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公共支出与FDI的经济增长溢出效应研究——基于西南地区省际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和GMM估计,考察了政府公共支出、FDI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公共支出和FDI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都呈现显著为正,但FDI并不是主要因素,长期以来政府公共支出成为拉动西南地区经济增长的最重要因素;地方政府公共支出竞争对经济增长的溢出效应为正,其中地理相邻的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显著影响,但经济发展水平相邻的政府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小且不显著。     

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空间非均衡影响研究

本文利用2001 ～2013年的中国省际数据,利用基于相对剥夺理论的改进的Yitzhaki指数来测度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的空间非均衡,在考虑空间因素前提下,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对地方财政科技支出空间非均衡的影响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个体相对剥夺与财政科技支出成反比;地方经济发展水平与本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的直接效应,科技人员规模、地区竞争程度、科技财政分权与本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之间均存在显著的负向直接效应;与此同时,科技人员规模、地区竞争程度对相邻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产生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科技财政分权对相邻地区个体相对剥夺产生显著的正向溢出效应.     

政府财税政策对企业R&D投入的影响

本文旨在分析不同途径下不同地区企业R&D投入和政府财税政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表明:从间接途径看,相邻地区的企业R&D活动对本地企业R&D投入有十分显著的正向促进作用;从直接途径看,其他地区的政府直接资助和金融机构贷款对本地区企业R&D投入有激励作用,而其他地区的税收优惠政策对本地区企业R&D投入有挤出效应。不管哪种途径,一个地区的工业总产值对于本地区的企业R&D投入存在明显的正向促进作用,企业的R&D投入与该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相关。     

财政支出、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基于动态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通过构建财政支出、空间溢出与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分析框架,采用动态空间面板计量方法,考察1998—2010年中国大陆财政支出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影响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财政支出规模的扩大对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率的提高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分项财政支出中,教育、公共服务及社会保障就业支出与技术进步均具有正相关性,而农业支出对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显著;一个地区的财政支出,尤其是教育和公共服务支出对相邻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和技术进步会产生明显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     

异质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门槛效应:理论模型与经验分析

现阶段劳动力迁移与地方政府公共品的提供密切联系.本文基于一般均衡理论框架,考察了异质性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净影响机制.理论模型揭示了生产型和消费型公共支出影响劳动力迁移的不同机制:生产型公共支出的净效应取决于“生产率效应”与“拥挤效应”“税负效应”的平衡,消费型公共支出的净效应取决于“消费性效应”与“税负效应”的平衡;两类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均存在明显的门槛效应且净效应方向相反.进一步,本文运用283个城市面板数据及非线性门槛计量模型进行实证检验发现,生产型公共支出、消费型公共支出对劳动力迁移的净影响分别呈现出倒“U”型和“U”型的单一门槛效应,且门槛值分别为766和167(人/平方公里).引导劳动力合理有序迁移,除了调整公共支出规模,还可以根据劳动力迁移对不同类型公共支出的异质性反应,来实施差别化的公共财政政策.     

地方财政支出对产业生态化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本文采用2011-201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考察了财政支出总量和结构对产业生态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发现地方财政支出和产业生态化水平均存在显著的空间自相关性.空间杜宾模型(SDM)的实证结果表明:(1)人均财政支出在整体上存在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但在区域内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2)节能环保支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和政府投资性支出三者均表现出显著的负向空间溢出效应,科学技术支出的正向溢出效应并不显著,在区域内,各项结构性支出的溢出效应在方向和程度上又各不相同.可见,由于地方财政支出的结构性和区域的差异性特征的存在,相邻省域的财政支出对本辖区的产业生态化水平具有不同方向、程度的空间溢出效应.对此,本文从“构建区域横向财政合作体系”“构建质量为导向政绩考核体系”“立足自身要素禀赋实际”三方面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     

中国省域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演进及溢出

本文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BM—ML模型对全国30省2004—2016年的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通过核密度估计和马尔科夫链探讨其时空演进特征,并借助空间面板计量模型分析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具有显著的动态演进规律,省域间物流发展协调度有待提高;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正空间自相关特征,表现为生产率较高的省份趋于相邻,生产率较低的省份趋于相邻;物流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交通网络密度、物流能源强度、交通运输强度和人均GDP,各影响因素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中市场化进程的正向溢出效应最高,对外开放程度和地区产业结构的溢出效应为负。     

