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基于慈善的制度动机和市场转型理论,采用中国市场化指数和上市公司捐赠相关的经验证据,探讨中国新兴市场中制度环境变迁对公司慈善行为的影响;而后,进一步讨论中国市场制度环境变迁对不同产权性质的中国企业的慈善行为的影响。实证研究发现:(1)市场化改革可以降低中国企业因"主动配合"或"被动选择"而进行慈善捐赠的动机;(2)有着天然的政治关联和政治合法性、拥有垄断或优势市场地位、面临来自地方政府层面压力较小的国有企业,获得了制度环境市场化改革在公司慈善捐赠方面所带来的"制度红利";(3)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地位、不具备足够政治合法性的民营企业可能在制度动机和政府压力的双重作用下不得不"主动配合"捐赠,"被动选择"政治性慈善行为以"购买"制度环境的稳定性或寻求庇护。     

政商关系与企业社会责任:相得益彰还是欲盖弥彰

中国民营企业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行为正成为向公共权力主体寻租而换取补贴的工具。以2008-2015年中国A股上市民营企业为样本,研究了民营企业借慈善捐赠手段进行寻租对获取政府补贴的影响。研究表明:存在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通过社会责任寻租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民营企业通过社会责任寻租获得的政府补贴更多;加强信息披露有利于抑制民营企业社会责任寻租效应。研究结果支持了民营企业社会责任行为的工具性特征,其假借慈善捐赠等社会责任行为之名,行欲盖弥彰的政商利益交换关系之实。研究结论对于转型经济下中国社会中建立积极的政商关系并促进企业社会责任行为良性发展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企业的慈善捐赠是一种“政治献金”吗?——来自市委书记更替的证据

本文以2006—2011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选取地方政府换届(市委书记更替)这一独特视角,实证检验了该因素对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并分别从企业产权性质、新任官员来源和地区市场化程度三个维度对这一影响进行了更深层次的多角度研究。结果发现,地方政府换届后,企业慈善捐赠的倾向和规模都会显著增加。样本分组检验的结果表明,非国有产权性质、外地调任市委书记和地区较高的市场化程度三大因素,都会显著增强地方政府换届对企业捐赠规模和倾向的正向效应。进一步的考察还发现,政府换届之后的慈善捐赠确实能为民营企业带来融资便利、政府补助、投资机会等多方面的经济实惠。由此,本文认为中国民营企业的慈善捐赠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一种为建立政治关系而付出的"政治献金"。本文不仅丰富了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政治动因研究,而且为深入剖析中国企业家究竟如何应对因政府换届带来的政治不确定性风险,提供了全新的认知。     

谁回报了民营企业的捐赠?——从融资约束看民营企业“穷济天下”的行为

本文以我国民营上市公司2007—2010年间的相关数据为研究样本,从融资约束角度研究民营企业捐赠的回馈机制。研究发现,民营企业捐赠有助于缓解融资约束,其"穷济天下"的行为获得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回馈。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关注度越高,民营企业捐赠的融资约束缓解效应越明显,政治关联民营企业的捐赠更能够缓解融资约束。通过比较两条途径的作用效果发现,政府对民营企业捐赠的回馈在缓解融资约束上发挥主要作用,政治关联被民营企业作为与政府进行资源交换的渠道。金融发展强化了市场机制回馈,削弱了政府与民营企业的资源交换。本研究揭示了资源困境和政府驱动双重作用下,民营企业通过捐赠"购买"金融资源的行为逻辑,为民营企业"穷济天下"的行为提供了经验解释,这也为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提出的"让不同的市场主体平等地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公正公开地参与市场竞争、受到同样的法律保护"的政策目标提供了信息依据。     

捐赠:民营企业强化政治关联的手段?

文章研究了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在汶川地震后捐赠行为的影响,以及捐赠后民营企业从政府获得的支持。研究发现,已有政治关联显著影响了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即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倾向于在地震后进行捐赠。从经济后果看,捐赠后捐赠民营企业在获得银行贷款和税收方面比未捐赠企业获得了更多的优惠。文章研究表明,在中国现阶段,民营企业的捐赠行为是策略性的,其利用捐赠巩固政治关联,从而进一步获得政府的支持。     

产权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绩效实证研究

本文对上市公司的产权所有制性质与企业绩效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论表明 ,直接上市比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绩效要高 ;民营性质的比国有性质的企业绩效要高 ;由民营企业参与重组比由国有企业参与重组后的企业绩效要高。回归分析结果还表明 ,直接上市与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绩效都与法人股比例呈显著正相关 ,而股权集中度对企业绩效并无显著性相关 ;由国有企业参与重组的企业绩效与股权结构无显著性相关。本文认为 ,影响我国上市公司绩效的关键因素是产权所有制性质 ,因此目前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是我国经济政策的重点。     

