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化视角下RTA的出口贸易效应研究

本文基于DESTA数据库提供的各国RTA签订情况数据库构建了1995—2021年全球RTA网络,测算了各国在RTA网络中的中心度指标,随后运用扩展引力模型从网络地位异质性视角实证分析了具有不同网络地位的RTA（用伙伴国在全球RTA网络中的地位来衡量）的出口贸易效应大小。研究发现：与网络地位越高的伙伴国签署RTA越有利于促进一国对伙伴国的出口,即网络地位越高的RTA,其产生出口贸易促进效应越大;促进技术扩散和降低出口贸易成本是高网络地位的RTA促进本国对伙伴国出口的两条主要渠道;不同网络地位RTA的出口贸易效应大小随出口国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以及出口产品类型的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本文为应对全球经济一体化提供了重要启示,为中国全面融入全球区域贸易协定网络、高标准自由贸易网络建设以及充分利用RTA网络助力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路。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流量?——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视角

本文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基于WWZ(2013)方法测算了全球40个经济体的服务增加值贸易水平,利用WTO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数据库构造了衡量协定开放度的服务行业覆盖率指标,运用Anderson&van Wincoop(2003)引力模型分析框架和泊松拟极大似然(PPML)估计技术,研究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出口的差异化促进效应。结果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总值和增加值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开放水平越高的协定,这种正面促进效应越强;但协定对外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程度大于国内增加值出口。进一步地,本文还对各国服务出口的结构特征做了分组分析,并考察了缔约环境异质性对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服务出口促进效应的不同影响机制。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区域服务自由化,提升在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区域贸易协定投资条款深度对出口增加值的影响

区域贸易协定的纵深化发展为一国或地区参与全球价值链分工提供了新的机遇,投资条款作为区域贸易协定边境后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一国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增加值具有重要影响.基于G20国家2005-2015年签署的66项区域贸易协定的实证研究表明: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产品层面的贸易增加值数据来看,区域贸易协定投资条款深度都显著提升了一国或地区的出口贸易增加值.异质性分析结果则表明:在发展中-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间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投资条款深度对出口贸易增加值具有显著的正的影响,而在发达国家间签署的区域贸易协定中投资条款深度对出口贸易增加值的影响为负且不显著.因此,中国在构建高质量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既要注重提升投资条款的范围和深度,又要秉着求同存异的原则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开展区域合作.     

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与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

本文采用2007—2019年DESTA的双边贸易协定数据库和ADB-MRIO投入产出表数据库，构建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中心度和结构洞指标，实证检验自由贸易协定网络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网络中心度和结构洞均显著提升了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在经过替换估计模型和核心变量等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成立。异质性检验表明，签署第二代贸易协定有助于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效应中获得较多收益，发展中国家、服务业从其中获得较少收益。自由贸易协定网络通过技术扩散和制度改善促进了一国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本文研究结论为助推中国参与自由贸易协定网络、探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路径提供了政策启示。     

亚太区域贸易协定的经济增长效应*——基于RTAs数量与质量的对比研究

21世纪以来，亚太地区区域贸易协定（RTA）签署的数量激增，学术界理论与现实出现悖论，引发学者思考各国热衷于建立RTAs背后的原因并探索新的研究方法。本文首次从RTAs数量和质量的影响效应哪个更为重要的视角，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对比分析，深入探究发达国家在新时期推进新一代贸易协定规则的原因。通过比对RTA协议的每一条条款，测算出涉及传统WTO+和新一代WTO-X领域的条款覆盖率和法定承诺率指标来衡量RTA的质量，实证分析得出，签署高质量的区域贸易协定能更有效地推动亚太地区的经济增长和人民福利水平的提高，该影响效应在发达国家中更为明显，而发展中国家受限于执行能力在新一代规则下签订RTA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显著。     

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是否加剧了中国企业出口生存风险?

本文基于中国已签署的9个区域贸易协定构建企业出口目的国层面的贸易数据，考察签订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及其重要条款深度对企业出口生存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显著增加了企业出口生存风险。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通过隐性贸易成本的削减降低企业出口生存风险，通过市场竞争程度的加剧、出口规模的缩减增加企业出口生存风险。企业适应规则的能力能够降低高标准区域贸易协定对企业出口生存风险的负面影响。进一步研究发现，“WTO-X”政策中竞争条款、环境条款、劳工标准条款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条款垂直深度的增加，降低了中国国有企业、环境友好型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和高科技企业的出口生存风险。本文研究结论为中国构建面向全球的高标准自由贸易区网络提供了理论支撑与政策启示。     

