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流通业信息化变革及对流通产业发展的影响

流通业信息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是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动力。本文分析了流通业信息化变革对流通业发展的影响，结果发现流通业信息化与流通业发展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效应，流通业信息化对流通业发展的促进作用大于流通业资本投入，但小于流通业劳动投入。     

中国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转换及效率评价——来自1993—2014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北大核心CSSCI

中国商贸流通业作为社会再生产中心环节、国民经济先导产业,增长方式转换相对滞后,地区发展差距明显。文章采用省际面板数据,基于产业层面、地区层面,综合使用索洛余值法、DEA-Malmquist指数法,对中国商贸流通业的增长方式转换和效率变化进行系统性分析。研究发现,现阶段中国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仍然是以要素积累为主的"粗放型"增长方式,具备资本、劳动双驱动特征,并且全要素生产率全面显著恶化。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中国政府应优化要素投入结构,全面推进技术研发投入,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提高资本产出效率,分地区、分阶段采取不同策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促进商贸流通业增长方式从"要素驱动"到"效率驱动"的转换。     

投入视角的广东省制造业服务化程度与绩效关系研究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与全球经济环境的变化,制造业与服务业正深度融合,制造业服务化的趋势日益显著。基于广东省2002年、2007年和2012年三张投入产出表,从投入视角测算分析了广东省造业投入服务化程度及其与绩效关系。研究发现:服务的中间投入增加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增加值率;广东加快推进制造业服务化须加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投入和提高信息化水平。     

中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方式的评价及其转变的路径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商贸流通业取得了快速发展,但由于经济体制转型过程的复杂性,导致我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方式比较粗放,不能适应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要求。文章基于对中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方式的统计数据分析,运用经济增长和发展理论来分析资本、劳动、技术进步等因素对商贸流通业发展的综合影响,对中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方式做出评价,认为现阶段中国商贸流通业发展方式基本还处于投入推动型的粗放式发展阶段,要实现商贸流通业从粗放式向集约式发展方式的转变,必须在增加物质资本投入的同时,增加人力资本的投入。通过加快流通企业的技术进步,来提高流通效率和效益。在加大技术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促进流通业的信息化。     

数字技术投入与制造业本地市场效应

本文以国内增加值出口为视角,利用我国与55个贸易伙伴国17个制造业行业2002—2018年的相关数据,从理论与实证两方面深入探讨数字技术投入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显著促进了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内生性检验之后依然成立;异质性分析表明,数字技术对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的影响会因数字技术来源差异、产品特征差异、制造业要素密集度差异以及国家收入水平差异而表现出异质性;机制检验显示:数字技术投入水平提升通过降低贸易成本、提高研发投入强度与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以及推进制造业服务化促使我国制造业形成国内增加值出口的本地市场效应。     

真实外需的劳动含量与技能构成

本文基于贸易要素含量模型与增加值贸易核算法,构建增加值出口劳动含量的测算方法,利用1995-2009年WIOD数据测算增加值出口的劳动含量及技能构成,比较各国真实外需拉动就业的情况,并进一步从产业层面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传统贸易统计方法高估了中国真实外需劳动含量20%左右;入世后中国增加值出口的劳动含量迅速增长,主要来源于增加值出口规模的扩大;新兴经济体实现单位增加值出口需要投入更多劳动要素,因为在国际生产分工中主要承接劳动密集型工序,低技能劳动投入比重较大;相对于资本和知识密集型产业,中美两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外需的就业拉动及劳动技能构成差别更大。     

我国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性测度与评价研究

对我国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性进行测度与评价,有利于提高现代流通业的服务能力和制造业的国际分工地位,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增强我国的产业竞争力。文章首先界定了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性的内涵,从产业科技创新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发展效率、发展效益五个方面构建了评价指标体系,提出了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性的测度方法;利用1990-2013年统计数据,对我国现代流通业、先进制造业以及两者之间的协同性现状进行了综合评价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综合评价指数总体上处于上升趋势,表明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发展态势良好;无论从静态协同性指数还是从动态协同性指数看,我国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总体上处于比较协同状态,其中现代流通业与先进制造业子系统协同性——科技创新能力、市场开拓能力处于基本协同状态,可持续发展能力、发展效率、发展效益处于非常协同状态。     

