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一个新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视角

农村公共产品有效供给是转型期完善农村治理的核心,本文基于新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审视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理论逻辑和现实基础,认为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该通过"有效市场+有为政府"构建"政府主导、市场基础、第三方推动、农户参与"的多主体参与机制,创新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多元化的制度供给,协调农村公共产品各供给主体之间的利益,优化激励机制设计,促进激励相容,提升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绩效。     

“五位一体”协同:嵌入合作社的农村社会治理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提升社会治理效能。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不足,而农民专业合作社回应了农民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公共产品的缺失,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契合并嵌入基层社会治理,与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战略布局高度耦合,形成嵌入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农村基层社会协同治理机制。     

基于社会工作视域的乡村反贫困效果提升路径

虽然我国目前已如期完成新时代脱贫攻坚目标任务，但返贫现象时有发生，贫困地区尤其是乡村连片困难地区发展相对滞后，反贫困工作任务依旧艰巨。基于此，本文从社会工作视角出发，探究了社会工作介入乡村反贫困的可行性以及乡村反贫困效果提升面临的困境，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乡村反贫困效果提升路径，包括重视加强贫困者能力，社工机构参与脱贫绩效考评；丰富脱贫方法，健全社会支持网络，引入社会资源；引导治理主体积极参与，优化扶贫政策宣传方式。     

“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与路径

作为基层政府和农民群众之间的关系纽带,“新乡贤”既是乡村治理工作的参与主体与监督主体,也是乡风文明建设的引领者。“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主要体现在：“新乡贤”角色定位模糊、治理能力不足;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不健全;村民对“新乡贤”认可度不高。为充分发挥“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价值,应当尽快破除困境,从制度上明确“新乡贤”角色定位;多方面提升“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的能力;完善“新乡贤”的参与机制与激励机制;增强村民对“新乡贤”的认同感。     

乡村振兴背景下多元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困境及对策研究

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关系到乡村振兴效果。我国乡村治理主体经历了从一元到多元的历史背景演变，一方面，治理模式的演变需要与乡村社会发展相适应；另一方面，需要逐步健全机制创新，引导多元主体参与乡村社会治理，在乡村振兴的背景下有效促进乡村社会发展。文章基于乡村振兴背景，界定了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深刻研究分析了多元主体参与治理过程中的问题与对策。     

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能改善中国村治吗？

为评估村书记村主任“一肩挑”的实施效应，本文在梳理“一肩挑”实施的制度背景和历史演进基础上，利用2019年中国农村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从主观效能和客观效能两个层面考察了实行“一肩挑”对乡村治理效能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表明：其一，实行“一肩挑”显著提升了农户主观层面的治理效能，但对客观层面的治理效能没有显著促进作用。其二，上级政府传递的支持“一肩挑”的政治信号对“一肩挑”实施效果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强力的推动方式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其三，“一肩挑”实施效果会随着时间累积而增进，而且，在中型、中部地区、有1～2个大姓和集体经济收入较高的村，“一肩挑”的实施效果更为明显。其四，实行“一肩挑”会通过集体行动机制、组织动员机制和政治关联机制提升村“两委”的集体行动能力、组织动员能力和凝聚共识能力，进而提升乡村治理效能。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发生机制、历史逻辑与提升路径

乡村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本单位，乡村治理发展关系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目标的实现。农地“三权分置”改革促进乡村农地流转，有利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形成，而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规模化、多元化、专业化和市场化等特征重塑了乡村外部环境与内部结构。本文首先提出一个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的分析框架，阐释其发生机制；其次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农业经营主体和乡村治理模式的历史演变，考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嵌入乡村治理的历史必然性；最后在分析现阶段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参与乡村治理所面临的挑战之后，提出重视社会化服务减少贫富差距、培养具有契约精神的新农民、明确多元治理主体权责义务，以及提高向心力培育乡村利益共同体等方面的乡村治理效能提升路径。     

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模式比较与政策启示——以北京市4个生态涵养区的治理案例为例

探索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有效模式对推进中国农村生活垃圾分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依据集体行动逻辑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多中心治理理论,按照服务供给主体的不同,将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分为村民自主供给、政府供给、市场供给和多元共治4种主要模式,通过对北京市生态涵养区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实地调查,深入剖析和比较了4种农村生活垃圾分类治理的实践模式。研究发现,4种模式各有利弊,适用条件也不尽相同。村"两委"群众基础好、有资金支持的村庄适宜推行村民自主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的乡镇适宜推行政府供给模式;政府治理能力较强、市场竞争相对充分的乡镇适宜推行市场供给模式;各相关主体有较高的资源禀赋,且有完善联动机制的乡镇适宜推行多元共治模式。     

