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环境规制、官员晋升压力与企业技术创新

利用中国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中重污染企业的数据,实证分析了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地方官员的晋升压力对这种影响的作用效应,并考察了不同所有制企业、有或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在上述影响和效应上的差异,以及转变晋升考核机制的影响。结果显示:地方政府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够促进污染企业增加研发投资;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受到地方官员晋升压力的制约,即较高的晋升压力会削弱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上述影响在民营企业尤其是无政治联系的民营企业中更为显著。最后指出,在官员考核指标中加入环境质量等要素、建立综合考核机制,能够有效抑制官员晋升压力的负面作用。     

绿色政绩考核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与企业污染减排

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一个重要内容.基于环境绩效纳入官员政绩考核这一外生冲击,手工收集整理了285个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公开环境目标约束的指标数据,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对1998-2012年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跨库匹配,从而获得企业和地方环保指标综合数据,并运用倍差法检验了地方政府环境目标约束对辖区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在绿色政绩考核体系下,地方政府自主性约束行为有效推动了辖区企业污染减排,企业化学需氧量排放减少了9.0％.地方政府通过环境规制和环保补贴有效推动了辖区环境治理,企业主要通过源头治理和技术效应实现减排治污.异质性分析表明,东部地区和重污染企业实现了更多的污染减排.此外,本地提拔的官员由于地缘优势其环境治理成效更显著,年轻官员在强烈的仕途晋升激励下极大地降低了辖区企业的污染排放.     

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来自百度环境搜索的微观证据

公众环境诉求是倒逼企业污染减排的重要力量,同时也是政府环境规制水平提升的重要推力。文章先采用动态优化模型,在环境规制政策差异性和不确定性条件下,探讨了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机理,在此基础上将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和专利统计数据库匹配,得到1998-2012年41.42万个样本观测值,并通过百度环境搜索构建企业层面的公众环境诉求指标,就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及作用路径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助于抑制企业污染排放,工具变量法等稳健性考察进一步验证了该结论的稳健性;公众环境诉求对企业污染排放的影响具有即时性、规模异质性、产权属性异质性、区域异质性和行业异质性,小型、非国有、中西部以及重污染型企业更倾向于"诉求漠视";公众环境诉求的增加有利于促进政府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文章在丰富现有理论研究的同时,为提升公众环境参与水平和建立多元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提供了思路。     

环境处罚促进企业环境治理了吗?--基于过程和结果双重维度的分析北大核心CSSCI

本文从政府环境执法的层面以及企业环境治理过程和治理结果的双维视角分析环境处罚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利用2012-2018年沪深A股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研究发现,环境处罚频次和处罚力度均能促进目标企业在过程维度和结果维度的环境治理,表明环境处罚对目标企业的环境治理具有特殊威慑作用。异质性分析发现,环境处罚的特殊威慑作用仅在非国有企业组、融资约束程度较低组和地区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组显著。进一步分析发现,目标企业的环境处罚还能促进同行业其他企业在过程维度和结果维度的环境治理,表明环境处罚对同行业其他企业还具有一般威慑作用。本研究为政府环境执法对企业环境治理的影响提供了新的证据,并从事后处罚的新视角拓展了环境规制与企业环境治理之间关系的研究,也启示政府要坚持对企业环境治理在事前监管和事后执法的并重。     

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差异与环境信息选择性披露--基于重污染上市公司经验证据

基于部门利益理论与印象管理理论,研究政企关系、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等因素对环境信息披露的影响。通过对1391家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2010—2011年数据实证研究发现,政企关系与环境信息披露成负向相关关系;在政企关系作用下,地方政府环境规制不但没有起到相应的规制作用,反而降低了企业环境信息的披露质量;政企关系削弱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显著性与时间性,但是对于量化性并没有起到削弱作用。     