税收分享、征税努力与地方公共支出行为——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的研究

本文将政府间基于共同税基的税收分享定义为共享税收分享,把按地方所产生税收在政府间的事实归宿定义为实际税收分享.基于全国县级面板数据,我们实证分析了两类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行为的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不同性质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规模效应不同:共享税收分享具有激励效应,其每提高1％,地方支出规模增加0.08％;实际税收分享有抑制效应,其每增加1％,支出规模降低0.112％.共享税收分享对生产性和福利性支出分别存在显著正向和负向效应,而实际税收分享的效应恰恰相反.此外,共享和实际税收分享对地方支出结构的效应也显著不同.地方征税努力是税收分享对支出行为作用的一个传导途径:税收分享通过征税努力产生间接收入效应,并与税收分享的直接收入效应综合影响地方收入,从而影响支出规模并促使地方调整支出决策.     

地方政府间土地优惠竞争关系研究——基于空间自回归模型的实证检验

传统地方政府竞争多以税收竞争和公共支出竞争为研究对象,而本文则关注了我国特有的土地优惠政策竞争。基于我国29省市区2003-2009年间的面板数据,运用空间自回归模型对土地优惠政策竞争进行实证分析。研究表明尽管就全国范围看,地方政府已就土地优惠政策展开了积极竞争,并且经济水平相近地区要比地理位置相邻地区竞争效应更为显著。而从分地区来看,观测期内只有西部地区存在显著土地优惠政策的竞争效应,东部和中部地区并没有采取与西部地区一致的土地优惠竞争策略。     

我国地方财政策略性行为研究及空间溢出效应估计

本文基于财政学视角,利用中国省际时空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中国地方财政策略性行为的结构性特征,空间外溢性。研究显示,我国地区间财政政策相互影响,地方政府在政策选择上存在策略性博弈行为,税收竞争选择物理空间相邻的地区为对象,而支出竞争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地区为对象,地区政府主动进行税收竞争和基本建设支出竞争,被动接收民生竞争。地区环境与社会等难以观测因素的变化会对临近地区的财政决策产生冲击,同时本文进一步估计了相关解释变量的空间溢出效应,量化了财政外部性。     

我国公共安全与经济增长的空间计量实证分析

公共安全服务可以有效保护资本产权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在考虑公共安全服务空间溢出效应的同时,采用空间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我国1998到2005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后得到如下结论：用于公共安全维护的城市维护费用、公检法司支出等公共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十分显著;相邻地区用于公共安全维护的支出对于本地区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正外部效应;为追求更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财政资源可适当向公共安全领域进行倾斜。     

福利性公共支出与长期经济增长——基于分布滞后模型和动态广义矩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中国省际间1997~2011年的面板数据,利用动态广义矩估计和分布滞后模型,将就业、投资与经济增长纳入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经验评估了福利性公共支出对长期经济增长的直接和间接机制。分析发现,福利性公共支出通过促进就业和投资的间接作用机制增进了长期经济增长;就直接作用机制而言,福利性公共支出增加了税收筹资,造成居民和企业形成税后报酬率下降的预期,反而不利于经济增长。政府在扩大福利性公共支出规模的同时,要借助结构性税收调整和支出政策激励企业扩大就业,通过公共品供给机制效应外溢引导产业间投资要素的优化配置。充分发挥福利性公共支出的就业增长和投资增长功能,才能有效促进均衡的长期经济增长。     

企业绿色创新产出及其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

基于两阶段价值链视角,构建空间杜宾模型分析2008—2015年中国各省份工业企业绿色科技研发和成果转化两阶段产出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工业企业绿色创新两阶段产出均显著空间正相关,且存在明显的区域集聚现象;在绿色科技研发阶段,R&D经费支出对相邻地区绿色专利产出正溢出效应明显,产学研合作会显著促进本地区新产品项目产出的提升;在绿色成果转化阶段,绿色专利申请量有利于本地区和相邻地区绿色GDP产出的提升,环保投入、政府支持对相邻地区绿色GDP存在显著的正溢出效应,绿色专利申请量对本地区和邻近地区新产品销售收入产出具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最低工资、空间溢出与非农就业——基于空间杜宾模型的分析

