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市域经济发展质量水平的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子

利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构建了由38个具体指标构成的市域经济发展质量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Dagum基尼系数、传统马尔可夫链和空间马尔可夫链、地理探测器等方法,研究了2000—2019年中国地级及以上市域经济发展质量的格局演变及其驱动因子。结果表明：(1)2000—2019年全国市域经济发展质量不断提升,八大经济区间呈现“东部沿海>南部沿海>北部沿海>长江中游>黄河中游>东北>西南>西北”态势,市域经济发展质量在空间分布上呈显著的空间集聚性;(2)全国经济发展质量高的市域在“东西”“南北”间数量差距明显,并呈现由长三角、珠三角和山东半岛城市群向四周放射性扩张的时空分异特征;(3)区域内Dagum基尼系数平均值呈“西北>南部沿海>西南>东北>东部沿海>黄河中游>北部沿海>长江中游”态势,区域间差异随时间推移正渐趋消弭;(4)市域经济发展质量水平向上等级跃迁的难度逐级增大,且“高高集聚、高带动低”的“俱乐部趋同”现象明显;(5)产业集聚、金融科技、城市等级、对外开放、与港口的距离是市域经济发展质量的主要驱动因...     

长江经济带市域人口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从人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特征出发,以长江经济带130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及差异。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局部集聚态势减弱,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正向溢出效应大于负向溢出效应。其中城市面积、教育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存在负向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产生正向影响,且目前绿色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格局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空间自相关和空间计量方法对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差异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总体上长江经济带市域经济差异呈现出先增大再缩小的发展趋势。长江经济带经济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高值和低值集聚现象显著,"高高"集聚较稳定在长三角地区,"低低"集聚有向分散的趋势发展;运用空间计量方法对两个阶段市域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对比研究,分析得出财政收入和人口密度在两阶段由第一阶段的负效应作用转变成了第二阶段的正效应作用,财政支出在第一阶段的正效应作用转变成了第二阶段的负效应作用,经济结构和固定资产投资在两阶段都起着正效应作用,两阶段中固定资产投资的正效应都为最大,第二产业比重、第三产业比重和固定资产投资正效应作用上升明显。     

多维邻近下新型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机制——以长江经济带为实证

研究重构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改进的熵权法,总体差异指数(GDI),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等方法,基于联接邻近、距离邻近和经济邻近,构建了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机制。得到了以下结论: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提升,形成东部稳定增长中西部逐渐崛起的圈层空间结构;总体差异指数(GDI)整体呈现出倒"W"型的波动轨迹,且分布呈现出"长江上下游高—中游低"的空间趋势;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表现出持续显著的集聚态势,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非均质性,空间格局的冷热点分布主要表现出"自东到西"递减的趋势,且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带的基础机制(经济基础、产业结构)、核心机制(固定资产、外商投资、金融支持)和保障机制(社会保障、政府行为)均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且存在空间邻近效应。     

低碳视角下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空间分异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基于2000—2015年间四期Landsat TM影像解译数据,通过构建碳排放模型,从经济贡献力、生态承载力及二者的耦合关系探讨了土地利用碳排放的空间异质性。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碳排放量区域差异显著,各地级市碳排放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且从上游地区到下游地区增长量逐渐增大。②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碳排放总体呈现正相关性,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s I值先增大后减小,碳排放强度空间正相关性增强,集聚状态显著,异质性空间单元增加。局部空间自相关显示高值集聚中心位于下游沿海地区,低值集聚中心主要分布在上游及中游地区,低值孤立点和高值孤立点分别分布在中游及中下游地区。③长江经济带碳排放经济贡献系数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生态承载系数东高西低、中间最低,两者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且耦合协调度上游差异较小,中游及下游地区差异相对较大。④为更好地实现土地利用可持续发展,推动土地利用方式向低碳集约方向转变,可以分区域进行低碳土地利用的调控。     