环境信息公开与地区空气质量——基于PM2.5监测的准自然实验分析

污染防治需要政府和社会的共同努力,环境信息公开是有效协同治理的基础。文章利用我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2012）》分阶段实施这一外生冲击构造准自然实验,通过多期双重差分法分析了污染监测信息公开对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第一,污染信息公开可显著降低地区空气污染浓度。第二,在政府内部压力和外部监督的双重作用下,环境信息公开不仅有助于提高政府环境关注度,还激发了社会公众的环保监督积极性,推动企业投资规模和结构调整,形成政府、企业和公众共治的环境治理格局。第三,环境信息公开的污染防治效应受到地方官员特征、地方财力的影响,在官员年龄越大和财政压力越小的地区,环境信息公开具有更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文章的研究意味着在完善环保法律和加强环保投资水平的同时,还应继续加大环境信息公开力度,构建以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以及公众共同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政治关联、利益交换与地方政府环境业绩评价

由于政治关联的存在,地方政府与部分具有政治关联的被规制企业易形成利益共同体,从而损害第三方居民的利益,甚至引发环境事件。建立地方政府的环境业绩评价体系是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方式之一。分析地方政府、被规制企业与居民三者之间利益交换关系,从生态权益、环境质量与环境治理三个维度构建的地方政府环境业绩评价体系,可以全面反映地区生态环境情况,从而提高地方环境管理业绩,改善地方环境,并为评价地方政府环境业绩提供了有效参考。     

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随环境污染表现出多因性、跨界性、时滞性、复杂性和破坏性特征,环境规制也呈现规制主体多元化、规制手段综合化及规制强度扩大化等特点。本文以企业成长周期理论为依据,从研发及生产、环境治理投入、污染治理措施及企业环境战略决策等方面分析不同发展阶段环境规制对企业行为的影响。     

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及其政策启示

环境自我规制解决了传统规制中的信息不对称和激励问题,是对环境规制体系的有效补充。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动因主要来自于四方面:提高生产力、迎合绿色消费者的偏好、缓解外部压力,以及作为应对政府规制和市场竞争的一种策略性行为。此外,企业的规模、研发能力、过去的环境绩效等,也对自我规制产生影响。我国尚不具备全面实施企业环境自我规制的条件,但应加强信息披露和对投资者的引导,转变政府在环境规制体系中的作用,为企业提高环保标准服务。     

雾霾污染下的污染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研究

在中国慈善事业发展的进程中,污染企业正逐渐成为慈善捐赠的主力军。以2009-2016年A股污染类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基于制度理论研究了环境保护政策对污染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有效性,探讨了由雾霾引发的环境质量变化对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雾霾污染程度越大,污染企业开展慈善捐赠活动的可能性越低,并且捐赠投入会更少;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不受政府环境规制压力的影响,重污染与非重污染企业在社会责任承担方面的表现没有明显差别;此外,污染企业无论是否受到环境规制均不会影响雾霾对其慈善捐赠行为的规避作用。上述结果表明,污染企业在雾霾污染持续加剧的情景下,反而会表现出逐渐弱化其社会责任行为的"异常"现象,相较于慈善捐赠带来的声誉效应(即"雪中送炭"),污染企业的慈善捐赠行为更多存在为减少公众关注(即"雪上加霜")的隐匿动机。同时,由于政府环保政策产生的管控压力不足,重污染企业未能被促使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绿色投资会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吗——来自中国能源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迫于全球能源危机和国内雾霾污染的巨大压力,如何通过绿色投资以改善环境污染是当前各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议题。本文以2008—2017年中国能源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采用Probit模型考察了绿色投资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能够显著改善其环境绩效,而环境规制有利于企业增加绿色投资。调节效应表明,环境规制、专利创新对绿色投资与环境绩效的积极关系具有正向调节作用,而媒体报道的正面倾向性则会减弱绿色投资对环境绩效的积极作用,但政府补贴和研发投入对绿色投资提升环境绩效的调节作用不显著。本文进一步分析发现,绿色投资提升企业环境绩效在国有企业、大规模企业和融资约束程度弱的企业表现得更为显著。     

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关联机制的面板数据分析

利用Panel Data模型和时间序列模型对我国各地区外商直接投资与环境规制之间的关联机制作了实证分析。计量结果显示,环境规制确实对我国各个地区引进外资具有一定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呈现为负效应,“污染天堂假说”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当然,影响外商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主要是地理区位、经济发展水平和市场化进程,而劳动力成本也逐渐成为外商企业投资选址时考虑的因素。该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即在中国各个地方政府在引进外资时,FDI对当地环境的负面影响需要逐渐引起各级地方政府在环境保护和政策制定过程中一定程度的关注。     