农村土地利益分配的失衡与均衡——“地利共享”框架下耕地征收案例研究

农村土地利益均衡分配是持续提升乡村治理效能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宏观层面的土地利益分配注重审视政府、村集体和农民的关系，比较而言，微观层面的土地利益分配主要聚焦于乡村社会内部。研究冀中南案例村庄的集体耕地征收事实发现，纵向地看，征地利益分配实践主要经历了失衡阶段、调整阶段和均衡阶段；横向地看，征地利益分配矛盾主要表现在农民之间、干群之间和村组之间。农村地利共享秩序建构有其内在逻辑，以农民利益为核心，在外部权威有限介入、村干部内生整合与农民权利意识提升的耦合作用下，农村土地利益分配可以实现地利共享。然而，地利共享秩序的长期维系需要进一步提升分配方案的民主化与共享秩序的制度化。基于此，通过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确集体成员资格认定标准，推动土地利益分配矛盾“公共化”,并有效激活农民主体意识，进而建构乡村社会场域的“地利共享”秩序，可以为化解村域层面的利益分配矛盾提供新的思路与视角。     

传承与超越:乡村振兴视域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乡村治理是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容。新乡贤已经成为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和坚强力量。从历史上看,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对古代“乡绅之治”的传承和超越,传统乡绅和新乡贤在主体特征、角色定位和功能作用等方面都存在高度契合。新时代,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是基于国家政策的积极引导、乡村治理的现实需要和自身乡土情怀的推动。当前,新乡贤参与乡村治理还面临许多现实困境:从个体层面来看,新乡贤治理能力有待提升,角色定位不太清晰;从社会层面来看,新乡贤社会认可程度较低,保障措施比较匮乏;从制度层面来看,新乡贤培育机制不够健全,参与机制有待完善。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背景下,应从增强新乡贤自身建设、激发新乡贤参与动力和健全新乡贤相关制度等方面入手,开启乡村治理新征程。     

论乡村公共经济的重构

乡村社会治理的要义在于建立一个由双主体即履行政府职责的公共财政和代表乡村居民的乡村社区财务构成的乡村公共经济。本通过分析乡村公共经济的现状，提出了实现双主体治理乡村社区所需的制度保证，即民主理财机制的健全和乡村社区的重新规划。     

乡村振兴视域下乡村文化建设的路径探析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不断推进,乡村文化建设作为乡村振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取得了很大成效,但仍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如乡村文化建设主体缺失、乡村文化发展滞后、文化治理机制不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健全等。乡村振兴视域下,从建设主体、文化融合、治理机制、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等方面提出相应举措,以提升乡村文化建设水平,增强乡村振兴实效。     

乡村振兴时代“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与创新模式研究——基于浙江省源头村的个案考察

建设“零污染村庄”是改善农村生态环境、实现生态宜居乡村的新方法,也是促进乡村振兴提质增效的新途径。本文应用协同治理分析框架,以浙江省源头村为典型案例发现,当前源头村建设“零污染村庄”的实践逻辑是以污染预防控制为前提、以资源循环利用为关键、以清洁能源推广为重点、以环境教育传播为核心、以环保公众参与为保障,从而打造了一个环境优美、生态经济、社会凝聚的乡村振兴样板村。源头村在建设“零污染村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多元化的治理主体、高效率的治理机制、多类型的治理资源以及共识性的治理目标的创新模式,并且通过学习机制、行政机制以及社会机制来保障“零污染村庄”创新模式的发展。为进一步发挥“零污染村庄”治理优势,提升乡村振兴绩效,未来需要从明确各主体角色定位、塑造合理性治理结构、合理配置多类型资源以及达成共识性集体行动,从而更好地推进农村环境善治目标。     

乡村公共空间治理：江苏实践与理论诠释

乡村公共空间治理在徐州市先行先试，于2019年起在江苏全省陆续推行。实施结果表明，乡村公共空间治理行动有助于推进农村资源变资产，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创造生态宜居环境，提高乡村善治水平，推动乡村全面振兴。以江苏省邳州市为典型案例，在对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本质诠释的基础上，基于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公共池塘资源制度设计原则”,从自主治理角度提出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五大关键因素；采用“米切尔评分法”,从公共政策角度分析地方政府、村组织、村民三方核心利益相关者在乡村公共空间治理中的利益诉求及角色定位；在对乡村公共空间治理的江苏实践给予系统解释的基础上，揭示其制度创新价值。     

经济精英参与对乡村治理绩效的影响机制及条件——一个多案例分析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大批懂经营、善管理的经济精英参与村庄治理,发挥示范、引领与带动作用,很多地方形成"富人治村"的乡村治理模式。本文采用多案例分析揭示经济精英参与影响乡村治理绩效的作用机制及条件。经济精英由政治、经济和社会动机驱使采取体制内或体制外参与方式影响乡村治理绩效,其效果依赖于主体素质、村民自治制度及信任关系等条件。本研究可以拓展精英参与村庄治理的理论研究,并为促进经济精英积极参与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实现有效治理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数字技术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机理与优化路径

