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研究——基于CGSS2013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策略的多样化是有效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促进自主创业、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农村居民生活质量的关键所在。本文利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13年的数据,运用无序多项选择模型探讨了信息获取媒介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进一步为了克服变量间互为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选取两个工具变量并采用二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了内生性分析。研究表明:(1)相对于务农主导型,传统媒介使用频率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或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并对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促进作用更明显;相对于兼农型,现代媒介使用频率高的农村居民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2)不同类型的媒介使用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的影响存在差异,杂志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兼农型与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电视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小;报纸媒介、互联网媒介(包括手机上网)和手机定制消息媒介使用频率越高,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的概率越大。农村居民的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普通话能力及家庭经济水平等对农村居民生计选择也具有显著影响。(3)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现代媒介使用频率依然促进农村居民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实证分析

做好农村家庭财务风险的防范工作是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以农村家庭为研究对象，探究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使用数字金融能够显著降低家庭财务脆弱性。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通过促进农村家庭的非农就业和创业水平、提升农村家庭的金融素养和保险参与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而通过增加农村家庭的相对收入和净资产，直接降低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边际效应在不同特征的家庭之间存在“数字鸿沟”，且不同数字金融使用类型对农村家庭财务脆弱性的影响也有所不同，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数字借贷反而提高了农村家庭发生财务脆弱的概率。因此，应持续深入推进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结合农村地方情况“因地制宜”发展数字金融，同时加强对农村数字金融发展和网络信息安全的监管，为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保驾护航。     

农户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对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因素对其生计水平有着重要影响,文章基于农户可持续生计框架,构建生计资本和区域特征下对生计策略选择影响的分析框架,使用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5143个农户家庭数据,扩大研究对象范围,估算出我国农户生计资本储量;细化五大生计资本指标,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从生计资本和区域异质性两个维度考察其对影响生计策略选择的因素进行扩展研究,丰富了研究视角。结果表明:(1)我国农户生计资本指标值为2.169,储量较低,人力、自然、物质、金融和社会资本指标值分别为0.474、0.434、0.256、0.325和0.680,各项生计资本分布不均衡,存在较大差异。(2)从生计资本角度来看,家庭劳动能力、文化程度、健康状况、家庭人均年收入和人情往来支出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土地拥有情况、农副产品收入水平、土地资产水平和农用机械价值与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3)从区域特征角度来看,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比东北部地区更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农兼型和兼农型的生计策略;相较于平原地区,丘陵地区会显著降低农户选择务工主导型和兼农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础设施水平越高,越会增加农户选择农兼型生计策略的可能。基于研究结果,文章提出要加大农户教育培训、改善农业生产的基础设施和条件、继续引导产业由东部向中西部地区有序转移、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等差异化政策启示。     

互联网与农村家庭创业——基于CFPS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的数据,实证研究了互联网的使用对农村地区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发现,互联网使用对农村家庭的创业意愿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平均而言,上网的农村家庭比不上网家庭的创业概率高3.83%。同时,网络还显著提高了农村家庭的创业收入,这些正向影响在纠正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存在。分组结果表明,网络使用对农村地区家庭和户主年龄在40岁以下家庭的创业意愿具有更强促进作用。机制分析表明,网络便利了农村地区社会交往和信息获取。这表明,积极推动农村互联网建设,使实体经济和互联网经济产生叠加作用可以缩小城乡鸿沟,推动智慧农村建设。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影响——来自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微观证据

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客观要求。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使用显著促进了农民收入增长,并且对各个收入水平点的农村家庭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这种促进作用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呈现边际效应递减,即对低收入群体影响更大。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的促进作用显著强于中部和西部地区。机制分析表明,农村人力资本投资在数字普惠金融使用影响农民收入增长的过程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金融素养存在调节效应。因此,为了更有效地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要继续加大投入,缩小农村地区与城市地区、中西部地区和东部地区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差距,同时要加强数字基础知识在农村地区的教育普及工作,化解他们由于不了解而不敢使用或不愿意尝试新鲜事物的现实尴尬困境,从而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测量了农地转出户的生计资本水平,分析了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选择及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地转出户的生计策略分为非劳动收入主导型、务工主导型和兼业型;务工主导型农地转出户的人均纯收入和生计资本水平最高,其次是兼业型,最后是非劳动收入主导型;人力资本水平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务工主导型生计策略,物质资本和金融资本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新农保与新农合参与率高的农地转出户倾向于选择兼业型生计策略。     