新长三角城市群创新空间格局演化与机理

以新长三角城市群26个城市为地理观测单元,以专利授权量为衡量指标,运用ESDA和GWR等方法,刻画2005—2014年城市群创新产出时空分异特征、影响因素及作用机理。研究发现:市域间创新产出绝对差异波动上升,相对差异波动缩小;创新产出水平相似的市域集聚分布,且集聚程度波动增强,而两极分化现象呈减缓态势;苏锡常都市圈与环杭州湾地区的崛起造成长三角创新活动的核心区域逐步突显;市域创新产出表现出收敛趋同的迹象;创新产出高增长型市域沿沪汉蓉、沪杭甬通道呈"Z"字型分布;各因子对创新产出的影响存在空间异质性,其中政府支持和产业集群环境是影响长三角城市群创新产出水平的主要驱动因素。     

产业集聚、空间溢出与区域创新效率——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创新是国家发展第一动力,产业集聚是提升区域创新效率的关键途径之一,研究二者关系有利于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和完善区域创新政策。本文基于2009 ~ 2018年长江经济带108个地级市全产业数据,运用数据包络分析（DEA）等方法揭示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效率时空演变特征,其次建立空间计量模型,利用多种空间矩阵分析产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①总体来看,长江经济带区域创新效率先上升后下降,具有阶段性特征;②产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对区域创新效率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③从溢出效应来看,多样化集聚对经济水平相近地区的区域创新效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因此,长江经济带城市群应加快发展产业专业化、多样化集聚,提高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促进多样化集聚对相邻区域创新效率的扩散作用。     

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系统响应

采用1990、2000、2010及2018年四期长江经济带土地利用类型遥感影像解译数据,在ArcGIS10.7和GeoDa1.6等软件的支撑下,利用谢高地等构建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化方法,测算研究区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再运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研究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相关性及内部异质特征。结果表明:①长江经济带林地、水田、旱地、草地及未利用地面积持续减少,湿地及建设用地面积持续增加,河流湖泊面积先减少后大幅度增加,导致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总体上呈先减少后增加态势。②水田、旱地、草地及林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整个研究区间内均呈逐步减少态势,是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减少的根本原因;湿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整个研究区间内呈稳步增加态势,河流湖泊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在2010年之后大幅度增长,是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减少转变为增加的主要原因。③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分布具有较为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且呈逐渐增强态势。④研究期内长江经济带土地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空间分布格局变化明显,其中高—高集聚区由四川省逐渐扩展到云南省,区域数量逐渐增加;低—低集聚区主要由浙江省转移到江苏省;低—高集聚区和高—低集聚区变化不明显。     

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的空间分异及驱动因素

提升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是破解"化工围江"难题,实现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路径之一。采用SBM-Undesirable模型和泰尔指数,分析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及其空间分异特征,运用地理探测器揭示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显著提高,但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不考虑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因素会高估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2)研究时间段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区域差异总体呈缩小趋势,区域间差异是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差异的主要来源,但随着时间演进区域间差异缩小,区域内差异扩大。(3)经济水平、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和产业集聚对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效率空间分异解释力较强,外商投资强度和环境规制解释力相对较弱。不同因子两两交互作用时均高于单独作用时的影响力。文章的政策启示是,长江经济带化工产业绿色发展要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的转型升级策略,要加快上中下游交流合作,着力破解化工产业协同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在实施严格环境规制的同时,将企业技术创新和产业布局优化作为重要措施。     

长江经济带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格局分布与演变特征

从经济发展、社会包容、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四个维度,对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城市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状况展开深入评价,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其空间格局与演变特征。研究发现:从分布特征看,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从变动趋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指数以2013年为拐点,呈"U"形变化趋势;从空间相关性看,包容性绿色增长的空间集聚程度总体不断增强,水平较高地区与较低地区在地理空间分布上较为集中,且表现出较为稳定的空间分布格局;从驱动因素看,2013年前民生福利和绿色可持续领域的竞相上升促进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由集聚走向平衡,随后经济发展和社会包容的空间集聚性的大幅提升打破了市域包容性绿色增长趋于平衡的发展趋势;从收敛态势看,包容性绿色增长水平落后城市对领先城市的追赶效应显著。     