跨国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的估计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用多国多产业李嘉图比较优势模型估计了跨国制造业在1995-2009年期间的相对技术水平系数,并从劳动投入占比、高技能人才占比、研发支出和人力资本外流占比等方面对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中国制造业的相对技术水平整体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在部分中高技术制造业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明显缩小.实证检验的结果发现:高技能人才和研发支出对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有显著正向影响;劳动投入对中低技术制造业的相对技术水平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人力资本外流对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最后结合中国制造业在劳动投入、高技能人才、研发支出以及人力资本外流方面的现状和跨国比较分析,本文为中国提高制造业相对技术水平给出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出口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测度——基于贸易增加值视角

本文根据2018版OECD-ICIO数据,采用贸易增加值测算法测度了2005-2015年中国出口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我们发现:在考虑出口二元结构的条件下,2005-201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投入服务化水平平均值为26.89%,呈上升趋势;国内投入服务化水平高于国外且呈现出不断"以国内服务替代国外服务"的变动趋势;相比于一般贸易,加工贸易出口制造业投入服务化水平更高但增速较缓,加工贸易国内服务投入比重较低但服务化增速较快;相比于资本和知识密集型制造业,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高端生产性服务尤其是国内高端服务投入比重较低。     

中国装备制造业TFP增长的结构性研究——基于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本文通过对装备制造业1995年-2011年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综合考虑劳动、资本、能源消耗等投入要素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并用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法对装备制造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变动进行分解,发现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得益于技术进步;从分行业的角度看,17年间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最快的是电子及通信制造业。     

我国供应链环节中制造业生产率测度模型研究

采用不变弹性生产函数法测算全要素生产率,引入完全市场竞争和生产者均衡的假设,利用资本价格、劳动力价格、劳动和资本投入及产出回归估计出分配系数、替代参数和生产弹性μ的值,从而确定不变弹性生产函数的方程式。采用1993-2006年制造业的相关数据,测算出中国制造业的生产率。     

FDI、工业产出的所有制结构变化与长江三角洲地区工业发展——基于FEDER非均衡框架的分析

本文扩展了FEDER模型,在一个三部门的非均衡框架中对不同所有制工业的外资产出效应进行理论研究,并利用1999-2009年长江三角洲3省市的有关数据进行了检验。本文认为:除了劳动和资本等要素投入以外,不同所有制工业产出结构变化对工业产出增长有不同的拉动作用;外资的行业和贸易方式分布差异、区域的市场化程度等是不同地区、不同所有制企业产出的外资产出弹性差异的主要原因。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影响——基于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双重视角

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作为实现制造强国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对价值链升级具有重要推动作用。本文运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2000-2014年的数据,实证考察了制造业投入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影响并检验了相关作用机制。研究表明:(1)总体来看,制造业服务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存在“天花板”效应,即随着制造业服务化趋势的加强,其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促进作用是边际递减的,而对制造业分工地位产生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2)不同服务投入与中国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参与度和分工地位的关系存在一定差异,与传统的服务投入(批发零售和运输服务化)相比,现代化的服务投入(电信和金融服务化)对价值链升级的作用更为明显和重要;目前来看,由于国外服务的渗透率较低,所以占据主导力量的国内服务投入对中国制造业分工地位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服务使用率高的制造行业要比服务使用率低的行业对价值链的升级效用更大一些。(3)我国制造业服务化水平整体较低,还未达到制造业投入服务化的最优临界水平,仍都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4)作用机制检验表明,研发创新是制造业投入服务化促进价值链参与度深化的可能作用渠道。但是制造业服务化通过研发创新对价值链分工地位的影响不存在提升效应,可能还存在其他作用渠道。本文的研究对于中国发展服务型制造业,融入全球价值链生产分工具有重要政策启示。     

