不当的问题,为提升环境治理的有效性,应发挥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公众的积极作用,建立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协同治理激励机制、信息共享机制、多元主体参与网络机制等。     

环境数据开放视阈下的公众参与环境治理——基于对国内三市政府环境数据开放现状的维度分析

政府环境数据开放成为改善环境治理和政府信息公开的一项关键任务。通过对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实践困局与价值回应进行阐释,明确政府环境数据开放能够促进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以公民参与环境治理为契机,以数据、平台和管理三方面为研究维度,以北京、上海、广州三市的政府环境数据开放平台为研究对象,得出当前政府环境数据开放存在数据准确性与使用度偏低;平台双向沟通与末端参与缺位;管理规则缺乏与"数据孤岛"三个主要问题,并就此提出提升环境数据开放质量,规范数据开放标准;构建良性平台互动模式,促进公众平台参与;完善环境数据开放管理体系,提升开放管理水平三项完善策略,以此推动政府环境数据开放持续优化。     

农业经济增长与农业环境污染——基于空间效应的分析

本文基于2005～2017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SDM)分析了农业经济增长对农业环境污染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论有:一是农业经济增长因产出规模的扩大,对农业环境污染产生非线性影响,该影响与污染物要素投入指标的选取而异;二是农业机械化水平同污染性要素投入指标正相关,产业结构同污染指标负相关;三是农业经济增长对污染性要素投入具有空间溢出效应,化肥流失量的空间溢出弹性是直接效应弹性的6.46倍,农药流失量的空间溢出弹性同直接效应几乎相当,塑料薄膜残留量的空间溢出弹性仅为直接效应弹性的0.498;四是农业产业内部结构、农业机械化水平具有一定的"外溢"效应,这可能是导致其对农业环境污染产生影响的重要原因。本文的政策意涵:构建更为科学有效的农业环境污染监测指标体系,提高农业环境污染防治方面的技术水平,构建区域农业环境治理的联合机制,开展区域间的诸如品种研发、技术开发、农业机械服务外包等农业生产性服务业,促进地区间的技术共享、新型农业服务经营主体形成和农业产业的规模化经营,提高地区的产业化水平。     

多中心合作治理:环境公共管理的发展方向

理论和实践已证明:私有化——市场、中央集权——利维坦作为环境问题的解决方案均已遭遇失败,从而产生对多中心环境治理的制度需求。目前,建构环境公共事务的多中心合作治理模式应简化政府环境管制、构筑公众参与的基础、推行环境管理的地方化及区域合作、建立政府与企业的合作伙伴关系。     

中国农村污染工业发展机制研究

近年来,中国农村地域内工业发展造成的环境污染显示出加重和蔓延趋势。通过对第一、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企业数据的分析发现,中国农村地区污染制造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分布广、增长快、体量大、重化工业等背离农村技术和农业资源优势的污染制造企业占有绝对比重。采用Logit模型对企业在城乡选址行为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土地成本较低和环境管制宽松对企业在农村选址起了显著的作用,而土地成本的影响远远高于环境管制。这表明中国城乡间存在着"污染避难所"效应,但是其影响远小于低价土地成本所发挥的作用。由于地方政府在污染工业格局的形成方面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因此加强农村地区工业污染治理的关键环节是严格管理污染企业的用地总量和空间布局。     

矿产资源开发的环境恢复治理激励机制设计

十八大报告及《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该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明确提出"要建立吸引社会资本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市场化机制,推行环境污染第三方治理"。这为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恢复市场化机制提供了政策依据,因此采用何种激励创新体系机制,才能促成政府与民间资本投资的有效整合,才能有效吸纳民间资本参与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项目的建设,这已成为当前研究的热点,为此,从经济学角度剖析了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激励机制内涵,当前建立激励机制面临的问题,如:缺乏治理收益回报机制、忽视环境资产产权等。提出了建立矿山地质环境恢复治理激励机制的基础,提出矿山地质环境治理激励机制体系构成,国家应出台财政、税收和金融扶持政策,建立治理权益回报机制、治理收益回报激励机制和行政激励机制。     

环境分权对水环境治理效果的影响——财政分权视角下的动态面板检验

选取2002—2015年我国30个省际面板数据,应用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检验了环境分权的水环境治理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环境分权与工业废水和生活污水排放、工业废水氨氮排放量及工业废水化学需氧量三类水污染指标呈现显著且稳定的正向关系,这意味着赋予地方政府过高的环境管理自主权将不利于改善水环境治理效果;财政分权对水环境治理效果产生负向效应,随着财政分权程度的提升,环境分权对水环境治理效果的不利影响得以强化。分组检验结果表明,中央政策干预和环境管理体制改革促使财政分权对水环境治理效果的负面作用逐渐趋于不明显,且有效削弱了财政分权对环境分权与水环境治理效果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在东部沿海地区,环境分权可一定程度上降低水污染排放,其治理效应总体上优于中西部内陆地区,而财政分权对水环境治理效果的负向作用及其调节效应在中西部内陆地区更显著。     

契约管理: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有效模式

政府管制、市场调节、契约协商是各国治理污染和保护环境的常用模式。长期以来,我国农村环境呈趋恶的发展态势,因而寻找应对农村环境恶化的有效途径十分迫切。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多层次多领域依法治理",而环境契约管理作为一种新型社会治理手段,有益于破解当前农村面临的环境治理无序化困局。本文认为,构建以环境自治契约为核心的农村环境契约管理体系,综合发挥多种"契约优势"是创新农村环境治理模式的不二选择。     

