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购买性支出激励与经济持续增长——兼论确立服务型政府的合理性

本文建立了政府支出创新激励经济增长的理论模型,模型表明政府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取决于预算、投资生产率和支出结构.借助VAR实证模型,中国的经验实证分析表明:公共花费是公共投资的基础,也是GDP增长的主要影响变量;公共投资不一定能促进GDP增长.为此,我们提出政策建议:必须转变政府职能,由投资型政府变为服务型政府,以促进经济持续增长.     

黑龙江省公共投资的结构转变

通过考察黑龙江省公共投资的增长效应和环境效应,得到结论:目前黑龙江省的公共投资是低速增长、轻度污染类型的。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持续的双重目标,即实现绿色经济增长,应当向高速增长、轻度污染类型的公共投资结构转变。这要求,减少在基础设施上的公共投资,增加在教育科技领域和污染治理方面的公共投资。     

激励自主创新:公共支出效应与最优规模

本文构建了公共支出激励自主创新的理论模型并进行了实证分析。理论模型表明，公共支出是激励自主创新的有效途径，存在一个激励自主创新的公共支出最优规模。实证分析表明，我国政府支出显著地激励了自主创新行为，但是，我国自主创新行为主要是由自身冲动所致，政府公共支出激励贡献度始终不超过209／6；政府支出激励效应越来越大，但是起伏不定；激励我国自主创新的政府支出最优规模是：政府R＆D经费支出占GDP的0．621％，现实规模不足最优规模的一半，但是，现实规模向最优规模趋近。我们的政策建议是：大力增加财政投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以有效地激励国家自主创新。     

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

利用全局主成分分析法和改进Moore指数,分别对新型城镇化水平和产业结构变迁指数进行测算,并在经济增长的空间相关性分析基础上,构建空间自回归模型、空间效应分解模型和面板门槛模型,实证检验了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显示,新型城镇化通过发挥其“选择效应”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企业生产率,有效促进了经济增长;中国经济发展的“结构红利”因产业结构变迁而减弱,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出现“结构性减速”现象,但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仍存在;实现产城联动,发挥新型城镇化与产业结构变迁的“协同效应”,对于缓解经济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减速”问题,促进中国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作用;新型城镇化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经济增长效应因产城关系的阶段性不匹配而存在“门槛效应”。     

技术创新在城市经济增长中的作用

通过选取2010年我国地级及以上城市为样本,采用空间计量模型考察了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在控制了其他经济增长因素后,反映技术创新的专利授权水平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不过,技术创新的作用还不及物质资本及其它经济增长因素的作用,这说明当前我国仍处于主要依靠物质资本促进经济增长的发展阶段。制度是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过度的政府干预会阻碍城市经济增长。基础设施对城市经济增长具有促进作用,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远不及基础设施的直接投资效应。大多数城市的规模可能尚未达到规模集聚经济的门槛,因而表现为规模不经济。城市经济增长还存在明显的空间依赖性,表现出较强的空间临近溢出效应。     

长三角地区自主创新能力提升研究——基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角度

长江三角洲地区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对经济增长方式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自主创新无疑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关键环节.本文鉴于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特征,从FDI技术溢出效应的角度探讨如何提升该地区的自主创新能力.文章选取了1999年-2007年的长三角地区16个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对以专利申请授权量衡量的自主创新有一定的负面作用.最后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FDI技术溢出效应提升自主创新能力的措施和建议.     

经济结构失衡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质量

利用客观因子分析法与主观打分法相结合,测度了1978-2010年中国经济结构和各要素之间的失衡程度,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与国际收支结构的失衡对于经济增长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结构整体失衡水平呈U型变化趋势,五大结构的失衡水平不断恶化。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的失衡程度对经济增长质量产生了负效应,区域经济结构与国际收支结构对于经济增长质量产生正效应。在未来发展中,通过产业结构与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区域经济结构、国际收支结构的协调、有序、均衡的调整,实现经济增长质量的稳定、可持续发展。     

区域间公共基础设施溢出效应研究

运用中国各省(市、自治区)1990-2008年的面板数据,通过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对区域问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外溢性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公共基础设施投资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不仅在本区域内具有外部溢出效应,在区域间也存在显著的外部溢出效应.这表明莱一地区的公共基础设施投入不仅可以提升本地区的产出,也会对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产生...     

老龄化背景下区域人力资本经济效应及滞后性研究

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为考察老龄社会中人力资本的经济效应,首先构建包含老龄化因素的内生增长理论模型,考察人力资本最优投资规模;其次采用我国2010—2018年面板数据,使用GMM等估计方法进一步检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检验结果表明,受老龄化因素制约,我国人力资本经济产出弹性低于物质资本经济产出弹性,即人口老龄化对人力资本经济效应和投资收益期产生抑制作用。为发挥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在老龄化日益严重的背景下,各地政府应结合自身经济要素禀赋和发展基础调整两类资本投资结构,以减轻老龄化造成的经济冲击。     

后奥运经济应当引起重视

后奥运问题，是指奥运会结束后经济增长的低谷效应。奥运带来的大规模投资让北京的各项经济指标全线飘红。但因为奥运场馆用途的特殊性以及相关产业在奥运结束后调整“船头”的滞后性、场馆、设施都不可避免地出现空置、投资都不可避免地出现“低谷”现象。以北京为例，为提升首都城市基础设施水平，在奥运会筹备期内，与奥运会有关的城市基础设施投资超过1800亿元，     

