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者服务业FDI追逐制造业FDI吗?

借助于VEC模型,以1988—2006年美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数据,检验生产者服务业FDI与制造业FDI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流入东道国的制造业FDI明显受到来自母国的生产者服务业FDI的追逐。加入其他控制变量的进一步研究发现,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制造业FDI的追逐性依然显著,东道国的经济规模是生产者服务业FDI区位选择的又一重要因素,限制措施能够直接而有效地调节生产者服务业FDI的流入,来自美国的生产者服务业FDI尚未形成集聚效应,生产者服务业FDI对工资水平、服务业发展水平和基础设施水平均不敏感。     

中国企业海外R&D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文章利用101家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177个海外子公司投资数据,通过建立三元选择Logit模型,从投资企业和东道国两个层面分析了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和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东道国人均GDP、东道国的RD投入对市场支撑型RD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母公司的RD投入、东道国人均GDP和RD投入对技术寻求型RD投资有显著正向影响。因此,中国企业市场支撑型海外RD投资受东道国购买力水平的影响,技术寻求型海外RD投资受母公司技术水平和东道国RD资源丰裕程度的双重影响。     

什么影响了生产者服务业FDI的区域分布——来自美国的经验证据:1985-2006

本文把生产者服务业FDI细分为5类,借助于1985-2006年美国对OECD中24个国家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研究了制造业FDI和其他因素对生产者服务业FDI区域分布的影响。结果表明,除了批发贸易类生产者服务业FDI以外,其他各类生产者服务业FDI在区域分布中均明显具有追逐制造业FDI的倾向。本文的研究同时得出了一些与现有研究不同的结论:生产者服务业FDI的区域分布大多不受东道国市场规模因素与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而且与工资水平呈正相关关系。     

政治风险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9年~2017年中国对101个国家的直接投资数据,使用固定效应方法,考察东道国政治风险对中国企业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政治风险是中国OFDI的重要影响因素。(2)政治风险和中国OFDI呈负相关关系,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大量流向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其内在原因是寻求自然资源,中国对外投资呈现自然资源导向特征。     

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OFDI模式选择的研究

对外直接投资对于我国的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新冠疫情下,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仍然呈上升趋势。中国开展OFDI尚处于初期探索阶段,绿地投资和跨国并购的模式选择是企业“走出去”过程中面临的第一个难题。文章从微观和宏观视角,以2005-2019年我国对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直接投资的178条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企业规模越小和营业收入越大越偏好以绿地投资模式进入沿线国家资源型行业;东道国制度质量越高且与我国文化距离越大,企业以跨国并购模式对东道国资源型行业投资几率越大。东道国经济水平与OFDI模式选择不存在显著相关性。企业要选择适合自身的投资模式,政府要加强引导,建立OFDI风险预警机制,帮助企业更好走出去。     

制度因素与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

本文利用投资引力模型分析2003~2013年中国对发展中国家OFDI数据,重点考察了东道国制度环境和制度差距对中国OFDI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总体偏向于整体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环境相差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表现出中国OFDI的"特殊性";(2)中国对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投资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动机,其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且与自身制度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中国资源寻求型OFDI倾向于选择制度环境较差但资源丰富的国家和地区。     

母国服务业发展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基于OECD国家数据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异质性企业贸易投资理论,对母国服务业发展影响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机制分析表明,母国服务业发展有助于提高制造业和服务业企业生产效率,从而提升企业对外投资能力,固定成本和可变成本下降能够降低企业对外投资门槛,推动对外投资企业数量的增加.本文利用30个OECD国家1990-2011年的面板数据,实证考察了服务业总体水平以及四类生产者服务业(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及通讯、金融中介、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发展水平对OFDI的影响.计量结果显示,一国服务业总体水平与该国OFDI存在显著的正向关系,细分行业来看,批发零售、运输仓储及通讯服务仅是效率提升对OFDI有显著促进,金融中介和商业咨询及科技服务无论是规模还是效率提高都将显著推动OFDI数量的增长.上述研究对于我国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对外直接投资逆向技术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基于不同投资动机的经验分析

