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多元协同视角下有调节的中介机制分析

近年来,数字经济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动力,对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利用2011—2021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面板数据集,基于多元协同视角,建立了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探究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水平,且结论在经过选取历史数据作为工具变量和将“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的设立作为外生政策冲击等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绿色技术创新在此过程中发挥中介作用,且影响机制受到政府环保支持与公众环境关注的正向调节。进一步分析发现,数字经济对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在环境规制强度更高的地区、劳动与技术密集型行业和非重污染行业及国有企业中更显著。同时,揭示了数字经济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联系,构建了一条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多元协同路径。     

绿色信贷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基于《绿色信贷指引》的准自然实验

绿色金融是实现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手段。在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背景下，本文以2012年《绿色信贷指引》正式实施为事件构造准自然实验，使用双重差分法考察绿色信贷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研究发现，《绿色信贷指引》实施后，相对于非重污染企业，重污染企业竞争力的提升更加显著，这得益于绿色技术创新和全要素生产率提升。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强度更高以及金融市场化程度更低的地区，绿色信贷提升企业竞争力的作用更加明显。本文为“波特假说”提供了新的证据，同时，对于政府进一步完善绿色信贷政策以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绿色信贷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两高一剩”企业的准自然实验分析北大核心

绿色信贷是推动我国经济绿色发展的重要动力。本文基于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以2012年银监会印发的《绿色信贷指引》为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和三重差分模型评估了绿色信贷对“两高一剩”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效果,并对其作用机制和异质性进行探讨。研究发现:绿色信贷对“两高一剩”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且这种抑制作用在非国有、地区金融发展水平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机制分析表明绿色信贷通过恶化资本配置效率和抑制人力资本结构优化两个渠道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的研究丰富了绿色信贷政策效应的经验证据,对进一步激励“两高一剩”企业绿色转型,实现经济与环境绩效的双赢具有重要启示意义。     

大型煤炭基地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研究

"十三五"规划将煤炭能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主线。为促进煤炭产业以"安全、高效、绿色、智慧"为标准的高质量发展,提升其全要素生产率成为当下迫切需求。根据WIND咨询金融数据库中煤炭产业上市公司数据,运用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煤炭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及其分解效率。结果表明,煤炭产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化率呈下降趋势。较低的规模效率是造成全要素生产率下降的主要原因,上中下游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趋势。进而采用OLS模型对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回归分析。实证结果表明,企业规模扩大不利于促进煤炭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研发投入对企业效率产生显著抑制作用,政府扶持对企业效率产生正面影响。     

绿色研发投入对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基于财政分权的调节作用

本文基于新地理经济学， 建立空间杜宾模型， 利用 2010～2018 年中国30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 实证研究了绿色研发投入对碳生产率的作用机制， 以及财政分权对上述机制的调节作用。 结果表明：2010～2018 年中国省域绿色研发投入和碳生产率均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效应； 加大本地区绿色研发投入不仅对本地区碳生产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还会带动周边地区碳生产率的提升； 财政分权正向调节绿色研发投入对本地区碳生产率的直接效应， 负向调节绿色研发投入对相邻地区碳生产率的空间溢出效应。     

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与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

本文基于中国制造业20个子行业2005~2019年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超效率SBM模型,对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和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结果表明,2005~2019年中国制造业总体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先下降后缓慢上升。同时,本文通过对不同渠道下的技术溢出对中国制造业绿色生产率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不同渠道的技术溢出对制造业总体及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方向基本一致,具体表现为贸易溢出的影响不显著,FDI溢出抑制绿色生产率的提高,ODI溢出对绿色生产率有较强促进作用,但每种渠道技术溢出对不同技术密集度的制造业在影响程度上存在差异。本文认为,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未来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加大对外投资是提升中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最有效渠道。     

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本文基于我国30个省(区、市)2011～2021年的面板数据，运用EBM-GML模型测算出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将环境规制、绿色技术创新和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纳入同一个分析框架中，建立P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并在此基础上运用GMM系统方法、格兰杰因果检验、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方法，对三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具有促进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短期内具有抑制作用，在长期内具有促进作用；绿色技术创新对环境规制具有抑制作用，对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促进作用；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在短期内具有促进作用，长期内具有抑制作用，而对绿色技术创新均具有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相应政策建议。     