双碳背景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的环境规制政策对企业有重要影响,作用之一就是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当面临环境规制时,企业要么就地创新以实现环保达标符合规制要求,要么异地转移以规避当地的环境规制。结合“波特假说”及“污染避难所假说”,基于2007—2018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了环境规制强度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和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污染避难所假说”会削弱“波特假说”;环境规制强度与企业的创新能力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适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可增强企业创新能力,而过度的环境规制强度则相反;“波特假说”存在滞后特征,滞后一期和二期的环境规制强度均会对企业创新产生显著影响;“污染避难所假说”存在区域异质性,其他省份加权环境规制强度对东部地区影响显著,但对中、西部省份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研究——基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的比较

为了有效检验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从经济型、规章制度型、行政处罚型三种环境规制工具视角,以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异质性环境规制工具的企业长短期价值补偿效应.面板数据计量结果表明: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企业长期价值的影响大于对短期价值的影响;不同环境规制工具对于企业的长短期价值的补偿效应存在显著差异:环境经济规制对企业长短期价值的影响大于环境行政规制,环境污染规制的企业价值补偿效应不显著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从清晰界定政府和环保机构权责划分、综合运用三种环境规制工具等角度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以进一步降低企业污染排放,激励企业绿色生产.     

网络博弈视角下的地方政府污染治理*

本文利用网络博弈分析方法，研究了网络视角下环境污染治理与地方政府行为之间的关系。从网络模型出发，将地方政府看作一个由地理因素决定的网络，通过网络博弈视角研究地方政府的策略性行为对环境污染治理的影响。本文研究发现，本省环境治理投资与邻居省份环境治理投资密切相关。地方政府在环境污染治理行为方面存在着强烈的网络效应，环境污染支出表现为政府间策略性互补。这些结果表明，中央政府可以通过识别出省级地方政府网络中的关键省份，通过增加关键省份环境污染治理支出带动周边邻居省份提高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水平。     

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影响的实证研究

为探讨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借助SCP（Structure-Conduct- Performance）分析框架,构建了环境规制、市场结构、企业行为以及企业绩效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以重污染企业为例,通过问卷调查,实证研究了环境规制下结构、行为和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对市场结构、企业行为和企业绩效产生影响,但在环境规制的作用下,市场结构与企业行为之间、企业行为与企业绩效之间的影响并不显著。     

企业环保投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企业环保投资水平直接影响我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在明确企业环保投资内涵的基础上,以重污染企业为调查对象,从文献中提炼企业环保投资的影响因素,运用SPSS 22软件及逐步多元回归的方法进行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政府规制、市场结构、管理认知、企业绩效4个因素会对企业环保投资产生影响,而利益相关者压力因素影响不显著。     

环境规制、公司治理结构与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基于京津冀重污染企业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基于内容分析法构建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评价体系,并以京津冀地区重污染上市公司为样本,对其绿色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在此基础上,分析三种环境规制工具对重污染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以及公司治理结构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能有效促进企业绿色发展;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发展也具有正面影响;但自愿型规制工具对企业绿色发展的影响不显著。(2)公司治理结构的调节效应中,产权性质、高管薪酬对命令控制型规制工具、市场激励型规制工具与企业绿色发展的关系有正向调节作用;但独立董事比例未能在两者间起到调节效应。     

自愿型环境规制影响企业绩效的路径研究北大核心

以182家重污染企业为研究对象,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研究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路径,研究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能够对企业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其中绿色管理起着中介作用,管理认知通过绿色管理对企业绩效起作用。研究有利于引导我国企业加强绿色管理,并为我国大力推行自愿型环境规制提供理论依据。     

环境规制对污染企业区位决策的差别化影响

考察了政府环境规制对区域经济增长和企业区位决策的差别化影响。基于73个重点城市2001~2011年产业结构数据,研究证实了环境库兹涅兹曲线,发现研究期间样本城市产业污染结构呈现上升趋势,其中西部和东北样本增长幅度最高。研究还发现旨在改善区域环境的环境规制会减少企业的投资和经营;与低污染企业相比,高污染企业受环境规制影响较小,甚至受益于环境规制。结论显示,一刀切的环境规制应强调差别化和针对性,使环境规制奖清洁罚污染,真正作用于区域环境改善和产业结构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