农业补贴与农村家庭非农创业——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数据的实证分析

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3年和2015年两轮调查数据,本文分析了农业补贴对农村家庭非农创业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业补贴对农村家庭非农创业有显著的抑制作用。相比"雇佣他人"型家庭非农创业,农业补贴对"包含自雇"型家庭非农创业抑制作用更为明显。在考虑了内生性问题后,农业补贴对家庭非农创业的负向影响仍具有稳健性。实证结果表明:农村家庭获得农业补贴金额每增加1%,选择非农创业的概率会降低6.42%,农业补贴对中青年家庭和粮食主产区家庭非农创业的负向影响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农业补贴对家庭非农创业影响的作用机制主要是通过抑制土地流出和家庭非农就业,促进扩大土地经营规模,从而改变了家庭的农业生产决策,降低了家庭选择非农创业的概率。     

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家庭创业的影响研究

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在宏观层面上通过经济增长效应、技术创新效应及机会平等效应有效改善农村家庭创业的外部环境;微观层面上通过信息传递效应、社会网络效应及信贷资源获取效应有效提升农村家庭创业能力。未来我国应加强数字普惠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面向创业农村家庭提供精准化数字金融产品,让数字普惠金融成为促进农村家庭创业财富提升的有效渠道。     

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

目的 2020年是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收官之年,此背景下研究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的主要目的：一是脱贫攻坚战能否让部分农户更有意愿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二是发现具备不同特征的农户会做出何种生计策略的选择,为后续贫困治理提供决策支撑。方法 文章首先基于以人为本的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构建扶贫效果评价体系,综合运用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计算扶贫效果的分值;其次,运用Logit模型研究扶贫效果、农户特征对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结果 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扶贫效果提高1%,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27.47%;增加0.067hm²（1亩）土地,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提高4.5%;具备进城务工技能的农户选择以务农为主要生计策略的概率比不具备进城务工技能的农户低58%;增加1个劳动力,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的概率降低36%。还发现相对于传统种养（植）殖业和乡村旅游业,现代特色种养（植）殖业更吸引农户选择以务农为主的生计策略。基于稳健性考虑,采用bootstrap方法扩大样本量和加入冲击变量对Logit模型回归结果进行稳健性测试,结果基本一致。结论 扶贫效果和土地规模、外出务工技能、劳动力数量等农户特征显著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选择, 性别、年龄、社会关系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显著。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分析

本文以2007年福建省农村家庭及其劳动力外出务工情况的调查资料为基础,论述了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村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有显著的影响,年轻夫妇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较高,成长中的核心随着家庭户主的年龄逐步增大,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几率在减少。对于成熟的核心家庭,子女已经成为劳动力,子女外出务工的几率增大,因而整个家庭劳动力外出务工的概率又增大,而扩大家庭正好处于两者之间。     

数字金融与农户消费——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北大核心

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消费,促进农村消费提质升级,对于满足人们美好生活需要和实现中国经济转型至关重要。本文基于2017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通过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实证研究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数字金融对农户消费有显著促进效应,数字金融将带来户均消费提高24.50%,2016年折合消费为8694.81元。机制分析表明,数字金融通过提高家庭非农就业水平和金融可得性引致消费增长效应。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金融对中低收入农户、参与互联网理财和网络借贷农户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大;数字金融的消费增长效应高于同期传统信用卡使用。本文的研究结论为中国新时期扩大数字金融在农村地区的覆盖范围以驱动农户消费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策启示。     

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基于陕南安康地区的调查北大核心CSSCI

本文构建了移民搬迁背景下农户的生计策略分析框架,并利用陕南安康地区的入户调查数据分析了移民搬迁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结果表明:移民搬迁有利于农户优化生计结构,促进他们的生计模式向非农转型。移民搬迁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传统农林种植活动和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但对提高其家畜养殖收入和外出务工收入有显著的促进作用;此外,集中安置方式显著降低了农户参与家畜养殖活动的概率和其家畜养殖收入,但对农户参与外出务工活动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研究

生活富裕是实施乡村振兴的根本落脚点,促进农户生计多元发展、实现收入可持续增长是实现农户生活富裕的关键。本文在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下,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采用Fractional Probi模型实证分析了数字金融使用对农户生计多样化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农村居民存在一定的生计多样化行为,但整体多样化程度不高;数字金融使用显著提升了农户生计多样化水平。从作用机制看,促进生计多样化的原因在于数字金融使用提高了农户从事非农就业积极性,并且改变了家庭收入结构,其中收入结构的变动体现在农户自营工商业收入占比的增加,以及种植业收入贡献度的下降;数字金融使用不会影响农户的林业收入、畜牧业收入以及务工收入比重。本文研究结果表明,为落实"六稳""六保"任务增强金融服务乡村振兴能力,仍需大力支持农村数字金融的发展。     