中国省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分析--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实证分析

通过建立基于SBM方向性距离函数的绿色经济增长核算模型,测算并分析了中国省区的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将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绿色技术效率改善、绿色技术进步和资本深化。对中国省区工业的经验分析表明,中国省区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总体呈现增长趋势,这主要由绿色技术进步推动。通过对工业增长源泉的分解发现,中国省区工业增长主要靠要素投入驱动,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仅为35％。基于上述结论,并结合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影响因素的计量结果,从增强创新能力、发展对外经济、壮大工业企业和加大治污力度等方面提出了促进中国省区工业可持续发展的对策建议。     

产业结构多样化对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实证分析

本文以产业结构多样化为主要视角，从理论上分析了产业结构多样化(相关多样化和无关多样化)影响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内在机理，以中国2007～2019年277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产业结构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明显的促进作用；(2)将产业结构多样化分解后发现，相关多样化对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促进作用不显著。无关多样化能够显著提升本地区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邻近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显著的促进作用；(3)分区域来看，产业结构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地区显著为正，在中部地区为负，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地区显著为正。相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在东部和西部显著为正，在中部为正，但不显著，间接效应在三大地区均不显著。无关多样化的直接效应只有在东部显著为正，而间接效应只有在西部显著为正。本文的研究为分析产业结构影响城市绿色发展的内在机理提供了新的视角。     

煤炭产业集聚、技术创新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在“双碳”目标和煤炭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背景下,探究产业集聚、科技进步与创新等对煤炭产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情况具有重要意义。针对煤炭产业集聚特性,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将煤炭产业集聚、技术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在分析煤炭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基础上,利用2010—2020年我国27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并进一步对自主创新、外部引进、政府支持等3种技术创新模式的中介效应进行深入研究。研究发现：煤炭产业集聚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技术创新在煤炭产业集聚与GTFP的非线性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不同的创新模式对不同集聚程度区域产生的影响各不相同。其中,自主创新对低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外部技术引进对高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政府支持则对中集聚区的中介作用最为显著,但对高集聚区产生的影响并不明显。上述研究结论对煤炭产业集聚下如何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借鉴意义。     

内生视角下环境规制、产业集聚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长江经济带城市为例

本文运用基于 SBM方向距离函数的 GML指数对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 108个城市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 然后通过 PVAR模型对 “环境规制-产业集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之间是 否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和动态效应进行实证检验。 研究结果显示： 2003～2017 年长江经济带城市总体绿色全 要素生产率变动幅度较大， 呈现波动上升的良好态势。GMM 模型估计结果与脉冲效应函数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均具有时变效应， 但作用方向正好相反。 方差分解结果表明， 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是解释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预测方差的重要变量， 然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对环境规制、 产业集聚的预测方差贡献度相对较小。 因此， 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政府应因地制宜， 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 积极推进产业集聚， 同时要注重提高产业集聚质量。     

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基于Malmquist指数和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实证分析

运用非参数Malmquist指数方法测算中国省际高技术产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并构建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实证检验了OFDI逆向技术外溢对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OFDI技术外溢能够促进高技术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但因OFDI投向的行业中,高技术行业占的比重较小,其促进作用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国内人力资本投入、国内研发投入存在着“门槛”,制约了对OFDI技术外溢的吸收.就此,文章最后提出了进一步开展OFDI的策略.     

R＆D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定量分析

本文运用C—D生产函数，通过对高技术产业大中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讨论了影响唧的主要因素。这些主要因素不仅包括本国的研究与发展投入，还包括国外的研究与发展投入，并估算了这些因素对唧增长的作用。结论是，高技术产业大中型企业的TFP对产出增长起了主要作用，企业的研究与发展投入是促进TFP增长的主要因素。     

低碳视角下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选择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模型测算低碳视角下的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进行影响因素分析。 结果表明： （1） 建筑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以年均 0.33%的速度缓慢增长， 增长动力主要来自于技术进步， 技术效率起辅助性作用； （2） 四大区域均呈增长趋势， 区域间差异明显； （3）全要素生产率对建筑业产出增长的贡献率表现出V 型波动的倾向， 仍呈现出粗放性的行业特征； （4） 可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 提高劳动力素质以及促进建筑业市场化来促进建筑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     