围绕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的争论从未停止,然而空间溢出效应并未得到应有重视.本文基于1996-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构建空间杜宾模型,以此考察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的空间溢出影响,并探讨其作用的路径.实证结果显示,最低工资的就业效应呈现非线性变化特征,其中,直接效应对农民工就业的影响呈现倒“U”型特征,而间接效应的作用则恰好相反;区域间的空间溢出是影响最低工资标准就业效应的关键因素,并且在要素市场发育程度更高的地区更为显著.鉴于此,本文提出保护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权益,制定差异化的最低工资标准以及促进区域要素市场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     

地方政府竞争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非线性影响——基于门槛特征与空间溢出视角

立足于中介效应视角,本文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三个方面探讨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影响的理论机制,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运用2008-2015年中国30个省市区面板数据考察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门槛效应及空间溢出效应。实证结果显示:地方政府竞争背景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影响会随技术创新、产业结构以及环境分权变化而发生根本性转变。换言之,在不同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水平条件下,环境规制对区域碳生产率的净效应分别呈现V型、倒V型、倒V型门槛特征;邻近地区间环境规制与区域碳生产率均存在局部聚集的空间特征,表现为明显的正向溢出效应。为实现2030年减排承诺的目标,除选择适宜的环境规制方式、力度以外,还需要从技术创新、产业结构、环境分权及区域协调等多个方面,优化环境规制的区域碳生产率效应的实施效果。     

政府科技投入、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本文利用我国2009—2022年30个省际面板数据,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并运用空间杜宾模型系统地研究政府科技投入和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首先,政府科技投入在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发挥着显著的正向作用,而且不同省域间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次,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呈现出“U”型影响关系,即初期有一定抑制效应,随后逐渐转变为促进效应。然而,政府科技投入和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经济高质量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这表明政府科技投入能让环境规制的拐点提前到来。从空间效应来看,政府科技投入呈现出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且相邻地区的溢出效应更为显著;环境规制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也得到证实,但溢出效应并不显著。     

区域发展视角下对外贸易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以成渝城市群为例

为检验进出口贸易对成渝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效应,收集2010—2018年成渝城市群42个市(区)的面板数据,建立空间杜宾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成渝城市群的经济增长存在显著的空间相关性;进口贸易对其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即进口贸易不仅能促进本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且能促进邻近地区的经济增长;出口贸易存在负的间接效应,说明出口贸易抑制了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这是生产要素和经济活动向中心地区聚集的结果。因此,成渝城市群应采取有效措施加强各地区的交流与联系,充分利用进出口贸易的外溢效应促进地区经济增长。     

产业集聚、知识溢出与工业经济增长——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空间面板模型对我国产业集聚的知识溢出效应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经济增长在相邻地区之间存在负向的空间相关性,地区工业发展不仅与本地知识溢出、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密切相关,而且会受到其相邻地区工业经济增长的显著影响;MAR溢出性和Jacobs溢出性对本地工业经济增长的影响均显著为正,并且产业专业化的促进效应大于产业多样化,在本地工业发展中Porter溢出性并不显著,但相邻地区的产业竞争程度对本地工业经济增长产生了正向作用.     

财政支出的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讨论财政支出的跨区溢出效应对于财政体制的设计以及区域经济发展意义重大。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采用空间面板Durbin模型,实证研究了武汉城市圈内各地财政支出的空间外溢效应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圈内成员经济的空间互动性质以及其他经济变量的空间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圈内财政支出尤其是生产性支出的空间溢出对区域经济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圈域内经济增长有显著的相互促进的空间关系;经济开放程度、外商直接投资以及储蓄率等对圈域经济增长有溢出效应。     

全要素生产率、政府支出与实际汇率的关系研究——基于亚洲国家的面板误差修正模型的分析

经济增长率和政府支出是影响实际汇率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通过建立面板误差修正模型,对1980~2011年亚洲10个国家(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政府支出、实际汇率三者之间长期关系和短期动态调整过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从短期和长期来看,亚洲10个国家(或地区)的全要素生产率对实际汇率都有正向影响,短期值在0.1712到0.4688之间,长期值在0.5572到2.0559之间。政府支出对实际汇率的影响在短期是0.1201到0.1919之间,长期值在0.1710到0.3673之间,且它们的系数显著为正。该研究不仅证实巴萨效应在亚洲10个国家(或地区)是成立的,而且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也是导致实际汇率上升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