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慈善捐赠更多吗?——基于全国民营企业调查数据的实证研究

文章采用中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分析和检验了行业协会对民营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控制其他因素的前提下,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比没有加入行业协会的民营企业进行了更多的慈善捐赠,反映出慈善捐赠是民营企业对其所面临的组织情境的一种策略性回应.在采用处理效应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来克服内生性影响,以及改变变量的测度方式后,上述结果仍然稳健.进一步的分析表明,行业协会可以通过党组织这一路径,促进企业的慈善捐赠;尽管行业协会和政治关联均对企业慈善捐赠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前者的影响效应并不如后者.文章的研究结论为转型时期中国"两新组织"的党组织角色和作用提供了直接的经验证据,尤其是为行业协会可以构成稳定地影响企业行为的制度性力量这一命题提供来自转型国家的经验证据,因而具有明显的政策含义.     

董事网络下企业同群捐赠行为研究

同群行为是影响企业慈善捐赠的重要因素.基于社会嵌入理论,文章从董事网络嵌入角度研究了企业慈善捐赠的同群效应.研究发现:(1)当企业嵌入董事网络时,联结企业之间的慈善捐赠行为存在显著的同群效应.(2)受同群效应影响的慈善捐赠为管理层攫取私利提供了便利,具体表现为:国有企业管理层享受到更高的非货币性收益,而民营企业管理层获取了更高的货币性收益.(3)受同群效应影响的慈善捐赠并未带来政府补助的增加,但企业绩效却得到显著提升.因此,企业应理性对待董事网络,选择性地学习和模仿联结企业的慈善捐赠经验,以免得不偿失.     

中国国有企业的独特作用:基于知识溢出的视角

国有企业是政府解决市场失灵的工具。本文从知识溢出角度研究中国国有企业的作用。基于上市企业样本的分析发现:国有企业的知识溢出大于私有企业,国有企业的知识溢出对私有企业创新产出有显著正向影响,而私有企业则不具有这种作用。本文构建模型阐述国有企业和私有企业的研发行为、知识溢出及其影响差异。研究发现,不同所有权企业知识溢出和作用的不对称性,在于国有企业比私有企业从事了更多的基础性研究。基于四个基础研究代理变量的经验分析支持了理论模型的结论。因此,中国国有企业实现了政府弥补基础研发市场失灵的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独特的。     

政府补贴对战略新兴产业发展的影响——以光伏上市企业为例

企业成长性是产业发展的主要动力,政府补贴对光伏产业发展的作用效果一直备受关注。文章基于企业成长性视角,以主营业务属于太阳能概念板块的23家上市企业2008—2016年的数据作为研究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实证检验了政府补贴对光伏产业的作用效果。实证结果表明,光伏产业企业成长性表现普遍较差,国有企业成长性表现明显差于民营企业;政府补贴与光伏上市企业成长性呈现显著负相关关系。政府补贴对不同性质企业的作用效果存在差异,相对于国有企业,政府补贴对民营企业成长性的影响更大,负向效果更显著。政府干预不当、寻租活动以及政府补贴机制不完善是限制政府补贴发挥正向推动作用的重要因素。     

政府补贴对中国高技术企业创新的影响——以信息技术产业上市公司为例

以"十二五"期间中国信息技术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探究不同所有制和企业规模下政府补贴对高技术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研究发现,当前补贴政策对技术创新的总体促进效率仍待提高:所有制性质显著调节政府补贴的绩效,激励国有企业研发投入强度,而对民营企业起挤出作用;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正向调节作用;所有制性质和企业规模对政府补贴与创新投入的关系起联合调节作用,政府补贴对大规模国企的促进作用最强,而对中小民营企业促进作用最弱。     

我国企业慈善行为实践轨迹与现状分析

本企业慈善行为决定于企业地位、社会观念、国家政治经济体制和政府对慈善事业的理念。新中国成立后,企业慈善捐赠行为经历了从无到有,从不自觉到自觉的发展过程。问卷调查显示,现今大部分企业有捐赠意识,也有捐赠行动但捐赠额还不高;从捐赠样本企业数看,不同所有制性质的企业情况不同,私营企业最高,其次是国有企业,最后是外资企业。就捐赠动机看,主要是出于履行社会责任,将企业捐赠与企业经济目标联系起来的"战略性企业捐赠行为"还很少。     

跨所有制并购、制度环境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

基于产权理论与资源协同理论,本文在深入分析并购国有资本对提升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影响及其制度环境差异调节效应的基础上,以中国A股市场2009-2015年期间的民营上市企业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跨所有制并购有利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提升,且对经国有企业改制而来的民营企业的影响更明显;制度环境具有一定的调节作用,跨所有制并购更有利于市场化程度较低地区以及高新技术民营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进一步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表明,民营企业跨所有制并购存在明显的"政府补贴"效应和"市场势力"效应.基于所得研究结论,最后提出若干政策建议.     