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对国际创新活动的影响——基于增加值贸易的视角

近年来，数字服务贸易的迅速发展为全球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契机，也注入了新的创新活力。本文结合双边出口增加值核算与社会网络分析法，利用WIOD数据和USPTO数据库的国际专利数据，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解构为国内增加值网络和国外增加值网络，分析了不同增加值网络的结构特征，检验了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对国际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发现：（1）中国在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中的PageRank中心度攀升趋势明显，但对比美国尚有差距；（2）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显著促进了国际创新活动，且其创新促进效应因行业、互联网发展水平的不同而呈现一定的差异性；（3）研发要素跨境流动、贸易规模以及外商直接投资是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影响国际创新活动的重要渠道。同时，全球数字服务贸易网络的创新促进效应仅体现在制度环境水平高的国家。本研究为中国充分利用贸易网络枢纽地位优势，提升国家创新能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有益启示。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 ——基于增加值市场渗透率的分析

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如何评估中国的实际出口竞争力,以及如何观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演化方向和路径?这需要我们综合考虑贸易的"质"和"量".文章将TiVA方法与衡量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市场渗透率(MPI)指标相结合,构造出基于最终品进口市场的增加值市场渗透率(MPIVA)指标,进而测度与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研究表明:(1)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其增速已放缓.中国在行业市场上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在提升,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制造业,且服务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也在上升.(2)出口的行业内增加值上升和出口向国内增加值高的行业转移,共同构成了中国增加值出口竞争力上升的原因,但主要是来自出口的行业内效应,而非出口的行业间效应.(3)中国行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主要不是来自出口行业本身的直接增加值效应,而是来自上游行业的间接增加值效应;中国制造业出口本身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仍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文章为提升中国出口行业本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贸易地位以及优化中国出口行业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工业机器人应用、要素流动与中国出口

如何培育外贸竞争新优势、摆脱出口贸易低增长或负增长的困境是当前中国外贸工作的重点和难点。基于2006—2016年国际机器人联盟数据和中国海关数据,探讨了工业机器人应用对中国出口规模及出口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工业机器人应用显著促进了城市出口增长,这一促进效应主要表现在数量边际,价格边际和扩展边际无明显变化;机器人通过吸引高技能劳动力流入和促进资本跨区域转移间接作用于城市出口增长;机器人应用推动了我国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的出口增长,并通过大幅度提升高技术产品出口份额来实现出口产品技术结构优化,但在出口市场结构调整方面的作用仍有待激发;考虑到城市间生产要素的关联性,机器人应用在促进本地城市出口增长的同时,抑制了周边城市的出口扩张,存在虹吸效应,但总体上机器人应用显著推动了中国出口增长。研究结论意味着,机器人红利能够替代人口红利,为中国出口贸易创造新的增长点,但政府在出台相关政策时应更加注重区域外贸协调发展,谨防机器人应用进一步拉大外贸区域发展差距。     

区域贸易协定与企业出口韧性

区域贸易协定不仅是我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实现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危机下稳定贸易发展、保障经济复苏的关键因素。通过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作为研究情境，重点探讨危机之前签订并生效的区域贸易协定对我国企业出口韧性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区域贸易协定是增强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原因，这一结论在经历了稳健性检验及内生性处理后依然成立；作用机制检验发现，减少企业出口风险和提高企业出口产品质量是区域贸易协定增强企业出口韧性的重要渠道；异质性分析发现，区域贸易协定更有助于增强融资约束较高以及年龄较大企业的出口韧性；进一步研究揭示了，相对于企业出口恢复程度，区域贸易协定对企业抵御风险程度的促进作用更强。基于上述实证结果，政府应进一步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企业可将区域贸易协定目的国作为重要的出口市场，以便尽可能降低外部冲击带来的负面效应。此外，还需要充分考虑区域贸易协定对不同企业的影响差异，进而有效增强企业出口韧性。     

东亚区域贸易协定与新的东亚秩序

一系列客观因素的存在使得东亚RTA(区域贸易协定)的激增成为必然:首先是国内因素,因     

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走势及我国的对策

近年来,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呈现高速发展态势,区域经济体之间联系紧密,具备了良好的经济合作基础。虽然目前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仍以双边区域贸易协定(RTA)为主要形式,但统一的多边RTA构想不断被提出;在美国正式参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谈判后,亚太主要国家加强了对多边RTA框架的利益博弈。中国在参与亚太区域经济一体化时更应综合考虑多方利益,也要借助经济领域的密切合作稳定周边环境,构建互利共赢的伙伴关系,巩固我国在亚太区域经济组织中的核心国家地位。     