中国农地碳排放时空分异及其驱动因素

综合运用排放系数法、变异系数法、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和地理探测器方法,对省级尺度农地碳排放的时空分异与驱动因子进行探究,结果表明：（1）我国农地碳排放量在2000—2018年间大体上呈现先上升,近年来稳定下降的变化趋势;（2）中国省级尺度农地碳排放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主要表现为除东北地区以外,其他地区农地碳排放量的空间差异较为显著;（3）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表明,研究期内农地碳排放在空间上表现出显著的、持续减弱的正向关联,其空间集聚状况变化较为稳定,基本呈现出与农业产值相匹配的分布格局;（4）因子探测结果表明,影响中国农地碳排放空间分异的核心驱动因子在研究期经历了较大变化,主要驱动因素逐渐由人口因素、农业机械化水平等向经济因素转变;（5）交互作用探测结果表明,一些解释力较小的因子在与其他因子交互叠加后,会产生非线性增强,显著提高其对农地碳排放空间分异的影响程度。     

人口收缩背景下东北三省市域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测度与驱动机制

人口收缩背景下缩小城市经济发展差距、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并实现二者协调持续发展是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重要举措。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Dagum基尼系数等方法测度分析了2010—2020年东北三省34个地级以上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的时空特征，并对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进行差异性分析，运用地理探测器探析协调发展的驱动机制。结果表明：(1)市域经济发展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度呈上升态势但总体水平较低，协调度呈“南高北低”的空间格局；协调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均呈现“人口增长型>轻度收缩型>中度收缩型>重度收缩型>严重收缩型”的发展演化特征。(2)协调度空间分异总体呈下降态势，人口增长型与严重收缩型、重度收缩型的组间差距较大，不同人口收缩类型市域组间差异是协调度空间分异的主要成因。(3)协调度的空间分异是由政府宏观调控、经济拉动、社会促进、科技支持等多元驱动机制综合作用的结果；主导因子为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人均地方财政收入、地方财政一般预算内支出占GDP比重。     

“中四角”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时空分异及其影响因素——基于非期望产出SBM-DEA和地理探测器模型

利用非期望产出SBM-DEA模型测度了2010—2019年“中四角”绿色水资源利用效率（GWUE）,采用空间自相关及冷热点分析方法探索GWUE的时空分异特征,并运用地理探测器模型深入探寻GWUE空间分异的关键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中四角”GWUE高效区主要来源武汉城市群,低效区主要来源于环鄱阳湖城市群;各城市的GWUE具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空间自相关性不显著,但空间分布格局由随机分布逐渐向集聚分布演变。（2）2010年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密度是影响“中四角”GWUE空间分异的主要因素,2015年经济发展水平和医疗资源占用情况成为GWUE空间分异的主要推动因子,2019年医疗资源占用情况和政府重视程度对GWUE空间分异起决定作用。     

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研究

高技术制造业作为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和加速新旧动能转化的重要载体,是推动长江经济带成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生力军的关键。采用规模报酬可变的投入导向型NSBM模型,测度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两阶段效率,并探讨效率演变的时空特征和内在机理。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整体效率和阶段效率均呈下上中游梯度递减的空间分异特征,下游地区高技术制造业处于要素配置优化推动转型升级的调整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高高”特征;中上游地区处于粗放式集聚加剧要素错配的阵痛期,呈集聚水平、创新效率“低低”特征。技术研发效率不高是导致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低效率的主要原因。投入导向和关联错配导致的中游塌陷与局部效率洼地,会加剧区域效率分化,最终演变为全局低效率。为改变长江经济带高技术制造业创新局部高效、全局低效的不利境地,实现创新效率提升,需强化区域科技合作机制,完善市场科技服务体系,树立质量效益型研发目标。     

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时空格局特征及空间效应

文章以长江经济带130个空间单元为研究对象,借助随机前沿模型、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及空间面板杜宾模型等方法,探究了2000—2015年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时空格局特征,并在空间关联检验基础上分析了旅游金融效率的空间效应。结果表明:①时间序列上,长江经济带旅游金融效率核密度曲线均为单峰分布形式,呈"N"字型波动特征,旅游金融效率随时间推进而不断提升;空间格局上,区域中心城市的旅游金融效率多为高层级,中心城市邻近地区因受到核心城市涓滴效应而处于较高层级,圈层状结构明显。②旅游金融效率值存在明显空间依赖性,且其集聚程度整体上随时间推进不断增强,具有明显的空间指向性特征。③经济发展、交通可达性和产业结构对本地旅游金融效率提升具有显著正向效应;而信息化水平对邻近区域旅游金融效率提升的"溢出红利"效应显著,交通可达性对邻近地区旅游要素的"虹吸"大于"溢出",呈现负向外部经济性。     