管理者背景特征与企业捐赠行为

本文以我国2006～2009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管理者背景特征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管理者背景特征变量中是否有政治背景和政治背景类型对企业捐赠行为具有显著影响,学历背景仅在低社会信任环境下对企业捐赠行为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他背景特征变量与企业捐赠行为都不存在显著的一致相关性。在进一步区分企业产权性质后的研究发现,在国有产权企业和私有产权企业中,管理者政治背景类型对企业捐赠行为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反映了在我国的制度环境下,影响企业捐赠行为的因素中,政府因素起着重要作用,企业的捐赠行为更多地受到高管政治背景关系的影响,在我国的企业捐赠中存在着基于互惠交换的理性捐赠行为,传统的慈善捐赠行为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政府治理、终极控制与上市公司税收激进行为

转轨经济环境中,企业为获取更多留存资源而产生的税收激进行为,会受到政府治理效率与企业终极控制结构的影响。本文利用中国A股公司2002~2013年数据进行检验发现,相比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税收激进行为的态度较为谨慎;政府治理效率低下使企业税收激进活动更为积极,且政府治理效率对民营企业税收激进行为的影响作用高于国有企业;税收政策变更也会影响企业税务筹划的积极性。这说明对制度效率的评判有助于改进政府治理中的税收征纳行为。     

地方政府竞争、企业上市方式与政企间利益输送——来自中国家族企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中国转轨经济下的财政分权体制和政治晋升锦标赛激励地方政府官员将政策资源向有利于自身政绩的方向倾斜。文章研究发现,与买壳上市家族企业相比,直接上市家族企业获得了更多的银行贷款、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但同时通过更高的资产回报、过度投资和负担更多的超额雇员服务于地方经济和社会目标。文章分析了地方政府热衷于推动新企业上市并给予大量政策扶持的原因,对于市场化进程中制定相关政策指导地方政府行为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资源型城市转型中国有企业市场化的政府行为分析——以黑龙江省资源型城市为例

资源型城市转型是我国老工业基地振兴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型城市发展接续产业,国有企业市场化是关键,而资本与劳动生产要素市场化是国有企业市场化的基础.但是,从我国资源型城市企业与政府的改革关系看,国有企业资本与劳动市场化的程度取决于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利益分配的协调关系.本文以"理性经济人"的基本假设为基础,运用经济学的基本分析范式构建了中央政府、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在市场化过程中的资产控制权市场化交易模型,将各级政府行为模型与国有企业劳动与资本要素市场化的约束条件相结合,讨论分析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行为如何影响资源型城市国有企业市场化进程.     

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研究

本文根据股权主体的不同将企业分为央企、地方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三类,利用泊松计数数据回归模型评估了2011—2013年间中国企业OFDI的国际区位选择.研究发现,中国企业OFDI的区位选择因股权主体的不同而不同,地方国有企业被吸引到自然资源丰富但政治不稳定的国家;央企被吸引到政治稳定的国家并寻求技术和战略资源;民营企业更多的则是市场寻求者.     

政策性负担与民营企业行为——基于三一重工变更注册地的案例研究

文章基于三一重工变更注册地的事件,以政策性负担为切入点,探讨了其对民营企业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在财政分权制度和政治锦标赛激励下,为了实现政治目标,地方政府干预地方企业的动机增强,会通过政策性负担干预当地规模较大的民营企业.相对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性负担的反应受自身发展规模影响.当发展规模达到一定程度时,民营企业倾向于主动规避地方政府的干预,寻求公平的市场环境.已有文献主要发现部分民营企业会通过主动承担政策性负担来建立政企联系,或者对于政策性负担持被动接受的态度.文章采用案例分析方法,考察了民营企业对于政策性负担可能存在的另一种反应,并从政策性负担的角度解释了民营企业与地方政府的互动关系.     

私企上市路径

<正> 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的途径从长远来看,民营企业进入资本市场将是其发展壮大的重要途径之一,民营企业必须从战略高度出发来考虑自己的发展方向。经营状况良好、符合股票发行上市条件、又得到当地政府支持的民营企业,应积极争取发行股票直接上市筹资。与此同时,一时难以直接上市的民营企业,可以在国家政策允许的条件下,通过控股上市公司间接获得上市资格。 1.直接上市。由于我国资本市场的容量有限,上市资格成为一种稀缺资源,所以争取上市已成为政府、企业关注的头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