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贸易合作的中心效应：网络地位与国内增加值出口

本文基于ADB-MRIO增加值数据和WTO-RTA贸易协定数据,利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构建区域贸易协定(RTA)网络中心地位指标,实证检验了一国RTA网络地位对国内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一国通过嵌入密集而广泛的RTA “邻居网络”占据中心地位,能够促进国内增加值出口增长;RTA网络中心效应主要集中于发展中经济体的出口增长,具有明显的区域排他性和地理临近偏好;区分行业异质性发现,中心效应主要促进了中间品投入程度较高的制造业和运输服务业国内增加值出口。为此,政策上一是要注重选择高质量的贸易伙伴;二是注重邻近国家在自贸区的优先性;三是注重增加值出口结构的调整。     

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 ——基于增加值市场渗透率的分析

在中国深度融入全球生产网络的背景下,如何评估中国的实际出口竞争力,以及如何观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演化方向和路径?这需要我们综合考虑贸易的"质"和"量".文章将TiVA方法与衡量产业贸易竞争力的市场渗透率(MPI)指标相结合,构造出基于最终品进口市场的增加值市场渗透率(MPIVA)指标,进而测度与分析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出口竞争力的变化及其成因.研究表明:(1)全球生产网络下中国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一直呈上升态势,但其增速已放缓.中国在行业市场上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在提升,上升速度最快的是制造业,且服务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也在上升.(2)出口的行业内增加值上升和出口向国内增加值高的行业转移,共同构成了中国增加值出口竞争力上升的原因,但主要是来自出口的行业内效应,而非出口的行业间效应.(3)中国行业增加值的出口竞争力主要不是来自出口行业本身的直接增加值效应,而是来自上游行业的间接增加值效应;中国制造业出口本身处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仍有着很大的上升空间.文章为提升中国出口行业本身在全球价值链上的贸易地位以及优化中国出口行业的贸易结构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和借鉴.     

中国服务业垂直专业化份额及来源

垂直专业化是衡量跨国生产分工的重要指标,服务业垂直专业化份额及来源是全球价值链研究中的重要内容.笔者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测算了中国服务业整体和行业层面的垂直专业化份额及其国别(地区)来源.研究发现:中国服务业整体垂直专业化份额呈上升趋势,出口中的国外增加值来源呈现多元化趋势;新兴工业经济体和部分发达国家是中国服务业出口中国外增加值的主要来源地;来自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外增加值份额增长较快,与中国服务业形成垂直专业化分工的潜力较大.     

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如何影响服务贸易流量?——基于增加值贸易的研究视角

本文从增加值贸易的角度,基于WWZ(2013)方法测算了全球40个经济体的服务增加值贸易水平,利用WTO的区域服务贸易协定数据库构造了衡量协定开放度的服务行业覆盖率指标,运用Anderson&van Wincoop(2003)引力模型分析框架和泊松拟极大似然(PPML)估计技术,研究了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出口的差异化促进效应。结果表明,区域服务贸易协定对服务总值和增加值出口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且对于开放水平越高的协定,这种正面促进效应越强;但协定对外国增加值出口的影响程度大于国内增加值出口。进一步地,本文还对各国服务出口的结构特征做了分组分析,并考察了缔约环境异质性对区域服务贸易协定的服务出口促进效应的不同影响机制。本文为中国进一步推进区域服务自由化,提升在服务贸易全球价值链分工中的地位提供了实证支持和政策参考。     

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测度与分析

本文基于全球投入产出数据库中44个经济体的投入产出数据,利用增加值贸易核算法计算2000-2014年各国制造业GVC地位指数.结果表明,技术水平和资源投入是影响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的关键要素,中国制造业国际分工地位虽有所上升但仍相对较差,GVC地位指数数值为负也说明其制造业出口获利能力亟待提高.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促进知识贸易自由化、提高国内创新体系有效性、坚持"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的政策建议.     

