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波动性与交易量的关系:基于混合分布假说的实证研究

在混合分布假说(MDH)框架下，应用EGARCH-Volume(附加交易量的指数GARCH)模型，分阶段考察了收益率波性与交易量的关系。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对沪深股市分阶段的实证结果表明：在股市发展的过渡、调整阶段(1993～1996)，同期交易量作为信息到达的代理变量，明显降低了沪深两市收益率中时变波动的持续性特征，而在规范、发展阶段(1997～2001)沪深两市的交易量基本不能解释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特征，收益率波的持续性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混合发布假说对股市持续性解释力呈现阶段性差异，说明信息对收益率波动的影响机制随着股市的发展而变化。     

中国股票市场量价关系的实证研究

可运用GARCH -M模型实证检验中国股票市场波动性与交易量之间的关系。我们将交易量分解为预期交易量和非预期交易量进行检验表明 ,非预期交易量对股市波动的解释能力要比预期交易量的解释能力更重要 ,即中国股票市场的短期波动 ,主要是由非预期交易量所隐含的新信息的冲击所产生的。     

市场不完备与股票交易量

交易量与收益率都具有信息含量，它们之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我国的证券市场是一个新兴的市场。与国际证券市场的联系不太紧密，投资者也不够成熟，市场不完备对交易量有较大的影响。文章从交易量与收益率的交互表现入手，分析了交易量的流动性假说、交易量与信息扩散速度的关系、信息不对称对交易量的影响。以度投资者的异质性、过度自信和投机行为等对交易量的影响；并着重讨论了中国证券市场实际存在的阶段性闭市、交易成本和卖空限制三种市场不完备对交易量的影响。     

中国股票市场成交量与价格波动关系

利用个股数据资料和非对称成分GARCH-M模型对中国股票市场的量价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结论显示:股价的短期波动主要由非预期交易量解释,即非预期交易量所揭示的新信息是产生价格波动的根源;中国股票市场部分个股存在明显的杠杆效应,利空消息对市场波动的冲击大于同等程度的利好消息对市场波动的冲击;非预期交易行为对市场波动的冲击存在显著的非对称特征,正的交易量冲击(交易量放量冲击)比同等程度的负交易量冲击(交易量缩量冲击)对市场波动的影响更大。     

中国股市波动性与交易量的关系--基于混合分布假说的实证研究

本文在混合分布假说(MDH)框架下,应用EGARCH—Volume(附加交易量的指数GARCH)模型,分阶段考察了收益率波动性与交易量的关系。与以往研究结论不同,本文通过对沪深股市分阶段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股市发展的过渡、调整阶段(1993～1996),同期交易量作为信息到达的代理变量,明显降低了沪深两市收益率中时变波动的持续性特征,而在规范、发展阶段(1997～2001),沪深两市的交易量基本不能解释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特征,收益率波动的持续性受其他因素的影响。混合分布假说对股市持续性解释力呈现阶段性差异,说明信息对收益率波动的影响机制随着股市的发展而变化。     

TAR-GARCH模型在上证指数收益中的应用

本利用收集到的上证指数的日数据，应用TAR—CARCH模型分析股市中信息不对称对收益波动影响的持续程度及风险与日收益的关系，发现利空消息对波动性的影响更为持久，而且政策因素与股市波动关系密切。     

交易量,日历效应与股价波动性——基于2001～2005年中国证券市场的经验分析

以我国深沪股市的大盘指数为研究对象,分析了“日历效应”对交易量与股价波动性关系的特殊影响,并且分别考虑将原始交易量、包含自相关性的交易量、以及进行“好消息”与“坏消息”划分后的交易量引入到GARCH模型以及非对称性GARCH模型中进行研究。研究发现:原始交易量对股票指数的股价波动性开始具备了一定的解释效应,但是考虑了自相关性后交易量却无法有效解释股价波动的GARCH效应;股价的日历效应对于上海市场中交易量对股价波动性的解释有着推波助澜的作用,而“好消息”与“坏消息”的划分后的交易量可以对非对称性的股价波动性进行较好的解释。     