中国国际分工地位的再评估?--基于出口技术复杂度与国内增加值双重视角的分析

合理地评估当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判断中国的出口优势与劣势以及提升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的重要依据。文章将出口技术复杂度和国内增加值率结合起来,构建了同时具有产品属性和增加值属性的国际分工地位新指标,并基于投入产出框架构建了理解国际分工地位差异的理论模型,进而对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1)考虑服务业出口后,目前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处于最为落后的经济体行列,亚洲新兴经济体的国际分工地位普遍不高,发达经济体和资源丰富的经济体拥有较高的国际分工地位。(2)1995-2009年中国与美国、印度和巴西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有所扩大,与德国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比较稳定,而与日本之间的分工地位差距则有所缩小。(3)结构分解的分析显示,中国国际分工地位落后的主要原因是出口结构问题,即服务业出口比重过低,而国内增加值率的降低也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影响。(4)中国国际分工地位指数的变动主要源于产业属性效应和国内增加值效应,而出口结构效应的影响则较低。因此,调整出口结构和提升国内增加值率是中国未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的两种重要方式。     

中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地位及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WIOD2016的数据，利用出口增加值核算WZZ（2013）和社会网络方法SNA分析方法对中国高技术细分行业（r17，r12，r21）出口网络地位进行了可视化分析，并利用跨国数据实证考察了一国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地位的影响因素。得出结论如下：（1）全球高技术产业出口网络均呈现出“互惠性低、中心势高”的非均衡特征，这不利于全球高技术产业的经贸关系朝互利互惠的方向发展。（2）中国在计算机/电子/光学设备制造业（r17）最终产品出口网络中的地位攀升较快，由2000年的“末梢”地位上升到2007年的“中心”地位再到2014年的“绝对核心”地位；（3）相比r17行业，中国在医药产品/医药制剂业（r12）和船舶/航空航天/其他运输设备制造业（r21）的最终产品和中间产品出口网络中仍然处于“边缘”与“半边缘”地位；（4）跨国面板回归显示，信息基础设施的改善、物质资本积累、研发投入和人力资本的增加会显著促进节点国家网络地位的提升，但贸易开放度和投资开放度的提高并不能显著促进节点国家在全球高技术行业出口网络中地位的攀升。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吗?

本文在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础上,测度了 2006-2013年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利用省级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测度指标,计量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呈现倒U型非线性影响,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增强,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呈现从促进到抑制的作用过程转变.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以及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研究发现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这一重要作用机制影响着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因此,从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角度看,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本文研究发现为中国进一步扩大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为表现的开放举措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经验证据,也对中国探寻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有效路径有着重要政策意涵.     

新型区域贸易协定:性质、影响及多边化问题研究

从21世纪开始,新型深度区域贸易协定(RTA)的迅速发展削弱了以WTO为核心的传统多边贸易治理体系.本文通过逻辑分析、基本经济学分析和文献述评研究认为新型深度RTA具有性质和影响的两面性:一方面作为“深于”且“广于”WTO的深层协调机制,巩固了跨国生产网络并提升参与国竞争力,另一方面作为由少数发达国家主导的新型规则制定,“权力导向”明显.为此,本文提出在多边框架内规范新型RTA的必要性与可行性,并进一步讨论在跨区域巨型RTA的冲击下,中国贸易治理多边化与区域化实践的具体选择.     

区域贸易协定深化与全球价值链嵌入：区分一般贸易与加工贸易的经验研究

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生产分工深化促使传统国际贸易格局向全球价值链贸易转变。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加快,区域贸易协定（RTA）逐步成为国际经贸合作与各国融入全球价值链的重要途径。本文从“覆盖度”和“执行度”两个层面构建RTA深度指数,并区分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模式,探讨中国已签署RTA的深度如何影响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后向嵌入。研究发现,RTA深化显著提升了中国在一般贸易模式下的前向价值链嵌入,以及两种贸易模式下的后向嵌入。不同类型条款的深度、价值链嵌入方式、缔约伙伴发展水平及具体行业都会对RTA深度的价值链嵌入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机制分析指出,RTA深化促进了成员国之间的贸易自由化、贸易便利化发展,降低了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塑造了开放、高效、稳定的国际贸易与投资环境,进而推动了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嵌入度提升。本文结论对中国推进高质量自贸区建设与实现价值链深度参与和地位攀升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最终需求诱发效应影响因素的典型相关分析

本文基于典型相关分析发现,我国最终消费对国内增加值的诱发主要是由金融要素投入和劳动报酬的增加引起的,出口对国内增加值的诱发主要是由金融要素投入和高技术投入的增加引起的。因此,针对这两项最终的诱发效应,本文提出要增加劳动报酬的份额、加强金融支持力度以及促进高技术部门向其他部门的渗透与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