基于网络空间结构的长江经济带城市影响区划定

以长江经济带129个地级市为研究单元,运用城市综合实力指数模型测度其综合实力并划分实力等级,通过经济辐射场强模型和线性平均方向模型分别测度城市影响力的大小和方向,以揭示城市网络空间结构特征,最后采用加权Voronoi图模型划分城市影响区。研究发现:(1)长江经济带城市实力等级数量上呈"2+5+13+109"金字塔型,空间上核心、次核心、节点城市呈带状和点状集聚在长江干流沿线及干支流交汇处,边缘城市呈块状集聚在上中游,形成以上海为"火车头",以重庆、成都、武汉、苏州等为"动力车厢"的动车组式城市网络空间格局。(2)长江经济带形成了"3+1+n"城市网络空间结构,包括3大核心区、1条主轴线、n条辅轴线;在空间形态上呈"高联系集聚化、低联系分散化"的空间网络特征,且辐射力和受力具有"马太效应",但仍存在强辐射力城市周边"灯下黑"现象。(3)城市辐射力和受力方向与长江延展方向一致,分别逆、顺长江流向,说明存在城市影响力方向按长江流向的"传导效应"。(4)长江经济带可划分为"4+5"共9大影响区,包括长三角城市群核心区、长江中游城市群核心区等4个核心区及长三角城市群边缘区等5个边缘区,城市影响范围已打破省界,初步形成跨行政界线的流域经济空间格局。     

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北大核心

针对镇域新型城镇化研究缺失的现状,以广东省中心镇为研究对象,在构建镇域新型城镇化质量评价指标体系与评价模型的基础上,对2006年、2009年、2012年中心镇新型城镇化时空演变特征及其驱动机制进行分析。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发展质量大幅度提升,且区域间差异持续缩小,但仍呈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与分异特征。总体来说,珠三角地区的中心镇新型城镇化质量较高且呈空间集聚态势,粤东次之,粤西粤北新型城镇化质量整体最低且有小规模低质量集聚区。(2)自然条件、资源禀赋及交通区位等基础条件、经济发展水平、上级政府的推力及本地政府的拉力等对其时空演变产生重要影响。最后,提出促进广东省中心镇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协调发展的政策建议。     

中国畜牧业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

高质量发展背景下，探究畜牧业生产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时空耦合关系是破解畜牧业资源环境约束的关键。以肉蛋奶蛋白当量度量畜牧业生产布局，构建涵盖资源供给、环境消纳、社会支持三大系统的畜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评价体系，分别采用状态空间模型、耦合协调指数测算全国省域畜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及其与畜牧业布局的时空耦合协调关系，并采用GWR模型分析耦合协调关系的驱动因素及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1)全国畜牧业资源环境承载力现实值小幅增长，多数省区超载状态有一定改善。(2)承载力提升拉近实际承载状态与最优承载状态的距离，全国平均协调度已稳定在0.920上下，畜牧业布局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由低度协调提升并稳定于中度协调水平。(3)耕地资源配置、畜牧业集聚度、环境治理力度、草地资源配置是影响协调关系的主要因素且影响效果存在地理空间非平稳性。     

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关系的时空分异研究

加快推进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对于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样本,构建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协调发展评价指标体系,采用变异系数法和协调发展度评价模型,实证分析了2009—2013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综合发展水平及协调发展度的时空特征。研究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在考察期内的整体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明显优于旅游产业和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区域旅游产业—城镇化—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度总体偏低,包括濒临失调、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等3种协调发展类型,在时间特征上呈现平稳上升的良性发展态势,并表现出明显的"东高、中西低"的空间分异特征。     

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的影响——基于长江经济带数据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

基于长江经济带1997—2017年数据，应用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科技创新、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的影响。结果显示：长江经济带区域产业集聚溢出效应显著，产业集聚自我推动能力已经形成；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对产业集聚具有正向效应，短期和长期影响存在差异；科技创新和金融发展的交互项对产业集聚有负向影响，在不同权重矩阵下影响程度不同。为此，应当扎实推进长江经济带区域合作，充分发挥区域合作溢出效应；不断激发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正确引领金融发展方向；努力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激发人力资本创新价值；正确引导科技创新与金融发展，着眼长远效果并立足产业兴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