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效率评价——基于三阶段Bootstrapped DEA方法

环境污染正严重影响着我国经济可持续增长与社会发展,在目前环境污染治理体系中,地方政府正发挥着主导作用。本文借助修正后的三阶段Bootstrapped DEA方法,对我国29个省份2007~2013年地方政府环境治理效率进行实证研究,认为在剔除了外生因素和随机因素影响之后,我国地方政府环境治理存在比较严重的效率损失,治理效率值呈波浪形的态势,并且日趋恶化。研究结论还表明FDI对环境污染治理效率存在负效应,而城镇化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有利于地方环境治理支出效率的改进。     

共治体系下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与企业环境投资——来自重污染企业的证据

构建政府、企业、民众参与的环境共治体系,是实现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本文通过文本分析方法对地方政府策略性规制进行量化,以2011—2020年A股重污染企业为样本,将中央政府、地方政府、民众纳入研究框架,分析策略性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治理投资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随着政府文件中策略性规制信号的释放,重污染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也有所放缓,地方的策略性规制消解了企业的环境治理投资。同时,在环境共治体系中,中央政府政策基调、公众监督在两者关系上起到调节作用。异质性效应显示,在大规模企业、国有企业、非外资持股的重污染企业中策略性规制的影响更显著。     

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及其策略互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

本文基于2007—2017年中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及其策略互动对环境污染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对二氧化硫排放量有显著负向影响,但对工业废水排放量的影响不显著;地方政府间环保支出策略互动的具体形式为"逐顶竞争"的策略互补,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对二氧化硫排放量有显著的空间抑制效应,即相邻地区地方政府环保支出增加,会导致本地区二氧化硫排放量显著下降。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丰富了地方政府环保支出治污效应方面的研究,而且对于构建地方政府间环境污染协同治理体系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基于DEA模型的中部六省环境治理效率评价

文章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中部六省的环境污染治理相对有效性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中部六省的环境污染治理相对有效性存在很大的差异,环境治理投入产出结构有待优化,环境污染治理效率有待提高。最后,本文通过"投影"分析得出各省份环境治理相对有效性调整后的投入产出规模,以期为各省份改进效率提供参考。     

污染空间外溢条件下地方政府策略行为分析

文章基于博弈论理论,分别从纵向视角研究了地方政府应对上级政府委托激励的策略行为,及从横向视角分析了地方政府之间协同处理环境污染空间外溢的博弈行为。以2008—2017年13个省级行政单位的大气污染指数为被解释变量,以上级政府监管力度及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程度为解释变量,建立一种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地方政府策略行为对污染扩散治理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上级政府的严管与约束,及地方政府间的精诚协作,与污染空间外溢状况改善显著相关,而人口密度过大及第二产业比重过高等相关控制变量指标,将会对污染空间外溢治理产生不利影响。     

环境治理投资与财政环保支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基于面板模型的比较分析

利用中国2007—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比较分析了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环境污染、财政环境保护支出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再实证检验环境污染治理投资与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并对其影响进行比较分析。研究结论为:第一,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呈稳定的倒"U"型,当前各省份的观测值基本上处于曲线的左侧,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对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并不明显;第二,财政环境保护支出对环境污染的影响也呈稳定的倒"U"型,当前各省份的观测值已处于曲线拐点处与曲线的右侧,对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明显,且降低环境污染的作用显著优于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第三,当前经济发展水平对环境污染的影响已处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下降阶段。     

经济增长、电力业发展与环境污染治理

中国电力业环境效率低下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政策实施效果不显著的事实表明,政策执行主体,即电力企业及地方政府在执行环境政策方面存在被动性,这可能与电力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以及地方政府追求经济高增长的发展模式相关。文章运用联立方程面板数据模型研究发现,环境污染治理支出对电力业发展及地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是电力企业及地方政府缺乏环境保护积极性与主动性的主要原因,而电力投资显著的增长效应以及财政分权对地方经济增长的激励是地方政府重投资、轻环境保护的根本原因。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研究

从政府的角度出发,以排污企业作为研究对象,合理改进累计前景理论的价值函数,建立村民参与监督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的农村环境治理决策行为演化博弈模型,进而得到使排污企业积极治理农村环境的约束条件。在综合考虑双方前景价值感知的基础上引入环境治理补贴,构建环境补贴对排污企业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模型,最后运用系统动力学分析村民参与下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前景价值感知与治理决策行为。解决了传统博弈论完全理性假设和均衡分析方法的局限性,考虑政府和排污企业前景价值感知与环境治理补贴下积极参与农村环境治理的行为特征与规律,以及村民参与监督对政府和排污企业环境治理决策行为的影响,为构建我国农村环境多主体治理机制提供决策参考。     

