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由"积极"转为"稳健"

对具体经济情况作具体分析,相机抉择实施适当的财政政策,是财政宏观调控的灵魂和关键。它是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是加强宏观调控能力的需要,是提高党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能力的需要。1993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经历了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1993年到1997年是治理通货膨胀的阶段,实行了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即紧缩性财政政策),     

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应该持续"积极"——1998-2009年中国财政政策研究

从1999年到2009年的十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三个十年,是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十年,也是财政政策从积极到稳健、又从稳健到积极的一个轮回。这十年财政政策的演变研究,给我们带来一个深层次的问题:积极财政政策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要不要持续实行?如果2005年继续     

财政与货币政策"双稳健"组合出台影响深远

2004年12月5日闭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2005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确保经济平稳较快发展”，“要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控制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过快增长”。这标志着1998年以来我国实行的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将向中性的稳健财政政策转型，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两大宏观调控手段的组合关系将发生重大调整。     

财政政策为何舍"中"取"稳"

前一段时间,经济界对中性财政政策的讨论异常热烈,但此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确定财政政策时并没有选择“中性”,而是选择了“稳健”的表述。那么,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     

宏观调控应强化"供给管理"

2008年上半年,财政政策在对抗自然灾害、增强居民物价承受力、稳定资本市场等方面频频出手,对经济平稳运行起到了积极作用。展望下半年,经济运行仍面临许多不确定性。专家认为,宏观调控应强化"供给管理",财政政策应提高灵活性,着力调整结构。     

为积极财政政策"淡出"创造条件

"我国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出现了转机,但基础并不牢固.因此,必须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同时,也应注意政策的适时调整和渐进转换,为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和转型创造条件."这是最近召开的中国宏观经济政策--"九五"回顾与"十五"展望论坛上,经济学家们的共识.     

破解国债"高尔丁死结"--积极财政政策淡出下国债政策的选择分析

随着我国经济逐渐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对积极财政政策应适时淡出的呼声也越来越高，作为积极财政政策重要支撑，增发国债的政策也面临向何处去的抉择。那么，现有的国债政策是否应该坚持，如果不坚持又该如何调整，调整到底要涉及到哪些方面，调整之后又会产生哪些效果，哪些将是积极的，哪些又是消极的，这些都直接关系到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进而影响到宏观调控的大局。针对上述问题，本文从规模控制与提高市场流动性两方面予以论述，最后得出了财政政策淡出下国债政策的最优选择。     

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能耗与排放的影响研究——基于"两高一剩"行业

本文以我国2006—2012年沪深A股六大高污染行业的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构建了能耗、排放与财政政策、信贷政策的动态模型,采用广义矩估计(GMM)方法,实证分析了信贷与财政政策的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能耗和排放两方面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信贷与财政政策协同效应对"两高一剩"行业企业的能源消费和二氧化硫排放具有一定的限制作用.     

"双稳健"掌控经济走势

目前,中央对于2005年宏观调控 政策的认识已有较为统一的意见,即积 极财政政策退出,货币、财政政策走向 "双稳健"。 "双稳健"并不意味着宏观紧缩, 而是表明政策的转型。货币政策在频繁 调整存款准备金率和进行公开市场业务 的同时,开始实施市场化程度更高、对 微观主体影响更大的利率政策;财政 政策由偏重扩大赤字和发行建设国债转 向加快税制改革,更多运用税收杠杆调     

谁在"绑架"银行信贷

去年年末以来,为了应对中国经济的大幅下滑,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这势必会促使地方加大负债规模,使得地方债务余额变得愈加触目惊心。     

适应外汇管理理念与方式变革的举措探析

党的十八大以来,外汇管理的理念和方式发生了革命性变革,有效促进了贸易和投资便利化。但是在变革中,外汇指定银行的一些行为不利于外汇管理的开展,需要地方外汇管理部门和外汇指定银行共同应对予以解决。     

论决策价值化过程中的几个问题

从决策价值化的视角阐述决策中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对决策价值化的影响,探索针对价值盲点、价值误区和价值局限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相应对策,构建实现决策价值化的理论分析框架。     

贷款13．23亿支持保护中国文化遗产

在过去18年里,世界银行在中国支持了12个与文化遗产保护有关的项目,贷款总额约13．23亿美元。世行新报告《保护过去,为未来奠定基础》概要介绍了这些项目采纳的方式方法,梳理归纳了经验教训,明确了未来的方向以及面临的挑战。     

略论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

人民币国际化一般要先经过周边化,再到区域化,最后走向国际化的过程。本文主要讨论了推动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要注意的几个问题,即保持人民币币值稳定、促进贸易发展、推动人民币回流、使用货币互换协议等。最后提出了人民币周边化、区域化所面临的挑战。     

欧盟东扩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影响

欧盟东扩所带来的贸易转移效果和欧盟对外援助方向的改变使非、加、太发展中国家成为直接受害者，同时它也标志着欧盟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已开始摆脱带有原殖民体系痕迹的模式而进入“后殖民体系”时期。一旦中东欧国家在21世纪初成为欧盟正式成员，亚洲发展中国家也将在欧盟市场上面临严峻的挑战。     

中国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研究

理论上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换具有关联性,二者若协调可相互促进,良性循环.实证研究表明,中国的GDP结构升级和金融结构转变的协调性很弱,并据此提出了相应的金融发展战略,以促进GDP结构调整和升级,保证我国经济长期稳定发展.     

抗战时期法币贬值对根据地社会经济的影响

法币贬值是20世纪40年代中国经济史上的重大事件,其影响不仅限于物价上扬和人们生活水平的降低,由此带来的连锁反应对当时社会财富的分配、阶级结构的调整等所产生的作用在一定意义上甚至比根据地货币政策更为直接彻底。因此,在考察根据地社会形态变迁的过程中,应把法币贬值这一重大经济事件纳入其中。同时,法币贬值使边币大量发行,根据地经济进入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新阶段。     

进一步完善房产税的几个问题

上海、重庆两市开展对个人住房征收房产税的试点,使房产税这一长期以来备受关注的议题有了实质性的进展。进一步完善房产税,是健全税制与地方税体系、增加地方财政收入、缩小社会贫富差距的重要举措,它应与调控房价无必然的联系。不过,高房价、土地财政以及现有的税收征管机制,是完善房产税过程中必须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围绕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对策思路。     

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城镇化建设是改变我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问题的必然要求。推进城镇化建设的资金投入，不可能主要依靠财政或其他外部来源，而只能以民间投资为主体。从信息经济学角度分析，启动民间投资推进城镇化建设的关键是要保证信息的成功传递，在宏观和中观层面应加大政策的宣传和引导力度，在微观层面应积极发展中介服务机构。     

Reframing the nation-state: Rethinking the Australian dream from the local to the global

Movement across the borders of the nation-state has always been uneven, but over the past few decades the unfettered movement of goods and images has been defended under the ideology of freedom and openness. At the same time, the movement of people, including refuge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administered and restricted in the name of ‘the national interest’.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Australia has been part of this development. The Australian dream was once for all to own a quarter-acre housing block, protected from the machinations of the world. Across the turn of the 20th century into the present an invidious version of this dream has intensified, shorn of its egalitarian spirit. The nation-state itself has been made over in this image. The Australian state now acts on behalf of the nation to keep unwanted strangers out, while facilitating the open globalization of the Australian economy. In this context, older ethical pronouncements about freedom, equality openness and fairness no longer work. This article develops an alternative approach based upon a layering of ethical considerations. The new Australian dream it suggests will entail a complete renegotiation of how we are to live within and across the boundaries of identity, culture and econom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