风险管理可以提高农户生计策略适应性吗——基于时间配置中介效应和收入水平调节效应的分析

本文旨在探讨风险管理如何影响农户生计策略适应性。利用黄土高原区陕甘宁八县(区)1198份农户调研数据,考察风险管理对提高农户生计策略适应性能力的影响,进一步检验收入水平的调节作用以及时间配置的中介作用对农户生计策略适应性的内在机理和传导路径。研究发现,风险管理对提高农户生计策略适应性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家庭年收入水平对风险管理影响农户生计策略的适应性作用效果存在调节效应;风险管理通过影响农户时间配置中的非农就业时间和家庭务农时间,正向激励农户生计策略适应性能力;农户非农就业时间的中介效应强于家庭务农时间。本文为提升农户自身发展水平,有效激励、改善生计策略适应性行为,促进农村地区可持续发展提出对策建议。     

家庭禀赋对山区农户林业相关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

基于浙江省山区315户农户的调查数据,描述了山区农户的生计策略、不同类型农户的家庭禀赋、收入水平及来源,运用mlogit模型就家庭禀赋对山区农户林业相关生计策略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家庭禀赋对山区农户林业相关生计策略具有显著影响;在人力资本指标中,劳动力人数、劳动力平均健康程度对农户选择林业专业化型、林业补充型、生计多样化型生计策略具有一定的正向影响;劳动力平均受教育程度对选择林业补充型生计策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在自然资本指标中,林地面积对农户选择林业专业化型生计策略具有正向影响;耕地面积则对于林业补充型生计策略的选择具有正向影响;在社会资本指标中,家族能人数量对于农户选择林业专业化型、林业补充型、生计多样化型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提出促进非农就业,鼓励自主创业;充分利用自然资本;加强山区农户的人力资本建设等建议。     

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

在当前数字经济时代,互联网深刻影响着农村社会的生产生活方式以及家庭农场劳动力资源的配置效率。本文利用全国主要省份1742个家庭农场调研数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考察了互联网使用对家庭农场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影响,并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实证结果表明:互联网使用会降低家庭农场务农人数比重,促进家庭农场劳动力转移;使用电脑上网对非农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而使用手机上网可以显著地促进家庭农场劳动力选择非农就业;目前没有使用手机上网的家庭农场如果开始使用手机上网,其非农就业人数比重提高幅度更大;只有同时使用电脑和手机上网对自主创业的正向效应才是显著的。因此,本文提出要进一步加快农村互联网普及率、鼓励上网方式多元化以及对有需要的家庭农场给予购置互联网设备补贴等建议。     

家庭务工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

研究目的：基于农户家庭务工的视角，探讨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研究方法：利用CFPS农户调查数据和Probit模型进行研究。研究结果：（1）农地转出方面，外出务工对农地转出的影响最为显著，其有效促进了农地的转出，而农务帮工与其他务工对农地转出行为均无显著影响；（2）农地转入方面，不同务工类型对农户的农地转入行为影响差异性显著，外出务工与其他务工对农地转入都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务帮工则对农地转入产生了显著正向影响。研究结论：应加强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帮扶和引导，提高农村劳动力在非农就业市场的竞争力，减少家庭生计对土地的过度依赖，促进劳动力、土地等要素的合理有序流动。     

持有风险金融资产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吗?

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与农村居民消费行为存在复杂的联系。文章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7年、2019年两期调查数据,采用OLS、2SLS和中介效应方法,探讨了持有金融资产对农村家庭消费及消费结构的影响作用与机制。研究发现,持有风险金融资产显著提升了农村家庭消费水平,加大农村家庭在通信消费、医疗保健、教育等发展型消费方面的支出。机制分析表明,持有风险金融资产通过金融财产性收入效应显著地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以金融理财产品为例,进一步探究农村家庭风险金融资产配置现状及影响因素,较城镇家庭,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可能性低,没有相关知识、不知道如何购买、受投资门槛限制是影响农村家庭持有风险金融资产的主要原因。因此,要持续提高农村家庭金融素养,引导农村家庭适度参与风险金融市场,从而更好地优化农村家庭金融资产配置结构,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     

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对农户家庭收入影响的实证分析——基于河南省的农户家庭模型分析

本文采用河南省农村住户问卷调查资料,分析了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选择与农户家庭收入的关系,结果显示:家庭劳动力进城务工显著影响着农户家庭人均纯收入,保持其他因素不变,有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家庭比没有劳动力进城务工的家庭人均纯收入增加306.23元。同时,该研究结果也验证了:户主受教育水平与家庭人均纯收入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家庭劳动力数量仅在10%的水平上显著增加家庭人均纯收入。     

数字普惠金融、传统金融竞争与农村产业融合

近年来,数字金融发展势头强劲,随着数字金融普惠性的增强,其将对农村产业融合产生何种影响?本文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以2011—2018年省级面板数据为样本,通过实证分析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农村产业融合水平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推动了农村产业融合进程;从具体业务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信贷业务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最大,支付业务次之,保险业务的推动作用最小。与此同时,传统金融竞争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产业融合之间起到调节作用,传统金融市场的竞争越激烈,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产业融合的促进作用越强。基于此,本文围绕如何提高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推动农村产业融合进程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