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效应再检验

针对高新技术企业研发活动的政府补贴金额巨大,但在激励企业研发投入方面是否能"如其所愿"还未形成一致结论.文章基于陕西省2014-2018年1万多个高新技术企业的观测值,联合采用PSM与渐进DID法控制样本选择偏差引起的内生性后,研究发现:政府补贴激励了企业增加研发投入,但从研发投入来源的角度细分后发现,政府补贴"挤出"了自身研发投入.整体而言,政府补贴激励了高新技术企业提高研发投入总额,但在自身研发投入上并未有效发挥其应有的积极效应.由此,提出政策的制定者需要更多关注政策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的激励作用;尝试将事前激励转化为研发投入后补贴或奖励;并建立完善的产权保护机制与企业信息披露机制,积极发挥政府补贴的杠杆效应.     

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激励效应异质性假说与检验

关于政府研发资助能否促进企业研发创新活动以及在创新过程中如何更有效地发挥政府的作用，一直存在争议。本文基于理论分析，提出了政府研发资助促进企业创新的有效性以及激励效应存在异质性的假说，利用工业企业的创新活动数据检验了中国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研发创新活动的影响效应。总体来看，政府研发资助对企业自身研发投入存在激励作用，同时也会提升企业研发创新的专利和新产品的产出水平。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存在企业异质性，在企业规模越大、人力资本水平越高、劳动生产效率越高的企业中，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越大，并且对非国有企业的研发创新产出的促进效用要高于国有企业。另外，本文还发现科技活动的产出更多地依赖于研发人员的贡献。政府对企业研发创新进行资助时，应该根据企业具体的微观特征，制定针对性的资助方式，更有效地发挥政府资助的激励效应。     

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与挤出效应——基于中国上市公司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力图描绘政府R&D补贴对企业R&D支出的激励效应与挤出效应的分布,并对两种效应在不同政治环境和企业性质下的差异进行探索性研究。本文以中国上市公司2007～2009年的数据为样本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政府R&D补贴会对企业产生激励效应和挤出效应,两种效应的分布图呈"倒U型";政府补贴在初始阶段会对企业研发支出起显著促进作用,但这种激励效应会随政府补贴力度的不断增大而减弱,当超过最优补贴值后,会对企业研发支出产生挤出效应;在补贴方式上,间接补贴的效应比直接补贴更显著。进一步的分组考察发现,企业所处地区政治环境越差、反腐败力度越弱,R&D补贴的效应越不显著,反之亦然;相对国有企业而言,政府对民营企业R&D补贴的效应更显著。     

企业内外资金持有量对研发补贴激励作用的门槛效应——来自民营科技企业的数据分析

以2010—2020年402家民营科技企业数据为研究样本,实证分析企业内外资金持有量对政府研发补贴激励效果的影响,进而追本溯源地剖析影响中国民营科技企业研发补贴激励效果的根本原因。结果显示：企业内外资金持有量对研发补贴的激励效果具有双重门槛效应。一方面,内部资金过多或过少均不利于研发补贴发挥激励作用,当企业内部资金水平过高时,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的促进作用最弱;另一方面,外部贷款较少的企业,研发补贴激励作用最显著,随着外部贷款水平提高,研发补贴的激励作用逐渐下降,直至不再显著。     

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国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影响研究 ——基于空间计量模型

从空间关联视角再审视政府创新补贴的效应,并基于2001—2017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政府创新补贴对中国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影响。结果表明,政府创新补贴显著激励了本省市工业自有研发支出,同时,也正向影响相邻省市工业自有研发支出。在控制了内生性问题后,该结论依然成立。另外,在不同所有制和创新水平下,政府创新补贴对工业自有研发支出的空间影响效果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加大政府创新补贴力度并充分考虑溢出效应、融合政府激励和市场驱动以及营造支持成功创新的环境等4项政策建议。     

融资约束下政府补贴对中小企业研发的激励效应——基于政府补贴相关性分类计量的视角

利用2012—2016年中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相关数据,从政府补贴相关性分类计量的视角,探索了打开融资约束下政府补贴激励中小企业研发投资的"黑箱"。结果表明:与收益相关的政府补贴虽然能够缓解中小企业的融资约束对其研发投入的抑制作用,但是对企业的研发投入不具有激励效应;与资产相关的政府补贴同时具有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与激励企业研发投入的"正U形"拐点效应,这在东部地区和高新技术产业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显著。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     

税收优惠、政府补贴的边际效应研究——基于企业创新与绩效的影响

以2011-2018年A股创业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探讨两种政府激励方式并行时的激励效果、创新投入的中介路径、地区市场化程度以及差异化战略的调节效应,并通过门槛效应模型讨论两种政府激励政策的协同效应.实证结果表明:政府补贴与税收优惠正向激励企业绩效和创新投入,但政府补贴的激励效果更胜一筹;地区市场化程度正向调节政府...     