产品内分工视角下的中国制造业比较优势分析

文章在对1997～2006年10年间我国制造业产品内分工进行分析的基础上,探讨了我国制造业参与产品内分工的要素禀赋特征和附加值特征,认为产品内分工主要发生在我国制造业中的资本相对密集的产业,但劳动要素优势仍是我国参与产品内分工的基础。在获取更高附加值的利益驱动下,我国制造业内的企业会自主进行资本和技术积累,从而有助于我国制造业从低加工度向高加工度的产业结构升级。     

生产性服务资源集聚模式会影响制造业资本回报率吗？

文章在测算出生产性服务资源三类集聚程度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方法首次深入剖析集聚模式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机制,并进一步从时间异质性和距离异质性视角刻画上述机制。得到的结论主要有：首先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及其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均有助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农业的协同集聚则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冲击,这一负向冲击主要产生于2012年后;其次虽然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大于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但生产性服务资源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正向作用的显著性上限为300公里,地理距离对生产性服务资源自身集聚正向效应的制约力则不显著;最后就业密集度、人力资本深化和生产率提升均有助于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提升,研发投入对制造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力不显著,中国制造业资本回报率持续提升还有赖于劳动者技能提升和技术进步。     

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研究——理论模型与实证分析

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对哈里斯-托达罗模型的基本假设进行修定,从农民追求预期净收益现值最大化出发,运用动态宏观经济学的递归方法,推导出均衡条件下中国城乡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理论模型,并采用动态面板计量方法实证检验各影响因素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的作用方向和程度。研究发现：城乡劳动力流动率的滞后值、城乡实际收入差距、非农产值比和农业比较劳动生产率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有正的影响,但城乡实际收入差距的影响系数值偏小;城镇失业率、城乡消费支出比和农村工业化对城乡劳动力流动有负的影响;制度变迁和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率对城乡劳动力流动也有一定程度但不显著的正影响。为了解决农民工就业问题,应加强城乡联动共同发展。     

北京市物流产业特征及产业关联统计分析

北京市物流业属于“低附加值、高带动力”的产业,对上游产业的带动力很强.在产业规模上,其总产出和增加值都呈现明显的急剧上升趋势.在产业关联度上,通信设备、计算机及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综合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和零售业,化学工业,石油加工、炼焦及核燃料加工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金融业等产业与物流业关联紧密,其发展与物流业息息相关.     

FDI技术外溢效应研究——以高技术产业为例

本文构建了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为基础的经济计量模型,利用2002—2011年我国高技术产业及其下属五大行业的数据,研究FDI与内资企业的关系,其产出表现为正相关,产生比较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而在整个高技术产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中,FDI与内资企业的产出表现为负相关。在此基础之上,对加强FDI对我国的技术溢出效应提出一系列对策建议。     

Going Alone: The Case for Relaxed Reciprocity in Freeing Trade

We examine the output elasticity of infrastructure for four South Asian countries viz., India, Pakistan, Bangladesh, and Sri Lanka using panel cointegration techniques for the period 1980–2005. In this context, we develop an index of infrastructure stocks and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infrastructure on output. The study finds a long-run equilibrium relationship between output and infrastructure along with other relevant variables, such as gross domestic capital formation (GDCF), labor forc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human capital. The results reveal that GDCF, labor force, export and expenditure on human capital exhibit a positive contribution to output. More importantly,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contributes significantly to output growth in South Asia. Further, the panel causality analysis shows that there is mutual feedback between total output and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全球价值链视角下我国制造业生产长度与产业动态调整

伴随着世界贸易格局的多极化发展,尤其在制造业层面,自由与多样化分工的产业制造与要素资源的流动特性,正逐步取代传统贸易体系。在推行制造业升级与新兴产业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制造业如何在全球价值链体系下实现价值链地位的攀升,得到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基于全球价值链核算理论,利用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测算我国制造业生产长度,研究发现:我国制造业整体在全球价值链中参与度持续增加;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生产长度要高于劳动密集型;从制造业生产所创造的增加值流向来看,技术密集型行业生产专业化程度有所提升,而劳动密集型行业则相对较弱。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提出创新制造业技术,引领制造业服务化转型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