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DI行业间技术溢出与“挤压效应”:基于广东工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选取广东工业行业数据运用曼奎斯特(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对广东内资工业部门和国有内资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及其分解变量进行测算。在控制R&D情况下,明确区分和分别测定FDI技术溢出的行业内溢出和行业间溢出,并从FDI企业所有制类型和市场导向性两个细分层面进行更深入研究。结果发现:FDI通过前、后向关联对当地企业的生产率有正向作用,但仅限于国内市场导向型FDI,作用对象仅是非国有内资企业,传导途径主要是技术进步;FDI通过水平方向对内资企业产生了"挤压效应",但"挤压效应"主要存在于内资非国有企业。     

FDI技术溢出空间性与地区生产率增长

本文在考虑了技术溢出具有空间特性的基础上,利用我国2000～2010年各省工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FDI对本地区内资企业以及其他地区内资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论表明,FDI在地区间也能产生显著的技术溢出效应,但技术溢出效应的强度受到地理距离的影响,而内资企业活动并没有在地区间形成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无论是本地的FDI还是异地的FDI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对西部地区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不显著.     

FDI对东道国经济发展的溢出效应:文献综述

对国内外FDI溢出效应的实证研究和理论研究进行了系统回顾。大多数实证研究发现,FDI的行业间溢出效应尤其是后向关联溢出效应显著为正,而行业内溢出效应并不显著或为负向溢出效应;技术差距、交流成本以及FDI进入方式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理论研究发现:适当的技术差距和市场容量能使FDI进入产生明显的后向关联效应,并增加上下游行业的产出,同时会促使跨国公司向本地供应商进行非排他性的技术扩散;中间产品的多样化和市场竞争结构显著影响FDI后向关联溢出效应——这是实证研究很少涉及的部分,是未来进一步研究的重点。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9~2003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考察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考虑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控制住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之后,研究结果显示,FDI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溢出和前向联系溢出,但后向联系溢出为负。此外,对技术差距最优区间的分析表明,当内资企业生产率为相应外资企业生产率的30%~70%时,前向联系溢出能实现最大化。     

外商直接投资行业间技水溢出效应实证分析

文章选取1999~2003年的行业层面板数据，考察了FDI对中国工业部门内资企业生产率的影响。在考虑了多重共线性问题并控制住不可观测的时间效应和行业效应之后，研究结果显示，FDI产生了显著的行业内溢出和前向联系溢出，但后向联系溢出为负。此外，对技术差距最优区间的分析表明，当内资企业生产率为相应外资企业生产率的30％～70％时，前向联系溢出能实现最大化。     

中国工业部门FDI技术溢出机制的研究

文章利用中国工业行业1999年～2003年的面板数据(panel data),通过建立联立方程组和固定效应的panel data模型,分析了中国工业部门中FDI产业内技术溢出效应的发生机制。实证结果表明,在技术水平差别不大的竞争性行业中,内外资企业间的竞争有助于外资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但这种竞争对内资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在外资企业的技术水平明显高于内资企业的示范模仿行业中,FDI产生了显著的技术溢出正效应,不过内资企业技术吸收能力的欠缺却削弱了技术溢出的正效应。     

FDI对国内投资的影响、挤出抑或挤入

文章基于加速方程构建了一个包括产业内FDI、上下游产业FDI的国内投资模型,有效地识别和区分了FDI对国内投资影响的产业间效应和产业内效应。理论分析表明,FDI产业间效应主要表现为对内资的挤入效应,而产业内效应主要表现为挤出效应,但也存在由于水平溢出而间接产生挤入效应的可能性;在此基础上利用2002年～2005年2位数制造业层面的Panel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FDI对内资的挤出(入)效应。基于国内总投资和分所有制类型的企业投资的实证结果基本符合理论预期。     

制造业FDI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

在中国制造2025的大背景下,如何利用FDI来促进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与技术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采用2005—2014年中国制造业的26个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FDI行业间和行业内的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变动的影响,结果发现行业内直接溢出能有效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高;行业内间接溢出则会挤占内资企业的生存空间阻碍全要素生产率、技术效率和技术水平的增长;行业间后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且明显地促进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行业间前向关联程度能显著但微弱地抑制内资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和技术效率的提升。     

FDI的出口溢出效应:机理分析与典型产业实证

在系统梳理FDI出口溢出效应机理的基础上,提出该效应的三种具体形式,即出口信息溢出效应、竞争效应以及示范效应,并将这三种效应模型化;将企业层面的模型扩展到行业层面,提出理论假说,并结合中国高技术产业的数据对其进行了实证检验。面板数据模型估计结果显示：对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内资企业而言,FDI出口溢出的竞争效应和示范效应都显著为正,且内资企业自身的研发能力影响这两个效应的发挥效果,而出口信息溢出效应显著为负,与理论假说显著相反,这可能跟中国高技术产业中内资企业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启示。     

技术差距、FDI知识溢出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实证检验

笔者以中国高技术产业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了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FDI知识溢出、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影响。结果表明:外资企业的R&D活动产生了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并由此推动了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高,但相对于内资企业自主R&D投入而言,FDI渠道的知识溢出对于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作用相对较小。内外资企业技术差距对于FDI知识溢出、内资企业创新能力具有非线性影响。     