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的出口竞争力:一般规律与中国特征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条件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出口竞争力不仅体现在出口规模，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出口在全球价值链生产中的增值能力。利用修正的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衡量出口竞争力水平阐明中国出口竞争力水平与贸易强国存在的差距，波动效应分解显示中国出口竞争力不强主要源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不高。影响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因素包括资本密集度、技术进步、国内配套能力和制度质量等，中国在这些方面与贸易强国相比都还存在明显不足，这些方面的改进有利于提升中国出口增加值率，从而加快实现中国建设贸易强国的目标。     

贸易便利化与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基于服务要素投入视角的分析

文章在构建贸易便利化、服务要素投入与全球价值链地位的一般理论模型基础上,运用世界投入产出表数据和贸易便利化数据计量分析贸易便利化基于服务要素投入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攀升的影响效应.结果 表明:贸易便利化通过增加服务要素投入显著促进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的攀升.贸易便利化对全球价值链地位的影响效应与返回国内增加值密切相关,显著促进中国向劳动要素丰裕国家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向服务要素丰裕国家出口服务密集型产品返回国内增加值.贸易便利化水平显著提升中国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此外,相比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贸易便利化水平的提高对中国全球价值链地位提升具有更强的促进作用.     

全球价值链分工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研究

为考察全球价值链分工的宏观经济效应,本文基于2000—2014年全球102个经济体相关数据,探究了全球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结果表明,全球价值链贸易深化了国际垂直型分工,显著提升了国际经济周期的协同性;无论是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都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侧面反映出服务业也在越来越深入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价值链贸易对国际经济周期协同性的影响效应主要体现于发展中与发达经济体之间,发达经济体之间的经济周期协同性受其影响并不明显。     

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改善了吗?——基于改进后出口上游度的再评估

本文综合考虑分工环节和附加值创造双重影响,基于增加值替代总出口的改进版出口上游度测算方法,利用WIOD数据测算了行业上游度和出口上游度,并结合出口国内附加值率,对中国价值链分工地位进行了再评估。结果表明,中国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确实处于中低端,但与单纯考虑生产环节所发现的分工地位进一步恶化趋势不同,综合考虑附加值创造后的测算表明,中国分工地位有改善趋势,但这一变化主要来自于制造业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改善,服务业价值链分工地位仍趋于恶化。要摆脱全球价值链的中低端不利分工地位,中国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应注重"双管齐下",不仅要依托制造业转型升级,更应以服务贸易为抓手,努力促进服务出口大发展。     

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其应用

本文在全球价值链的基础上考虑国内价值链,首次构建一国内部地区出口增加值的分解框架,并据此框架进行中国省级出口的增加值分解及应用研究。结果表明:(1)各省出口价值来源中,本地增加值份额最高,回流增加值份额最低,国内垂直专业化份额和国际垂直专业化份额居中;各省经济发展水平和本地增加值份额及国际垂直专业化份额分别呈很强的负相关和正相关关系。(2)以增加值出口衡量的各省出口差距明显缩小;具有比较优势的省份-产业往往也更有优势为其他省份提供出口增加值;中国出口的低本地增加值率主要源于沿海省份制造业的增加值出口和总值出口之比较低。(3)以增加值出口和以总值出口衡量的显性比较优势呈现差异,对于许多省份-产业而言,比较优势甚至发生了逆转;对于大部分省份而言,以增加值出口衡量的出口专业化程度要低于以总值出口衡量的出口专业化程度。     

国内交通基础设施与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对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启示

出口增加值的国内份额能够良好地反映企业参与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状况.基于2000—2013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本文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与机制.研究发现,国内交通基础设施改善会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产生双向效应:一方面会提高企业成本加成率与国内中间品投入,进而提高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促进企业参与国内大循环;另一方面则会增加企业从事加工贸易的比重与进口中间品投入,进而降低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推动企业嵌入国际大循环.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则取决于以上两个效应的相对大小.实证结果显示,负向效应大于正向效应,交通基础设施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总体影响显著为负,且企业异质性特征显著.本文从微观层面上解释了我国"内外循环"联动发展的经济事实,为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能够提升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吗?

本文在匹配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和中国海关数据库基础上,测度了 2006-2013年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并利用省级层面的知识产权保护测度指标,计量检验了知识产权保护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结果表明:知识产权保护程度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呈现倒U型非线性影响,即知识产权保护程度的增强,对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的影响呈现从促进到抑制的作用过程转变.在控制了其他可能影响因素后以及在各种稳健性检验中,上述研究发现依然成立.进一步的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知识产权保护主要通过企业创新这一重要作用机制影响着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因此,从促进企业出口国内增加值率提升的角度看,继续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必要而且可行.本文研究发现为中国进一步扩大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等为表现的开放举措提供了科学依据和经验证据,也对中国探寻改善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有效路径有着重要政策意涵.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中美增加值贸易与双边贸易利益

