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源诅咒”视角下环境规制、能源禀赋对能源效率的影响——基于“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份

以"一带一路"沿线17个省份为研究对象,利用2013—2018年省际面板数据构建固定效应模型,验证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能源禀赋与能源效率的关系,明确能源禀赋对能源效率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首先,"一带一路"沿线省份整体存在"资源诅咒"现象,但环境规制对这一现象有显著的缓解作用。其次,从能源赋存量视角看,能源赋存量较高地区存在显著"资源诅咒"现象,环境规制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一现象,而能源赋存量中等地区以及较低地区则不存在这一现象。从经济发展水平视角看,中部地区存在显著"资源诅咒"现象,且环境规制能够缓解甚至消除这一现象,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则不存在这一现象。进一步通过稳健性检验发现,环境规制对于能源禀赋程度较高的地区调节作用更明显。对"一带一路"上资源型地区的"资源诅咒"现象进行实证研究,根据实证结果,为资源型地区能源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切实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制造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选择——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视角

按照污染排放强度,本文将中国28个制造业部门分为重度污染产业、中度污染产业和轻度污染产业三大类,在测算1999—2009年三大产业部门环境规制强度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基础上,利用面板数据模型对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进行检验,力图从促进生产率的角度找出不同产业最优环境规制强度的拐点。研究结果表明:重度污染产业当前环境规制强度相对合理,能够促进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技术创新和效率改进;中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较弱,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技术创新和技术效率的关系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而言技术效率可以更早地突破"U"型拐点;轻度污染产业环境规制强度与三者的关系也呈"U"型,相对于生产率和技术效率而言,技术创新能够更早突破"U"型拐点。在制定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同时,政府应推进环境规制政策从控制型向激励型转变,诱导企业进行技术创新,实现环境和经济发展的双赢。     

内生视角下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

本文运用基于 SBM方向距离函数的 GML指数对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然后通过 PVAR模型对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是 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总体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较大， 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态势。GMM 模型估计结果与脉冲效应函数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具有时变效应， 但作用方向正好相反。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是解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然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相对较小。 因此，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应因地制宜， 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 积极推进产业集聚， 同时要注重提高产业集聚质量。     

环境规制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影响——东北老工业基地波特效应再检验

“既要青山绿水， 也要金山银山”， 要求保证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做到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如何处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 在环境规制日渐严格的压力下， 对资源严重依赖型的东北老工业基地， “波特假说” 还能否成立？ 本文运用 DEA－SBM－Malmquist 模型评估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分析环境规制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 创新效率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回归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推动了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的提高， 对经济发展具有助推的潜力， 环境规制通过直接作用于城市全要素生产率与创新效率， 进而有效促进区域经济的发展。 由此可见， “波特假说” 在东北老工业基地可以成立。     

环境规制对中国地区工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分析

本文以中国地区工业面板数据为样本，计算得到 2002～2018 年工业绿色生产率 GML 指数。通过构建动态空间计量模型，实证结果表明：在中、西部地区，费用型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率之间呈“U”型关系，但东部地区却呈现正向促进作用；投资型规制在中、西部与绿色生产率之间具有负向线性关系，东部呈现正向促进作用；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在各个地区均会起到促进绿色生产率提高的作用，但作用不是很大。在未来环境规制策略上，应该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产业类型，采取不同的规制措施，避免“一刀切”的做法。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以及中介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我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产生影响不同,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影响效果比污染惩处影响效果好。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能源要素价格的传导作用有所不同,增加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会降低能源要素价格,而能源要素价格会随着污染惩处的加大而上升。能源要素价格的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低碳视角下中国省域电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路径研究

本文运用SBM方向性距离函数和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将资源环境因素纳入到全要素生产率测度与分解框架中,测算了低碳视角下我国30个省份2003—2018年火电行业的环境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解为技术效率变动和技术进步两个因素,并与未考虑非期望产出时的GML指数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火电行业的环境无效率值为10.71%,劳动投入无效率以及二氧化碳过度排放是环境无效率的主要来源,其中东部地区各省份火电行业的环境效率最高。中国火电行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年增长率为1.99%,高于不考虑非期望产出时的年增长率,技术进步是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主要动力,三大地区火电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均为正增长,而中部地区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速最大。     

产业结构多样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多样化为主要视角，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结构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以中国2007～2019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将产业结构多样化分解后发现，相关多样化对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无关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区域来看，产业结构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为负，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相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显著为正，在中部为正，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在三大地区均不显著。无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只有在东部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显著为正。本文的研究为分析产业结构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考虑价格因素的中国全要素生产率计算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和Tobit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将价格因素引入模型中,基于Global Cost Malmquist指数模型估算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全要素生产率分解进一步分析我国的资源错配状况及其来源,并采用Tobit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尤其是价格效应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现阶段我国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存在高估问题,技术进步对我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促进作用日趋显著,由价格扭曲导致的资源错配是现阶段抑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提高的主要因素,同时技术进步和价格扭曲加剧了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差异;对外直接投资、出口贸易和金融发展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改善了资源错配,而市场分割和工业占比则起到抑制作用;东部和西部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中部地区的出口贸易以及西部地区的金融发展水平会显著改善地区价格扭曲程度。基于以上研究,提出加快资源配置市场化改革、培育开放的市场化动力、激发金融市场活力、优化产业结构等政策启示。     