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分析——以沪昆线沿线城市为例

以沪昆铁路沿线区域及城市经济发展为分析对象,实证分析了我国基础设施投资的空间溢出效应。认为沪昆线的基础设施投资既产生了提高沿线区域及城市的运输能力、扩大沿线贸易量、调整沿线产业结构、促进沿线经济增长的空间正溢出效应,也产生了加剧沿线地区及城市要素的非均衡流动、非均衡经济增长的空间负溢出效应。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基础设施供给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机制激励着地方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导致其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拥有很高的热情。文章实证分析了该结论,并用模型论证经济增长、城市化和财政分权等因素是导致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     

中国财政分权与地方基础设施供给的实证分析

在我国,自上而下的政绩考核机制激励着地方追求短期经济增长,导致其在基础设施投资上拥有很高的热情。文章实证分析了该结论,并用模型论证经济增长、城市化和财政分权等因素是导致地方基本建设支出增长的主要原因。     

行政主导性投资与经济增长

本文分析了地方官员在做出公共投资决策时面，临的政治激励。当政绩考核标准以GDP增长率为主时，为了获得晋升，地方官员会通过扩大公共投资来拉动GDP增长。地方官员面，临的激励机制决定了公共投资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通过基础设施的生产性作用，这种不稳定性会传播到整个经济中。政治激励对经济的扭曲使经济丧失了稳定增长的可能性。要消除这种扭曲，必须彻底改变以GDP增长率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本文将这一问题正规化，并建立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来进行分析。     

经济增长目标设定如何影响财政透明度?——来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经验证据

财政透明是提升政府治理水平，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措施。本文基于经济增长目标管理和政府行为视角，提出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存在着先促进后抑制的倒U型关系；进而利用2013—2019年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实证检验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线性效应和非线性效应，并对其进行了机制检验、异质性分析与拓展研究。研究结果验证了本文提出的理论假设，且经济增长目标主要通过扩大基建投资等降低财政透明度，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提高财政透明度，而土地出让单价在地方经济增长目标影响财政透明度的作用中具有不同效应；经济增长目标对财政透明度的影响在不同地区、不同市场化水平、不同等级城市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财政透明度与经济增长目标之间的具体关系，从而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及保障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参考依据。     

基础设施建设与城市经济增长的关系

基础设施建设对促进城市经济增长具有实质性的重要作用.论述了基础设施投资促进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并指出适应城市经济增长应选择最佳的基础设施发展模式,以及实现基础设施投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应满足的前提条件和所要采取的若干相应措施.     

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的非线性门槛效应：基于最优金融结构的视角

基于最优金融结构视角，使用2001—2015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利用门槛模型对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发现：金融结构在不同地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具有异质性，只有地区发展水平跨越一定的门槛值之后，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才能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经济发展水平与市场化水平越高、法治环境越完善，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越显著；适度的金融发展水平有利于促进金融结构市场化的经济增长效应，金融发展过度时，金融结构市场导向的增强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不再显著。     

城市化水平、技术创新与城市经济增长——基于我国25个城市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以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基于1999-2009年我国25个城市面板数据,对物质资本存量、人力资本存量、技术创新和城市化水平与城市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显示,人力资本投资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作用没有显现出来,但城市化水平、物资资本投资及技术创新因素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城市经济增长,并且呈现出正相关关系。其中,城市化水平和物质资本投资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较高,而技术创新对城市经济增长的促进效应并不明显。这一结论对于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城市化进程,推动城市经济增长具有启示意义。     

跨国公司在华"集聚效应"的影响及对策分析

目前跨国公司对华投资越来越具有规模化,在这种数量上的增加之外,我们更应该关注跨国公司投资背后的系统性和关联性--即跨国佘司"集聚效应"。这种效应不仅通过要素投入数量的集聚,而且通过要素质量和效率增进强烈地影响经济增长;在经济发达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的集聚效应时经济增长的影响更强烈。但是,跨国公司群体和我国企业市场竞争地位的不对称性,决定了我国企业在这种市场结构下,集聚技术能力、管理能力的艰巨性。跨国公司"集聚效应"是一把"双刃剑",我们应该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跨国公司在华健康发展,促进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网络基础设施、包容性绿色增长与地区差距——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全球数字化浪潮下,网络基础设施对中国践行更为绿色、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增长路径产生了深远影响。本文基于2010～2020年中国城市层面数据,在测算28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的基础上,以“宽带中国”战略为准自然实验,采用双重机器学习模型探究了网络基础设施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效应及内在机制,并进一步考察了网络基础设施的区域协调效应。研究发现：网络基础设施的推广普及对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尤其体现在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方面;就影响机制而言,网络基础设施能够通过提升城市创新水平、鼓励大众创业行为、改善居民就业质量以及促进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来影响包容性绿色增长;与交通基础设施相比,网络基础设施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正向影响更甚,且对不同类型城市具有异质性表现;另外,网络基础设施弱化了传统地理优势,能够在全国、地区以及省份层面降低经济发展差距,具有显著的区域协调效应。本文不仅进一步完善了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现有分析框架,更为政府推动宽带战略落地、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以及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政策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