中国股市波动与交易量关系研究——基于混合分布假定

基于混合分布假定(MDH)，研究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波动性与交易量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交易量与波动性存在显著的正相关，交易量对中国股市的波动具有一定程度的解释能力，非预期交易量比预期交易量对波动性的解释能力更强。但实证结果与国外成熟市场和理论模型的预测比较发现，中国股市存在特质性。考虑到交易量与波动性的关系事实上反映了信息披露、信息传递、市场对信息的评估与消化机制，因此这些特质性可能根源于中国股市的信息作用机制。     

感性因子对房地产市场投资的影响分析——基于1998-2008年中国31个省份的房地产市场面板数据

投资者在房地产投资过程中可能受到的认知、信念、情感、态度等一系列的心理特征因素归纳为感性因子。房地产价格面板数据模型检验结果显示房地产价格的波动主要受前一期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属于感性因子的一种表现。房地产价格和房地产交易量之间的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方程表明房地产价格的波动是造成房地产交易量的格兰杰因，而房地产交易量的波动对房地产价格波动的影响在统计上不显著。     

结构突变对股市收益波动性的影响——来自中国沪深股市的经验分析

采用修正的ICSS算法检测我国沪深股市收益波动的结构突变点,并使用引入虚拟变量和标准差过滤的方法消除结构突变的影响,建立GARCH和FIGARCH模型检验结构突变对我国股市收益波动的实际影响。研究发现：沪深股市的收益波动表现出显著的长记忆性,且结构突变将导致对收益波动长记忆性的高估,表明我国股市还未达到弱式有效的水平,建立在“有效市场假说”基础上的金融数量模型并不完全适用于我国证券市场;采用修正的ICSS算法能够有效地捕捉到波动的结构突变点,引入虚拟变量和采用标准差过滤均能较好地消除结构突变的影响,而采用标准差过滤的方法的实证效果相对更好;我国股市收益波动存在显著的结构突变,且结构突变发生的时间均与重大政策或市场事件相对应,表明我国证券市场受到经济政策和市场活动的影响显著。为此,应尽可能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促进股市的市场化运行,并密切关注国内外经济发展形势对证券市场的可能冲击。     

中国上市银行定期会计报告有用性的实证研究

应用我国沪深两市五家上市银行1999-2004年定期会计报告及相关市场数据,从交易量和股价反应两个角度检验了我国上市银行定期会计报告所披露信息的有用性.结果表明,上市银行的交易量在会计信息披露前后有较大增加,而股票超额回报对意外盈余信息没有明显反应.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几点思考

上市公司中关联交易是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的,其本身并不必然损害公司或股东的利益,但关联方在整个交易过程中的优势地位可能影响交易的客观公正。为规范我国上市公司的关联交易,保障公司和所有股东的利益,应从加强关联交易信息披露的监管、建立独立董事制度、引入风险担保机制、制订不当关联交易发生后的补救措施及加快关联交易相关法制建设。     

政策监管与合规转型对P2P平台成交量的异质性冲击效应

以《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动管理暂行办法》为背景检验监管政策与平台合规转型对P2P平台成交量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暂行办法》的出台对P2P平台成交量构成显著激励效应，且这一激励作用在国资系、上市系及银行系等特殊背景平台、设有活期标的平台、高管曾在其他企业有高管任职经历的平台中更突出；对监管冲击下平台合规转型对其成交量的影响进行了因果推断，验证了合规转型对平台成交具有正向激励效应，但该激励作用仅对早期主动转型的平台成立；尽管合规转型会导致P2P投资人在该平台上的投资规模决策更激进，但却会降低投资人的平均投资期限，说明合规转型会引发投资人在规模决策与期限决策上的相机抉择过程，这也首次证明了P2P市场投资存在“期限决策”与“规模决策”之间的“风险替代”效应。     