环境规制、能源要素价格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以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研究环境规制对于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机理以及中介作用。基于中国30个省份(西藏、港澳台除外)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方法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环境规制政策对于我国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不同环境规制工具产生影响不同,财政节能环保支出影响效果比污染惩处影响效果好。能源要素价格作为中介,环境规制政策通过能源要素价格的传导作用有所不同,增加财政节能环保支出会降低能源要素价格,而能源要素价格会随着污染惩处的加大而上升。能源要素价格的上升会显著提升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融资策略、 金融摩擦和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国际金融危机后， 金融改革虽然提高了全球金融体系的抗风险能力， 但是其对企业产出增长的负面影响一直没有完全消除， 仍在影响全球经济增长的力度及可持续性。 本文运用2006 ～2016 年中国A 股上市公司年度数据， 以创新投入能给企业带来增长为出发点， 通过引入三种不同的企业融资方以及企业对创新研发的投入情况， 探讨金融摩擦是如何通过融资传递到企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之中的。 研究发现： （1） 在中国， 债权融资和股权融资的增长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有显著影响， 而内源融资增长不显著； （2） 金融摩擦对生产率增长的传递方式主要是债权融资。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 金融摩擦的增大导致生产率对债权融资的负效应更为敏感， 企业生产率更易受到重创， 生产率的下降反过来又会影响企业的再借贷， 企业很容易陷入持续低迷增长的困境之中。     

数字经济发展的碳排放双控效应——基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双重审视

推动能耗双控逐步转向碳排放双控是实现“双碳”目标的内在要求。数字经济作为推进环境政策转型的重要抓手,对碳排放双控的影响效应及机制亟待研究。基于绿色增长与绿色创新双重视角,利用2011—2020年中国287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总量和强度的作用效果,并揭示其背后机制。研究发现：(1)现阶段,数字经济发展仅降低了碳排放强度,并没有实现“碳双控”目标,且这一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机制检验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主要通过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间接影响碳排放总量,而对于碳排放强度的间接效应则主要通过激励绿色技术创新和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这2条路径实现。(3)异质性分析表明,在国家先行试验区,数字经济发展对碳排放双控具有显著的积极作用。据此,从缩小城间数字经济发展差距,改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等方面,针对数字经济发展和碳排放双控政策的制定提出合理化建议,以期为中国释放数字经济减排潜力,尽快实现“碳双控”目标提供理论依据与决策支撑。     

R&D对我国高技术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影响的定量分析

本文运用C-D生产函数,通过对高技术产业大中型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测算,讨论了影响TFP的主要因素.这些主要因素不仅包括本国的研究与发展投入,还包括国外的研究与发展投入,并估算了这些因素对TFP增长的作用.结论是,高技术产业大中型企业的TFP对产出增长起了主要作用,企业的研究与发展投入是促进TFP增长的主要因素.     

绿色金融政策驱动下的企业技术创新博弈研究

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指出推进绿色发展， 构建市场导向的绿色技术创新体系， 发展绿色金融。本文通过构建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方博弈模型， 对企业推进技术创新、实施绿色化生产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通过分析发现， 企业走绿色化生产模式的意愿受持续的科技研发和创新投入影响较大； 金融机构更注重企业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来提高未来的盈利能力； 政府监管的出发点是开展绿色生产模式的企业及金融机构的利率优惠程度。最后， 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实施绿色管理是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保证

近年来，随着可持续发展观的提出和发展，以及新经济时代的来临，一场绿色革命在全球悄然兴起，人们的生存和发展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有人预言；２１世纪将是绿色文明的世纪和绿色经济的时代。面对绿色市场，顺应绿色潮流，企业必须开创绿色事业，实施绿色管理。 一、实施绿色管理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实质上，企业实施绿色管理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首先要实现对生产要素的可持续利用，充分利用和合理配置各种资源，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效率，促进企业发展，在社会生产、分配、流通、消费的再生产各环节之间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