文章利用2003-2011年中国13个OFDI东道国和29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CH扩展模型,采用工具变量法,从OFDI投资动机的视角实证考察了技术寻求、资源寻求和市场寻求三类投资动机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积极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效应主要来源于对发达经济体的技术寻求型OFDI,这种效应在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均存在,但中部地区的逆向技术溢出效应要比东、西部明显,来源于资源寻求型和市场寻求型的OFDI逆向技术溢出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均呈负向效应,以上结果是由中国OFDI的投资动机和区位选择决定的。因此,积极鼓励技术寻求型的OFDI,适时从传统的"走出去"战略向"投资技术获取"战略转变是当前中国OFDI的新挑战。     

中国OFDI与东道国环境质量:影响机制与实证检验

本文从FDI来源国的角度,分析中国OFDI对各东道国环境质量的影响.借助Copeland-Taylor模型,本文建立了中国OFDI通过影响东道国单位产出污染密度,继而影响东道国环境质量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3-2014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和存量数据,以及168个东道国(地区)经济发展指数数据,对理论模型进行了实证分析.同时,考虑到中国OFDI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国家存在差异化投资,本文进一步对各东道国(地区)按收入水平分样本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显示,中国OFDI规模的增长总体上促使东道国(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但从人均排放的角度,中国OFDI显著降低了污染物排放量,提高了东道国(地区)能源利用效率,改善了当地环境质量.分样本回归的结果显示,无论在污染排放总量还是在人均污染排放量方面,中国OFDI改善东道国(地区)环境质量的效果在高收入水平的国家中更为明显.     

腐败距离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制度观和行为学的整合视角

制度观和行为学视角下,母国与东道国腐败程度的差异影响投资者对风险和机会的感知从而影响其对外直接投资行为。采用Heckman两阶段选择模型以及2003—2011年中国对168个国家或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本文的实证研究发现,腐败距离对中国是否进入东道国开展直接投资并无显著影响,但对进入东道国后的直接投资规模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区分腐败距离的不同方向以及自然资源寻求型、战略资产寻求型等投资动机后,结论依然成立;相对于欧洲地区和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中国在非欧洲地区和金融危机后在腐败距离较大的国家或地区拥有更多的OFDI存量。本文研究结论表明,中国企业敢于在腐败程度与母国差异较大的东道国开展投资经营活动,但需要加强风险评估和防范以推动对外投资的持续稳定发展。     

市场寻求抑或资源寻求?——来自中国OFDI的动因研究

本文改变以往研究对外直接投资动因采用行为导向的分析思路,试图从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导向入手,通过建立混合面板模型,分析市场驱动和自然资源驱动两种内在力量对中国OFDI的作用。研究结果发现,中国OFDI具有明显的市场寻求和资源寻求特征,中国OFDI受东道国绝对和相对市场规模的影响显著,且相对于发达东道国家而言,发展中东道国的自然资源对中国OFDI具有显著的吸引力。此外,双边贸易联系的增强、东道国市场开放程度的加深、温和的通货膨胀以及政治风险的降低也是促进中国OF-DI流入的积极因素。     

企业异质性、全要素生产率与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基于服务业行业和企业数据的实证检验北大核心CSSCI

本文利用中国服务业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以及全球最大的服务业跨国公司的截面数据,实证分析了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对服务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检验了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在服务业领域的适用性。结果显示: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是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原因,异质性企业贸易理论适用于对服务企业的研究,同时不同于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服务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并不存在"生产率悖论";服务业跨国公司存在与制造业跨国公司相同的特征,企业规模越大,跨国经验越丰富,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也越大。并进一步根据实证分析结果提出对中国服务企业OFDI的借鉴意义。     

自由贸易协定能够促进我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吗——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的经验研究

文章基于跨国公司知识-资本模型并结合2003~2011年71个经济体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自由贸易协定(FTA)、双边投资协定(BIA)对我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FTA对OFDI具有负向抑制作用;针对不同经济体、不同年份,水平型FDI、垂直型FDI的相对强弱会存在差异,进而FTA的负向投资效应也会发生变化;同时,BIA对OFDI的影响并不显著。实证结果非常稳健,它不随实证模型、计量方法以及数据来源的变化而改变。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影响研究的文献综述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巨大,学者对其影响效果进行了探讨。通过对现有国内外文献进行梳理发现: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产生反向技术外溢这一观点已在我国学术界达成基本共识;在讨论FDI对东道国影响方面研究结论并不一致,这可能是未考虑投资母国与东道国的差异引起的;而当固定探讨一国OFDI对东道国所产生的影响时,研究结果趋于一致,但东道国的异质性仍不可忽略。     