政府权力、营利性扩张与通货膨胀

本文从政府权力视角,设立分权制度下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目标函数,分别在大政府范畴的预算约束条件下求解其最优选择和长期稳态路径。本文的结论是,长期稳态价格水平不仅取决于中央、地方两级政府的债务规模、税收与支出,而且还受到国有企业投资的影响;中央政府的投资、债务、利润与货币增长之间相互推进,地方政府为扩大投资竞争融资来源具有强烈的货币增长需求,这倒逼货币供给增加;通货膨胀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政府权力软约束下的营利性投资扩张。因此,治理通货膨胀的必要条件是,设计一种政府与治理通货膨胀具有共融利益的制度,减少政府营利性的准公共投资,增加事关国计民生的纯公共支出。     

基于PSO算法的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均衡的博弈

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领导与被领导关系,使得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均衡博弈存在一些特殊性,这决定了中央与地方政府问的利益均衡博弈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建立在妥协基础上的利益均衡。本文基于博弈论的视角,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研究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利益均衡关系,并引入粒子群优化算法对该数学模型进行最优化求解。通过对该数学模型的求解,总结、探寻中央与地方政府间利益均衡的博弈行为,并为如何使中央与地方政府间的博弈达到利益均衡提供现实的理论依据。     

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 库兹涅茨效应:以二氧化硫排放数据为例

目前，国内文献关于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相互关系的研究还不充分，将三者置于同一整体框架下的研究能为理解和验证腐败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提供直接的证据。本文在传统的EKC模型中考虑腐败因素，利用1995-2011年的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研究腐败、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三者之间的关系，验证了腐败对经济增长以及腐败和经济增长对环境的影响。结果表明：(1)腐败阻碍了经济增长；(2)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呈倒“U”型关系，我国仍处于经济增长越快，环境污染越严重阶段；(3) 腐败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通过弱化经济增长从而对环境污染有负向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腐败是解决环境污染的手段，政府不能通过阻碍经济增长来解决环境污染问题。     

媒体压力与空气质量改善

本文使用2014—2017年我国省级报纸对省份内地级市的空气污染报道数据,实证检验了媒体压力在促进空气质量改善中的作用。研究发现,媒体对污染报道的增加,显著促进了城市空气质量的改善,且这种改善的效果受污染报道发表报纸是否为省级党委机关报以及城市主政官员特征的影响。这意味着,媒体污染报道主要通过对政府官员形成的压力来促进地方政府进行污染治理、改善空气质量。进一步研究发现,环境治理投入的增加与工业污染排放的减少,是媒体压力促进城市空气质量改善的有效途径。本文的结论,对于理解新时代我国舆论监督的作用机制以及更好发挥新闻媒体监督在环境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新的视角。     

中国地方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与经济增长*

根据Ghosh et al（2013）财政空间理论，利用2010—2019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对中国省级政府债务可持续、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及其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中国个别省份出现了财政疲劳现象，要把控好债务风险雷区，但各地区债务限额存在异质性，在不损害可持续性的情况下，大部分地方政府有足够的“回旋余地”实施财政刺激政策。我国省级政府的财政空间和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当政府负债率高于财政空间的临界点（或较低的财政空间）时开始阻碍经济增长，因此，需要通过降低政府负债率实现更高的增长。进一步研究发现，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渠道是公共投资和私人投资，全要素生产率、储蓄和长期真实利率也是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重要渠道，而长期名义利率未能成为政府债务影响经济增长的渠道。     

地方政府融资方式的地区差异及其影响机制

地方政府对融资方式的使用受地区特征约束，本文将当前两大融资方式——融资平台发行的城投债和PPP模式纳入统一视野，从经济发展、财政债务、市场开放三个层面的地区特征出发，运用2015—2020年的省级面板数据，构建融资方式依存度指标反映地方政府对融资方式的使用力度，探究地区特征对融资方式差异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的融资方式偏好映射为融资方式的地区差异，融资方式偏好受地区特征影响，且作用于两种融资方式的地区特征不同：显著影响城投债的地区特征与财政债务状况关联紧密，而显著影响PPP模式的地区特征与市场开放关联紧密。在综合财力异质性影响下，两种融资方式与地区特征间的关联得到进一步细化，低财力组中融资方式依存度与财政债务特征的关联性更弱。同时，城投债和PPP模式间的替代性可能导致PPP模式的优势无法体现。本文为明晰融资方式差异存在的原因提供了实证依据，可为优化地方政府融资结构提供参考。     