养猪业环境协同治理:模式界定、分析框架与机制构建

针对养猪业环境面源污染加剧、邻里冲突事件频发的现实背景,仅依靠市场或政府来治理养猪业污染效果甚微,必须注重猪场周围农户的参与治理,基于养殖业与种植业的天然耦合性,发挥社会资本的价值和作用,构建"政府、养殖户和周围农户"三元结构模型,促成养猪业环境协同治理,并通过建立养猪业环境协同治理的主体合作机制、信息交流机制、过程监管机制和利益驱动机制,最终实现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     

公众运用互联网参与流域治理行为调查

“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积极引导公民参与环境治理,对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沱江流域（内江段）调查数据,分析公众运用互联网参与流域治理情况。调查结果发现：公众对环境重要程度的认知不高,多数群众认为环境质量逐渐向好;公众运用互联网参与流域治理的意愿较高,但通过互联网获取环境文化知识、参与环境议题讨论和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的公众人数较少。因此,地方政府应充分利用各种新媒介资源,对环境质量、环境知识、环境事件、环保理念进行普及和宣传,为公众环保行为提供有效的信息支持。     

“资本下乡”背景下的乡村治理公共性建构

近年来,在基层政府推动与资本逐利的双重驱动下,工商资本下乡大规模转入农地。通过对基层政府推动"资本下乡"的背后逻辑和"资本下乡"的运作机制进行分析,本文发现,基层政府、工商资本结成"权力—资本"利益共同体,共同应对土地流转中分散孤立的农户;村级组织成为下乡的工商资本管理分散农户的代理人;基层政府联合下乡的工商资本共同获取涉农项目利益和土地增值利润,其自主利益越来越独立于公众利益,"资本下乡"背景下乡村治理缺乏公共性:治理目标在一定程度上违背农民公共利益,治理方式在民主参与方面有待完善,治理资源利用趋向内卷化,治理结果不利于农村发展,这些都导致基层政权的民意基础遭到削弱。为了建构乡村治理公共性,需要从改善基层政府治理机制、完善地方政府治理体制、发展农村社会力量三个方面做出努力。     

政府环境信息公开与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探索

近年来,农村生活垃圾增多,严重污染了农村人居环境。农村生活垃圾治理可以优化农村生活环境,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政府通过环境信息公开可以让公众更好地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推动农村生活垃圾的创新,让公众了解更多关于农村生活垃圾的信息,通过与政府的良性互动和有效沟通,提高农村生活垃圾的治理效果。阐述了政府环境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现状,提出了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新途径,以调动公众利用政府环境信息参与农村生活垃圾治理的积极性。     

环境规制、生猪生产与区域转移效应

近年来,环境规制政策对生猪生产和区域转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本文采用"准自然实验",通过包含非连续变量的非参数IV估计及合成控制的方法,检验生猪产业的区域转移是符合污染天堂假说还是环境库兹涅兹效应。研究结果显示,"污染天堂假说"是存在于生猪养殖业中的;在控制住两个因素的相互干扰后等问题后,地区人均收入水平与该地区生猪产量呈现倒U型的关系,即生猪养殖也存在着"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在地区收入水平提升后会排斥污染较大的生猪养殖业。因此,本文提出各地环境规制应以提高粪污综合化利用为主,不能一刀切的限养和禁养等政策建议。     

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现路径考察——基于浙北荻港村的个案研究

探寻有效的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既是保障村民群众合法生态权益的现实需要,也是乡村振兴战略之生态宜居目标实现的客观要求。本研究通过对浙北荻港村环境治理的案例考察发现,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的实现机制是以广泛的社会资本为基础,以农村精英为组织领导核心,以健全内部运行机制为支撑,以环境公共服务体系改善为关键,以多元组织力量发挥为保障。尽管如此,在治理过程中依然面临着如何平衡"公民参与"与"政府主导"之间的张力、如何实现"地方知识"与"专业知识"之间的融合、如何增强"外部支持"与"内生力量"之间的互动、如何平衡"生产规模"与"环境破坏"之间的矛盾。未来需要从治理理念、治理体制、治理方式以及治理机制四方面来总结提升农村环境参与式治理绩效的对策建议。     

关于长江经济带FDI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若干思考和建议

基于长江经济带2005-2015年统计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和面板固定效应模型,从局部和整体两个角度对FDI、环境管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结果显示FDI的流入并未有效促进长江经济带整体产业结构升级;环境管制水平的上升能够促进各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以及整体产业结构的优化;FDI与环境管制具有互补效应。提出了转变引资方式,提高引资质量和水平;鼓励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加强环境污染惩罚力度,进一步提高环境规制水平等建议。     

社会资本视阈下农村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研究

受到工业污染,农业污染和生活环境污染等多方面影响,农村生态环境恶化问题严峻,农村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存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失灵现象,环境治理进展缓慢。从社会资本的视角考虑,由于社会资本存量生态环境治理具有正负两方面影响,需要增加正面社会资本存量,提升农村生态环境治理效果。     

促进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几点对策

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拓宽了农民利益表达和政治参与的渠道,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形成集体谈判能力,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鉴于目前我国农村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制度性空间不足,政府应更新观念,放松管制,促进农村非政府组织的发展,以改善农村治理机制,提高基层政府的治理能力.     

典型国家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经验启示

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实现乡村振兴和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举措,研究和分析发达国家村庄国土空间治理经验对我国完善空间治理体系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文章梳理日本、英国、美国、荷兰和德国等国家村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经验,总结出对我国的相关启示:(1)保障乡村产业用地,激活村庄内生发展动力;(2)优化村庄人居环境,扩大乡村振兴木桶容量;(3)加强基层管理力量,保障发展政策有效落实;(4)畅通沟通协调机制,建立健全公众参与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