股指期货不同交易类型对市场质量的影响研究

股指期货的交易类型包括开仓交易、平仓交易和换手交易,不同交易类型会对成交量和持仓量产生不同影响,进而对股指期货市场质量包括流动性、波动性和有效性产生不同影响。采用一定指标测度市场流动性、波动性和有效性,以成交量和持仓量作为中间变量,研究股指期货的不同交易类型对股指期货的流动性、波动性和有效性影响的差异性,并以沪深300股指期货合约IF1201进行实证分析,得到的结论是：平仓交易对流动性的影响最强,且为正向影响;平仓交易对波动性的影响最强,且为正向影响;平仓交易对有效性的影响最强,且为负向影响。     

Susceptibility to and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in an investment context

This paper demonstrates the relevance of consumers’ susceptibility to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CSII) in an investment context. In Study 1, a survey of individual investors, investment-related knowledge, psycho-social risks, and social needs emerge as antecedents that explain investors’ susceptibility to informational and normative influence. In turn, susceptibility to normative influences increases transaction frequency, whereas susceptibility to informational influences decreases transaction frequency. The experiments in Studies 2 and 3 indicate the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influences on consumers’ investment decisions in a voluntary (free choice) and involuntary (confrontation) setting and check whether CSII moderates the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influences. Consumers’ investment choices are consistently influenced by the information and opinions of others, whereas CSII only strengthens the impact of interpersonal influence in a voluntary informational setting.     

基于交易费用理论的金融监管制度变迁解读

交易费用理论揭示,制度变迁的动力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用交易费用解析金融监管制度,可以发现,金融监管制度改变了金融交易行为集,降低了金融交易费用,促进了金融交易规模扩大。我国1977年以前"大一统"的金融体制下,设立金融监管不能降低交易费用,因而,没有金融监管是合理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监管从集中到分业监管的变迁,节约了金融交易费用,促进了金融业的繁荣发展。未来我国的分业金融监管将逐步走向统一监管,但是,现阶段选择协调监管更有效。     

多重信息维度下金融市场风险的高频计量——基于超高频数据 ACD 模型和 UHF-GARCH 模型

超高频数据是交易的实时记录,是所有信息在股市上的最精确的表现.考虑使用高频数据来测度金融风险无疑能够提高风险测度的准确性.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交易者行为特征、交易量、买卖价差、交易速度等信息维度纳入金融高频风险的计量中,并与没有考虑这些信息维度时测度的准确性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考虑多重信息维度的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测度金融市场风险     

多重信息维度下金融市场风险的高频计量——基于超高频数据ACD模型和UHF-GARCH模型、

超高频数据是交易的实时记录,是所有信息在股市上的最精确的表现。考虑使用高频数据来测度金融风险无疑能够提高风险测度的准确性。本文在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交易者行为特征、交易量、买卖价差、交易速度等信息维度纳入金融高频风险的计量中,并与没有考虑这些信息维度时测度的准确性进行对比,结果表明,考虑多重信息维度的模型能够更准确地测度金融市场风险。     

不对称信息的交易成本分析

信息不对称的关键在于缺乏足够的信息传递渠道,这可以看成是交易双方获得对方真实信息需要很大代价的一种表现。因此,交易中的信息问题可视为一个交易成本问题。从交易成本的视角分析了不对称信息的不同成本承担的效应以及降低成本的途径。文章的结论是:1.完全信息时,无论由谁来承担信息成本,交易的结果不变。2.信息不完全时,交易结果会随信息成本的承担情况不同而不同,较之信息完全情况下是低效的;而且,在交易中,存在社会福利的净损失。改进信息不完全状态能实现帕累托改进。3.人们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有效地解决广泛的信息不对称:一是通过赋权;二是通过引入信息专门化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