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中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影响

东道国的金融环境是影响跨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决策的关键,随着我国对外开放进程的不断推进,能否融入并利用东道国的金融环境关系着企业OFDI的规模乃至成败。为此,本文以2005—2015年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追踪数据为样本,考察了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集约边际和扩展边际)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克服内生性问题之后,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该作用在企业OFDI扩展边际中更为明显;在剔除金融危机、避税国家、金融行业的干扰以及替换解释变量指标后,该结论依然稳健;东道国较高的经济发展潜力有助于加强其金融发展水平对我国企业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而金融发展水平对企业不同投资模式下OFDI二元边际的促进作用并不存在明显区别;在前三大行业中,东道国金融发展水平对能源行业OFDI二元边际的提升作用最为显著。本文的研究对于从东道国金融发展角度理解企业OFDI的结构性特征(二元边际)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对外直接投资会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吗——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变权估计

本文利用2001-2006年中国海关数据库、对外直接投资企业数据库以及工业企业数据库的匹配数据,结合倾向得分匹配变权估计方法系统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OFDI)对中国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OFDI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之间存在正向因果关系,即企业进行对外直接投资会带来出口产品的升级。此外,本文依据OFDI的东道国与投资动机进行分类,发现不同类型OFDI对于企业出口产品质量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本研究为客观评估OFDI的"产品升级效应"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为出口转型背景下企业如何利用OFDI实施"走出去"战略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OFDI的第三国效应研究:基于空间计量方法

中国在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国际关系越来越复杂,不仅有中国与东道国之间的关系,还有东道国之间的关系,第三国在中国对东道国的OFDI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从空间视角出发,构建空间计量模型,运用2003-2014年42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面板数据对中国OFDI的第三国效应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存在显著的第三国效应,且具体表现为挤出效应。一方面,中国在第三国的OFDI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存在显著的挤出效应;另一方面,第三国市场也会对中国在东道国的OFDI产生显著的挤出效应。本文还研究发现,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OFDI呈现出"一动机一导向"特征,即资源寻求动机和贸易导向特征。采取替换变量和更改方法两种方式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最后,本文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企业异质性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第三方”效应——基于企业微观数据的考察

通过构建扩展的企业异质性三国模型,文章考察企业对外直接投资(OFDI)所依赖的空间网络化效应。研究发现,当企业生产率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会逐渐从贸易引致型OFDI转型为出口平台型OFDI进入海外市场,即企业OFDI会考虑到某个区位是否受到第三方效应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中国企业更倾向将OFDI生产区位选择到目前已拥有水平型OFDI的临近区域;市场潜力对OFDI空间网络化效应的影响也十分显著,意味着中国企业在选择贸易引致型OFDI时,更倾向将OFDI的区位选择到市场潜力较大的区位。     

制度环境与中国对亚洲直接投资区位分布

自2003年以来,中国对外直接投资(FDI)一直保持快速增长势头。其中,亚洲作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聚集地,截至2011年末,该地区投资存量已占总量的七成以上,其境外企业覆盖也为各洲最高。区位选择是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重要战略决策,国内外近年来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区位选择问题已从最初的传统经济因素转向制度性因素。本文基于2003-2011中国对亚洲26个主要国家及地区的直接投资数据,通过制度环境因素与不同动机FDI的交互作用,发现:(1)两国制度环境差距较东道国制度环境的作用更加重要;(2)中国FDI总体偏向于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大且制度环境较差的国家或地区,但与自身制度环境差距较小的国家更加吸引中国的市场规模和效率(主要是融资便利)寻求型FDI;(3)资源寻求型FDI并无明显制度环境的倾向。本文最后提出促进"南南"投资的相关建议。     

中国制造业企业OFDI会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吗? ——基于异质性企业投资动机的视角

本文利用2003～2013年我国匹配后的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动态面板系统GMM估计方法,实证分析我国制造业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从整体上来说,我国制造业企业OFDI对国内就业、 投资和产出都带来了负面影响,国内制造业企业快速OFDI在一定程度上造成国内"产业空心化".对异质性企业投资动机的进一步检验发现,市场寻求型企业OFDI有利于增加国内就业和产出,但同时挤出了国内投资;生产资源寻求型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企业OFDI带来了国内"产业空心化";战略资源寻求型企业OFDI对国内就业具有替代作用,短期不利于国内投资和产出,长期促进国内投资和产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