城商行跨区域经营再思考——基于跨省份禁令的新证据

本文基于手工搜集2007—2019年我国101家实现了跨区域经营的城商行数据，研究了在2011年跨省份扩张禁令前后，城商行跨区经营的动因及其对风险绩效产生的影响。省、市两级政府财政压力通过影响城商行的跨区经营决策，而间接作用于其经营状况。2011年之后城商行省份内扩张速度明显加快。在考虑到自选择偏差、机制检验和中介效应的基础上，本文研究表明跨区域经营效果在禁令前后以及银行自身特征上具有显著的异质性。禁令颁布后城商行整体风险管理和盈利能力有明显改善。但对于禁令后继续省份内扩张的城商行而言，地方经济发展水平或自身业务拓展实力较弱的银行常面临不良率的大幅上升和资产回报率的显著下降。而实力较强的城商行却几乎可以完全抵消扩张带来的负面影响。本文对于理解城商行经营行为以及防范化解银行系统风险具有重要启示。     

公众环境关注对企业绿色创新的影响

本文主要从正式和非正式制度视角，针对公众环境关注对公司治理和企业行为的影响进行研究。选用 2010—2018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考察公众环境关注与企业绿色创新行为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发现，企业所在地公众环境关注能够驱动企业绿色创新行为。本文探究了两条影响渠道：首先，公众环境关注通过强化政府环境规制发挥作用，而政治关联的存在会削弱这一作用渠道；其次，公众环境关注通过提升企业生态观念发挥作用，与这一渠道一致，如果董事长是女性、更加年长或拥有家乡偏好，这一影响更为显著。研究结果表明，公众作为重要的利益相关者会影响企业的环境行为。     

中央审计监督与地方财政违规查处*——来自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的证据

本文利用1984—2017年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的设立时间和地方审计信息，研究了中央审计监督对地方财政违规查处规模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以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设立为代表的中央审计监督与地方财政违规查处规模呈显著正相关关系，且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设立之后，地方审计机关增加了移送司法机关案件数和司法机关处理案件数。更为重要的是，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专员变更不会产生显著影响，审计署驻地方特派员办事处具有驻地效应。     

信息技术影响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效应分析*——来自中国省级层面的经验证据

本文利用1995—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对信息技术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消费需求、创新驱动、劳动力禀赋、劳动生产率等效应进行了检验。实证研究表明：信息技术能有效推动制造业向高新技术产业转型，引导或倒逼产业结构由劳动密集型、资源密集型向知识密集型转变，但存在“产业结构演进无效率”现象，且信息技术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促进作用存在区域差异，中西部地区的产业结构升级效应要大于东部地区。本文最后提出了相关的政策建议。     

以产业结构为中介的创新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机理*

本文基于熊彼特创新思想，借鉴Aghion创新模型分析方法，揭示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影响经济增长的内在机理，并运用中国1998—2015年间的省际面板数据，采用3SLS法和联立方程模型对创新、产业结构调整与中国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经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创新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中介作用”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是存在的；（2）中部、西部地区经济增长对创新的影响强度较大，东部地区所处的创新阶段更加领先，进一步突破前沿技术，容易遭遇瓶颈；（3）理论和实证的政策性意义在于中国长期经济增长需要进一步突出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大对产业内部技术创新的投入，促进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作用的有效发挥。     

逆周期因子决定了人民币汇率走势吗*

2017年5月26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人民币兑美元中间价报价机制中引入逆周期因子。本文利用引入新因子以来外汇市场交易数据，通过新的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测算了逆周期因子数值。在此基础上，本文通过构建VAR模型和EGARCH模型研究了逆周期因子对人民币汇率走势和人民币汇率波动性的影响。研究表明，引入逆周期因子降低了人民币汇率波动性，但对人民币汇率的走势没有显著影响。逆周期因子修正了投资者对汇率变动顺周期性的过度反应，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完善人民币汇率宏观审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