在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文章利用增加值贸易体系重新测度了1995-2009年中美双边贸易,并通过对双边总值贸易进行价值增值分解刻画了贸易利益在中美之间的分配格局。结果表明,传统的贸易统计极大地高估了中美贸易失衡,两国的贸易差额与贸易利益之间存在严重错配,分工地位的差距导致贸易利益在两国间的分配正朝着不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这一点在机电行业体现得尤为明显。转变单纯追求出口规模的贸易发展方式和改善中国的国际分工地位是提高中国对美出口获利能力的关键。     

不同投入来源制造业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

系统分析制造业数字化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理论机制,并利用2000—2019年全球42个经济体制造业面板数据,对提出的理论假设进行验证。结果表明,源自国内的制造业数字化能够显著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源自国外的制造业数字化会抑制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国内数字化投入可以通过效率提升效应促进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提升。因此,建议全方位推进数字产业化进程,加大研发力度、突破技术瓶颈和障碍,加强人才尤其是复合型人才的培养;重视产业数字化来源的影响,充分发挥源自国内的数字化对全球价值链分工地位的提升效应,逐步降低产业数字化过程中对国际数字产业资源的依赖,提升产业数字化转型效率。研究结论对中国推进产业数字化转型,实现制造强国目标具有借鉴意义。     

OFDI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3个方面阐释了OFDI对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机理,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出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业出口优化度EO指数、GVC地位指数并分别表征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应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3个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     

OFDI对中国产业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全球价值链分工视角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国际分工深化为全球价值链分工。从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3个方面阐释了OFDI对比较优势动态升级的影响机理,利用WIOD数据库测算出1995-2014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增加值、产业出口优化度EO指数、GVC地位指数并分别表征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应用改进后的贸易引力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3个效应进行检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企业开展OFDI可以促进比较优势的动态升级,实现价值链攀升。     

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价值演进及因素决定

本文利用WIOD数据库提供的基础数据,分别在细分制造业以及按照要素密集度特征分组两个层面上,测算1995—2011年中国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总量、国内服务增加值及国外服务增加值。结果显示:(1)制造业出口内涵服务增加值率有逐步提高之势,并且这种变化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间具有差异性;(2)无论是在劳动密集型、资本密集型还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部门,来自国内服务投入的增加值在服务增加值总量中均占据主导地位,但从动态变化角度看,国内服务投入增加值主导地位有"弱化"迹象,国外服务投入增加值地位有提升趋势,而且这种变化趋势同样存在部门差异性;(3)从决定因素看,制造业垂直专业化程度、服务贸易开放度、国内服务业发展水平、制造业资本有机构成、制造业创新能力以及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制造业出口内涵的服务增加值存在一定程度影响,但对内涵国内服务增加值和国外服务增加值影响具有差异性。     

参与国际分工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影响

文章以2005—2016年中国30个省市为研究样本考察了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与生产性服务业效率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近年来中国参与国际分工体系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具有负向作用;基于门槛效应可知这种负向作用随着参与国际分工程度的提升不断减弱;基于中介效应的机制分析表明参与国际分工体系通过促进城市化进程、降低政府干预程度加剧了对生产性服务业效率的阻碍作用,而通过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缓解了阻碍作用。     

再论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下降的原因* ——基于WIOD数据的分析

针对我国制造业在国际横向比较中明显偏低且下降尤为明显的现象,本文从逻辑和经验两方面分析技术、结构、分配因素和产品内分工的影响。通过逻辑分析和来自WIOD的数据比对,本文发现：（1）产品内分工的发展必然带来增加值率的下降;（2）产品内国际分工从最末端的组装环节向我国延伸,是导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率偏低且不断下降的主要原因。本文研究结果意味着,我国制造业在内部形成了较强的拉动效应,而对服务业的拉动效应较弱。     

工业增加值率的国际比较及启示

通过我国与美国、日本、德国、英国和印度等五国工业增加值率的对比,发现产业结构和国际分工地位对一国的工业增加值率具有重要影响。我国工业以附加值低的重化工业为主,多数行业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工业增加值率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另外,从分配的角度看,发达国家的劳动者报酬占工业增加值的较大部分,而发展中国家劳动者报酬占工业增加值的较小部分。因此,一方面,我国要通过产业升级、提升国际分工地位来提高工业增加值率。另一方面,也要适度调整劳动者、企业和政府三者的分配关系,以促进经济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