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最优工具选择研究

通过构建一个包含家庭部门、企业部门、金融中介、中央银行这4个主体部门,并细分成8个部门的DSGE模型来研究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工具搭配问题.主要结论是:运用宏观审慎政策的贷款价值比工具以及资本充足率工具与货币政策的扩展型泰勒规则工具搭配,在面临各种需求、供给、偏好和政策冲击时,具有相对最优的降低经济、金融及杠杆率波动,维护经济、金融稳定的效果,也具有相对最优的降低社会福利损失的效果.     

多元外生冲击下双支柱调控的信号选择与制度安排——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

随着我国宏观杠杆率不断攀升,系统性风险成为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重点,宏观审慎政策工具成为应对当前风险挑战的重要手段。本文构建了一个DSGE模型,将逆周期资本缓冲宏观审慎政策工具纳入其中,将宏观杠杆率作为宏观审慎政策调控的信号,以福利效应最大化为标准,研究在多元化的外生冲击环境下,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制度安排。研究结果表明:一是通过货币政策防范金融风险的效果存在局限;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改善社会福利;三是宏观审慎政策效果的充分发挥需要货币政策配合。根据上述结论,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一是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在目标、工具、手段上应该相互独立。二是要完善货币政策和审慎政策的协调配合,加快双支柱政策框架体系建设。     

我国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研究

寻找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组合模式对于完善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双支柱调控框架意义重大。本文在DSGE模型中同时纳入价格型和数量型货币政策规则、资本充足率和贷款价值比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民营和国营企业。按照货币政策规则是否需要考虑金融稳定变量,宏观审慎政策规则是否需要考虑经济稳定变量,中央银行对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损失函数是考虑各自最小化还是合并最小化三类标准,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组合模式分为8类,探讨每类模式下的政策效果。结果显示,最优政策组合模式为:货币政策规则主管经济稳定变量、兼顾金融稳定变量;宏观审慎政策规则主管金融稳定变量,兼顾经济稳定变量;中央银行追求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损失函数之和最小化。     

宏观审慎政策是否推动了企业去杠杆？——基于沪深A股上市公司的实证分析

依据2007—2019年中国沪深两市A股非金融上市公司年度财务数据,运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考察宏观审慎政策和企业杠杆率之间的作用关系。结果表明：适度从紧的宏观审慎政策有利于降低企业杠杆率,受企业特征和地区金融结构异质性影响,非国有控股、规模较小、非过度负债状态企业及金融结构化程度较高地区更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发现,宏观审慎政策通过银行信贷渠道和资产价格渠道影响企业杠杆率,其中非国有控股及小规模企业受影响更深。因此,应优化宏观审慎政策对企业杠杆率的调节方式,加强宏观审慎政策结构性监管与跨部门监管,提高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和针对性。     

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及其协调搭配研究

通过在开放经济背景下构建具有宏观审慎监管的DSGE框架,分析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的有效性及其如何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进一步模拟分析不同类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的效果。模拟结果显示:(1)在政策抵御外部冲击方面,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能有效降低跨境资本流动增速、抑制汇率风险;(2)在影响货币政策有效性方面,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联合使用会增强货币政策有效性,其中价格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更能提升货币政策有效性;(3)在政策协调搭配方面,面对国外利率冲击,数量型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搭配使用时经济波动程度与社会福利损失均较小,然而面对技术冲击,两者搭配反而会增加社会福利损失,不利于经济稳定。研究结论对于政策当局有效制定跨境资本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以稳定经济、金融体系具有重要的理论启示。     

广义信贷与货币政策传导——兼论宏观审慎评估体系

中国人民银行推出的宏观审慎评估体系将广义信贷作为重要的审慎监管指标。广义信贷更加客观地反映了中国金融体系的变化,丰富和拓宽了货币政策传导,在宏观审慎、微观监管和金融稳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因此,基于融资结构和融资溢价的理论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广义信贷传导机制进行了实证检验,验证了广义信贷渠道传导存在的两个必要条件。我国货币政策广义信贷渠道传导的存在,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货币政策和宏观审慎政策协调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为二者之间的协调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研究基础。     

双金融摩擦下"双支柱"政策调控有效性研究

2008年金融危机引发了各界人士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注,普遍认为应构建宏观审慎的管理框架以加强对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关注.本文通过构建包含中国银行业结构特征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模拟分析"双支柱"政策对流动性和杠杆率的影响,模拟分析显示,当双金融摩擦存在时,"双支柱"调控框架应对经济负向冲击效果要优于单一货币政策框架;应继续强化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力度,完善调节机制,降低信贷供给摩擦对银行体系信贷投放的影响.     

“流动性陷阱”中的金融加速器和杠杆作用

本文通过建立包含房地产价格、金融摩擦以及货币政策的新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研究了非基础面的预期冲击对"流动性陷阱"驱动的动态特征。研究表明,当宏观经济陷入悲观预期驱动的流动性陷阱后,抵押品效应收缩所引起的信贷约束将成为预期冲击影响实际产出的主要传导渠道。杠杆率越高,冲击所引起的经济衰退越严重,流动性陷阱的持续期也更为持久。因此,政府应加大对金融创新的监管力度,并积极实施宏观审慎政策,以避免杠杆率水平过高引发"流动性陷阱"。     

房价波动、宏观审慎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效应分析——基于DSGE模型

目前我国房地产行业金融化、泡沫化倾向较强,是金融系统最大的灰犀牛。本文通过构建一个DSGE模型,将贷款价值比宏观审慎工具纳入其中,将房地产价格的稳态偏离作为宏观审慎的政策调控信号,分析了在技术冲击和货币政策冲击环境下,货币政策规则与宏观审慎政策的最优组合。研究结果表明:一是实施单一的货币政策调节产出和房价波动效果有限;二是宏观审慎政策和货币政策配合的双支柱调控框架有助于降低经济波动,减缓房价快速上行。根据上述结论,结合鄂尔多斯房地产特殊发展历程,本文提出政策建议如下:一是健全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政策的“双支柱”调控框架,二是构建多元化房地产金融体系,三是加强房地产金融市场监管。     

货币政策与异质性企业杠杆率——基于纵向产业结构的视角

当前,高杠杆已成为我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源头,围绕结构性去杠杆来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的基本思路,各方提出了一系列去杠杆措施。在此背景下,本文建立了一个包含“金融摩擦”与“资产负债表衰退”双重机制的动态随机一般均衡(DSGE)模型,探讨了中央银行紧缩性货币政策对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杠杆率的影响机制。本文研究认为,第一,中央银行提高政策利率会降低国有企业杠杆率,但会以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与总产出略微下降为代价;第二,伴随着政策利率上升,纵向产业联结度下降将会扩大国有企业与非金融企业整体杠杆率下降幅度,并减小民营企业杠杆率上升幅度;第三,货币政策对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进行响应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但效果并不显著。由此,本文研究认为,推动经济去杠杆需要在管住“货币”的同时,深入研究财政政策、宏观审慎等其他政策选项的可行性。在推动去杠杆的总过程中,货币政策要管住货币“总闸门”,宏观审慎政策要把住风险“总关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