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知识资本对中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在供给侧改革背景下,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来源分解和影响研究具有现实意义。本文基于1998～ 2014年间我国31个省的面板数据,选取合适的空间计量模型实证了知识资本投入对我国工业 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显示：知识资本投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有正相关的联系,其中东部地区知识资本对全要素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空间溢出效应都最为明显,中部次之,西部无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不同时期内知识资本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的关系也存在很大差异,1998～2006年间空间溢出效应微弱,2007～2014年间直接影响和溢出效应都有加强。     

自然资源依赖、金融发展与技术创新

资源诅咒现象广泛存在于不同国家与地区经济发展的实践。从长期来看,自然资源依赖对经济增长具有负面影响。要想规避"资源诅咒"现象,技术创新是重要途径。然而,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具有挤出效应。利用中国区域层面和企业层面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挤出作用,金融发展对技术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抑制是自然资源依赖挤出技术创新的内在机制之一。但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结论仅在中西部地区成立。对资源型地区来说,一方面要规避自然资源依赖对技术创新的挤出效应,可以利用自然资源行业的超额收益来设立研发基金;另一方面还要规避自然资源依赖对金融发展的抑制作用。     

环境规制对中国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选取2003～2017年中国30个省级行政区域面板数据为样本，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almquist指数， 运用Tobit 面板数据处理方法， 研究环境规制与我国各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 （1）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平均水平整体呈下降趋势， 技术水平下降是主要原因； （2） 区域全要素能源效率不均衡， 东部地区最高， 西部最低； （3） 用各种指标度量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基本一致， 均有利于提升全要素能源效率。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基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实证研究

科技创新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源泉和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本文运用索洛经济增长模型.实证考察了我国和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实证结果显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基本上属于"资本投入型"的经济增长;1992年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呈现出逐年递减效应;东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对经济增长的年平均贡献度高于中、西部地区.在实证基础上,得出相关的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

人工智能作为新一代信息技术,成为提升全要素生产率的新动能。本文基于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自相关模型(SAR),实证检验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研究发现：(1)人工智能发展能够显著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但影响程度存在地区异质性,其对东部地区的促进效应明显高于中、西部地区;(2)人工智能对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正向空间溢出效应,这种正向空间溢出会显著提升相邻地区全要素生产率;(3)机制识别发现,人力资本和产业结构升级是人工智能促进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重要机制。本文研究结论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全要素生产率空间策略的外在驱动力,对实现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增长至关重要。     

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

本文以2011～2020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对绿色金融发展、绿色研发投入以及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关系进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绿色金融发展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这一效应对高技术企业比较明显。绿色金融发展有利于激发企业绿色研发投入的动力，且对高技术企业的激励作用更强。绿色金融发展能够通过绿色研发投入推进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且绿色研发投入在促进高技术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中的传导作用相对更大。     

西部地区能源开发、环境质量与区域经济协同发展研究

本文首先依据西部地区1990～2010年的能源产量和工业SO2排放量数据,将西部地区分成能源富集区和能源贫乏区以及高SO2排放区和低SO2排放区,初步分析了各分区内经济发展质量差异;然后通过构建西部分省区随机影响变截距模型,对能源和环境约束下的西部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进行了估算,并以此为基础进行了西部地区要素贡献率分解核算.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地区经济增长方式正在向集约型增长转变,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的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逐步增强;但是资本和能源对西部地区能源富集省份经济发展仍起着至关重要作用,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仍没有完全摆脱资本推动型的增长路径;而劳动对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贡献份额则为负,已经成为经济增长的阻碍.此外,不同能源开发程度和环境质量特征的省区对西部整个地区全要素生产率和增长率的要素贡献率仍存在较大差距.     

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其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是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选择。本文以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为契机，从要素配置视角构建一个相对统一的分析框架，剖析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机理及其蕴含的理论内涵。研究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总体上有利于遏制环境污染的同时，会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弱“U”型（近乎“L”型）影响；这体现在国家环境保护重点城市政策对地级市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但随着规制力度增加，不利影响明显减弱、趋于消失。基于中国工业企业数据的分析也得到了类似结果，为基准结论提供了良好的微观证据支持。这表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可较好地实现“鱼与熊掌兼得”。要素配置机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会影响企业自融资机制，进而对要素配置效率产生弱“U”型影响。本文对于完善地方环境治理以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煤炭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双碳”目标和煤炭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产业集聚、科技进步与创新等对煤炭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煤炭产业集聚特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煤炭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在分析煤炭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我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对自主创新、外部引进、政府支持等3种技术创新模式的中介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煤炭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在煤炭产业集聚与GTFP的非线性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不同的创新模式对不同集聚程度区域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自主创新对低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外部技术引进对高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支持则对中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但对高集聚区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对煤炭产业集聚下如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