税收优惠与企业创新绩效 ——基于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双重中介效应

税收优惠政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广受关注,其传导机制更是一个有待深入探讨的问题。基于2000-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中介效应分析方法,研究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并运用面板门槛模型对两者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探讨。结果表明:税收优惠一方面可以直接对创新绩效产生正向推动作用,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发挥部分中介效应,间接提高企业的创新绩效,中介效应值为39.5%,且两者还存在着正向的协同效应。同时这种内在的传导机制存在着区域异质性:对于东部沿海地区而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同时发挥中介效应;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而言,非研发创新投入的中介效应不显著。而且税收优惠对企业创新绩效的促进效果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研发投入和非研发创新投入的逐渐增加呈递增态势。因此,进一步地加大税收优惠力度的同时,合理规划自主研发和外源技术的资金安排,有利于实现企业创新绩效的最大化。     

政府补贴和市场竞争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

政府研发补贴是政府引导企业技术创新、提升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政策工具。现有的研究多集中于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忽视市场竞争因素对企业研发投资的影响。本文研究了市场竞争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市场竞争和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资均具有促进作用,企业面临不同的竞争程度将会对企业研发投资产生差异化的效果,只有中等程度的市场竞争才能对企业科技创新投资产生显著正向的激励效应。     

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绩效

采用2000—2015年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面板数据和门槛效应模型,实证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制度环境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制度环境在政府研发补贴和创新绩效之间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产业规模、出口规模和资本投入对创新绩效具有正效应,产权性质具有负效应,技术引进的作用则并不显著;与中西部相比,东部地区的制度环境更为良好,政府研发补贴对创新绩效的促进作用更为显著;制度环境主要通过政府同市场关系等四个维度发挥调节作用.因此,充分认识到区域制度体系建设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推动政府研发补贴政策与制度环境建设在更高层次上的有效融合,对于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中国新能源企业政府环境研发补贴的动态激励效应

选取2011—2017年中国新能源行业122家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建立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PVAR），通过研究政府环境研发补贴、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之间的动态交互关系，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以及补贴的配置合理性问题。结果表明：一方面，环境研发补贴对企业研发投入和环境绩效均存在滞后1~4年的影响。政府补贴促进企业研发投入，非国企比国企显著；政府补贴对环境绩效的影响在不同产权性质企业中存在较大差异，补贴显著抑制了国企环境绩效，但有效促进了非国企环境绩效。另一方面，企业研发投入与环境绩效对于后续政府补贴投入分别具有滞后1~4年和1~2年的正向反馈作用。针对国企，政府补贴决策是结果导向的，即更关注其环境绩效；对于非国企，政府补贴决策偏好过程导向，即更多地考察企业对研发活动的投入情况。研究结论可为完善中国新能源企业环境补贴政策，提高新能源企业环境研发水平和环境绩效提供参考。     

政府补贴有利于企业创新效率提升吗 ——基于门槛模型的实证检验

选取我国2015-2017年沪深A股上市企业数据，在考察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影响的基础上，构建面板门槛模型，探讨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门槛效应，并依据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异质性进行分组检验。研究发现：①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显著抑制作用；②政府补贴对企业创新效率的影响存在明显的双重门槛效应，且当政府补贴力度介于0~0.000 5之间时，补贴效果最优；③基于企业产权、所属行业和所在地区的异质性分组检验发现，政府补贴仍对企业创新效率存在抑制作用，但门槛效应差异较大。     