中国零售业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测算——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2006—2009年省级面板数据为基础,对中国零售业FDI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中国零售业FDI对行业内技术进步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益,且中部地区的溢出效应大于东部地区。此外,资本密集度对零售业技术进步有较小的负面影响,企业规模对零售业的技术进步有正向影响,零售业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对零售业的技术进步没有显著影响。     

FDI的水平与垂直溢出效应——以长三角二省一市为例

利用2000—2007年长三角地区两省一市27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FDI对内资企业的水平溢出、后向溢出和前向溢出效应,分别就FDI对长三角地区整体和江苏、浙江和上海不同地理单元的27个制造业整体及不同类型组(高、中、低技术产业组)的溢出效应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江苏、浙江和上海的FDI都对内资企业具有正的后向溢出效应和负的前向溢出效应,江苏和浙江的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为正,上海的FDI的水平溢出效应为负。     

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溢出效应的影响分析——基于行业异质性角度

选取我国2006—2015年21个工业行业面板数据,从行业异质性视角,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强度对FDI技术创新溢出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清洁行业中,FDI前向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而在污染密集行业中,FDI后向和水平技术溢出可以促进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高,不论是清洁行业还是污染密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均会促进FDI技术溢出效应,进一步研究表明提高环境规制会影响FDI技术溢出效应,但在清洁行业和污染密集行业中存在差异性。     

行业增长因素与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

本文利用2000年至2002年我国制造业320个四位码细分行业的数据,采用经验研究的方法,系统地探讨了行业增长特征对FDI在我国产生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影响。检验结果表明,行业增长特征确实是影响我国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进而,行业增长特征对两种FDI行业内溢出效应的影响因内资企业的国际市场倾向性的不同而不同。此外,研究进一步提示我们关注我国出口水平较高的行业中可能发生的FDI挤出效应。     

研发投入来源、技术溢出渠道与自主创新绩效——基于高技术行业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基于高技术行业的面板数据,实证研究了不同来源的研发投入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本土企业自主创新绩效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高技术行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主要依靠企业和政府研发投入的分工协作,而金融机构贷款的贡献度十分微弱。在技术溢出效应方面,国内外技术贸易对自主创新绩效的作用并不显著;FDI的竞争效应降低了对内资企业的创新激励,但会通过示范效应、研发外溢以及科技人员流动促进其创新活动。     

FDI在我国技术溢出效应的局限性及因应策略

利用索洛刺余模型对FDI在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分析和实证检验，结果证明：在我国FDI的溢出效应并不明显。以溢出效应三个途径作为切入点，通过对导致溢出效应不明显的原因进行分析、实证检验，表明我国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存在局限性。如何克服这种局限性以提高内资企业的技术水平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异质性FDI绿色技术溢出环境规制门槛效应研究

在测度2003-2018年中国工业36个细分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采用线性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比较诱导劳动型FDI和资本型FDI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的环境规制强度。结果表明：FDI并不会自动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需借助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但环境规制强度应保持在合理区间。静态门槛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超过第二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发挥绿色技术溢出效应,但仅资本型FDI显著。动态面板模型结果表明,当环境规制强度提高到第三门槛值后,两类FDI均能够发挥显著的绿色技术溢出效应。此外,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为诱导FDI发挥正向绿色技术溢出效应,应在资本密集型行业、劳动密集型行业和污染密集型行业设置较高的环境规制强度,而在清洁生产型行业设置较低的环境规制强度。     

FDI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内的溢出效应——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文章采用面板数据及其模型方法,对20世纪9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制造业行业内外商直接投资(FDI)的溢出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FDI对中国制造业行业内存在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按行业资本密集度的分组检验显示,行业资本密集度是影响FDI溢出效应的重要因素,而外资参与度并不是决定外资溢出效应强弱的主要原因。     

FDI对苏粤本土工业行业内与行业间技术溢出效应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我国FDI流入较多的江苏、广东两省2002-2007年工业经济行业数据,从行业内和行业间两个层面比较了FDI对两省本土工业企业的技术溢出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江苏本土工业企业获得的行业内和行业间溢出效应的效果均优于广东;且两省本土工业企业获得的行业内溢出效应强度均大于行业间溢出效应。本文从两引资地的学习、消化和吸收新技术的能力强弱、外资来源差异、外资投向不同和引资模式特点等方面比较剖析其原因,以期为这些地区乃至全国更好地利用FDI提供有益思路。     

外商直接投资对广东省制造业技术溢出的实证研究——基于分位数回归方法

利用分位数回归方法,本文考察了FDI通过水平溢出和垂直溢出途径对广东省制造业的技术溢出情况.研究结果发现,内资企业的生产率处于高位水平时,FDI通过水平溢出途径的技术溢出表现正向显著作用;生产率较低时易受到挤出效应的负面影响.FDI通过后向关联溢出途径促进了上游内资企业生产率的提升,通过前向关联溢出途径,对生产率水平处于中等以及中等偏上的下游内资企业带来显著的负向影响.FDI对国有企业的技术溢出相比全部内资企业,在水平溢出的变化方向和前向关联溢出方面表现一定的差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