基层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内容。数字技术是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有效运作的重要工具。文章基于“一家亲”APP赋能鄂西南Q村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实践考察,发现数字技术能够从主体参与、有效协商、决策落地、监督问责四大维度赋能基层全过程人民民主,主要表现为通过数字技术能够孪生数字空间,实现民众有效参与;增强公共理性,实现有效协商决策;整合多元主体,实现决策有效执行;强化多维问责,实现全程有效监督。未来,需进一步优化数字治理技术工具、激活数字治理参与机制、构建数字治理组织机制、增强数字治理规则供给,提升数字技术赋能基层民主治理效应。     

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如何影响宅基地有偿退出——基于江苏省阜宁县退出农户集中安置模式的案例比较

农村宅基地退出对提高宅基地集约利用水平、改善农户居住环境以及推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本文从公共治理的视角研究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对宅基地退出的影响，并选取江苏省阜宁县宅基地退出典型村庄进行案例分析。结果表明：国家层面的户籍制度改革、宅基地确权颁证和“三权”分置构成了促进宅基地退出的产权制度环境，省、市地方政府的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交易和国土空间规划调整为宅基地退出提供了资金和用地保障的政策环境，村庄资源禀赋条件与内部治理结构共同决定宅基地退出的具体模式。宅基地退出治理结构从治理力量上看表现为“科层+市场”的混合结构，从主体上看则有县乡政府、村集体和农户，各类主体在政府规制和市场机制作用下协商、谈判，达成一致的行动方案与制度安排，实现宅基地退出内部治理。宅基地退出集中安置的“整村就地”、“整村异地”和“部分就地”等模式整体上都提高了土地利用效率，促进了集体经济发展和农民福利增加，但不同安置模式之间在交易费用、土地利用、收益分配以及农户福利变化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这些都与各自所处的治理环境和治理结构直接相关。因此，提高宅基地退出治理绩效，在治理环境上要继续深化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     

市场参与供给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动机与行为分析

本文主要阐明这样一个基本观点:市场参与主体基于利益驱动的非强制性供给需要以动员机制为保障.市场参与主体供给乡村社区公共产品的动机很明确,利已也可能利他.市场参与供给和政府主导供给的最大差别在于政府主导供给是政府权力的强制性安排,而市场参与供给是自愿动机的结果.政府主导供给公共产品是政府职能使然,而市场主体的参与是基于他和自愿权衡的结果,不带有任何强制性色彩,是以利益诱导为前提,依靠动员机制实现乡村社区公共产品供给的多元筹资.     

培育“新乡贤”：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构建机制

乡村振兴战略实施需要坚持农民主体地位、尊重农民主体意愿、发挥农民主体作用,研究如何构建乡村振兴的内生主体基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传统乡贤因为具有权威性、内生性、公共性等特征,能够有效动员和组织农民,成为乡村有效治理的内生主体基础。基于上述传统治理智慧的启示,本文构建权威嵌入性、公共性与治理主体有效性的关联性分析框架,从历史变迁和当前实践的角度分析通过培育新乡贤构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运作机制。研究表明:1○乡村权威的嵌入性影响其治理能力、公共性影响其治理意愿,治理能力和治理意愿影响乡村治理主体的有效性,并进一步影响乡村治理的效果。2○从历史变迁来看,乡村主导性权威决定村庄治理模式,其中传统时期是文化权威的生成与士绅治村,集体化时期是政治权威的构建和国家治村,包产到户后则是经济权威的兴起和能人、富人治村。3○培育新乡贤是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有效构建机制,包括宗族权威公共化、文化权威在地化和经济权威体制化三种具体机制。三种机制的根本目的都是通过生长公共性、提升嵌入性,进而提升其治理意愿和治理能力,最终实现村庄有效治理。4○作为乡村振兴内生主体基础的新乡贤,其促进乡村有效治理的机制是基于村庄内部组织的再运作。     

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

农地制度是中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线索，宅基地“三权分置”革新了宅基地的利用方式和利用效率，同时再造了乡村主体。所有权的具体明晰凝聚了村民的主体意识，资格权的期权逻辑重塑了乡村的内源主体，使用权的限制放松吸引来村庄的外源精英。乡村主体再造作为宅基地“三权分置”与村庄治理的中介，将宅基地“三权分置”的作用力向村庄治理传递，新主体从关系嵌入、要素嵌入、权力嵌入三个维度参与村庄治理。基于其作用机制，探索出“搭建多元主体治理框架、推进治理工具契约化、推进治理知识现代化、谨防‘资本—权力’共谋博弈”的四条村庄治理现代化提升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