绿色研发补贴与绿色技术创新 ———迎合视角的异质效应检验

绿色研发补贴是指中央或地方政府鼓励企业从事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等绿色技术创新活动的财政补贴。本文以企业的迎合行为为视角,基于中国上市公司2011—2020年的面板数据,采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实证检验了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和质量的激励效应。研究发现：(1)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2)绿色研发补贴对绿色技术创新激励存在异质效应,表现为对绿色技术创新数量的促进作用优于质量;(3)企业对绿色研发补贴存在迎合行为,这导致绿色研发补贴产生“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异质效应;(4)绿色研发补贴的激励异质效应受到行业污染程度和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影响,表现为相较于重污染行业,绿色研发补贴对非重污染行业的激励效果更优,但迎合行为的存在也会导致“强数量、弱质量”的激励效应;环境规制强的地区绿色研发补贴能促进企业绿色技术创新“增量提质”,表明强规制能制约企业策略性创新的迎合行为。本文研究不仅深化了绿色研发补贴的量化研究,而且识别并检验了迎合行为的扭曲效应,为完善绿色研发补贴标准的制定和发放以及推动企业高质量绿色技术创新提供了微观经验支撑和对策建议。     

科技创新补贴供给侧改革与企业研发策略研究*

本文利用2010—2015年沪深A 股上市公司的科技创新补助与R&D研发数据，分析了中国供给侧改革中创新驱动政策对企业创新行为与策略选择的引导激励效果。研究发现：随着创新驱动供给侧改革的实施，企业进行R&D研发投入的意愿得到加强，开始偏好长期研发投入。创新补贴认定与考核标准相关政策机制落地，地方政府的无效创新补贴激励机制被抑制。在供给侧改革下，企业对创新长期驱动与短期经济效益进行理性权衡抉择，减少了外观设计专利等策略性创新成果的产出。本文进一步通过对产权性质分组还发现：供给侧改革后，国有企业创新产出激励最为突出，大幅度增加了专利的申请。而民营企业则通过扩大长期研发项目的投入和聘用储备技术人员，为下一阶段的创新研发作铺垫。       

政府研发补贴对出口技术复杂度影响研究

文章从技术创新的角度考察了政府研发补贴对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影响及相关机制。研究结果发现：政府的研发补贴与出口技术复杂度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非线性关系,随着政府研发补贴持续投入,出口技术复杂度将呈现先上升再下降的趋势;政府研发补贴通过技术创新的中介效应影响出口技术复杂度。此外,企业层面的研究显示,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及国有企业的影响存在明显异质性,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民营企业的激励效应更加显著,对提升我国出口技术复杂度的作用更明显。     

环境治理投入门槛、研发投入与绿色技术创新

揭示不同类型的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规律,对于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发展具有现实意义。借鉴Hansen的面板门槛模型,运用2011—2020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将环境治理投入设定为门槛变量,实证分析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差异化影响。研究发现：研发投入对于绿色技术创新的影响存在区域环境治理投入门槛效应,从总体看,当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处于较低水平时,研发投入能显著促进绿色技术创新的提高,但随着环境治理投入提升到较高水平,研发投入对绿色技术创新的增强效应有所减弱。并且绿色技术创新的类型不同时,相较于绿色产品创新,研发投入对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具有显著的门槛特征。结合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可知,门槛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在于区域环境治理投入对企业等主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活动存在低水平驱动和高水平抑制效应。最后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有益的政策建议。     

政府补贴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以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十二五"期间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下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补贴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总体促进效率仍待提高:所有制性质显著调节政府补贴的绩效,激励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而对民营企业起挤出作用;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所有制性质和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联合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对大规模国企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对中小民营企业促进作用最弱。     

政府研发补贴促进企业创新了吗——信号理论视角的解释

政府补贴能否促进企业创新一直存在争议。与以往从资源视角探讨政府补贴与企业创新关系的研究不同,基于信号理论视角,以2012—2016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通过剔除非研发补贴的噪音并控制样本自选择偏误,实证检验中国转型经济背景下,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微观政策效应,以及企业层面制度因素(产权性质)和区域层面制度因素(制度环境)对该效应的调节作用。研究发现,政府研发补贴释放的积极信号能够帮助企业获取外部创新资源,有效促进企业创新;相比于国有企业,政府研发补贴对非国有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更强;制度环境越好,政府研发补贴对企业创新的激励效应越强。研究理论丰富了科技创新政策有效性和信号理论相关研究。同时,研究发现,政府应继续加大对企业创新活动的补贴额度,不断深化所有制改革,为企业创新营造良好的外部制度环境;另外,企业还应充分发挥政府研发补贴信号的杠杆效应,拓宽外部创新资源获取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