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与城市化的相关性及其贡献的计量研究

国际贸易与城市化均属于资源在空间和产业维度的配置过程,二者通过工业化发生联系.中国的工业化表现为劳动力的非农化,工业产值与城市化水平之间存在耦合关系.本文建立了开放条件下工业化内生决定的城市化模型,从而为计算国际贸易对城市化水平的贡献提供了比较静态的分析方法.研究表明,国际贸易是推动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中国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机制研究

中国城市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经济全球化和经济转型深刻地影响到城市化机制。文章建立了不确定条件下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城市化决策模型,解释了制度创新对城市化的作用模式。在对传统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数量关系进行计量分析的基础上,提出了城市化快速发展主要由第三产业推动的观点。并根据工业制成品的进出口差额,粗略估计了封闭条件下中国的工业产值,计算了国际贸易对城市化水平的贡献程度。研究表明,城市化快速发展更多依赖于国际贸易和制度创新。     

城市化与工业化

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国内的学者通过研究却普遍认为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目前中国国家公布的城市化水平异乎寻常的低于经济发展水平及工业化程度,通过工业化、城市化相对统一、同步发展的本质看,同样可以发现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现象。实证的研究也给出了中国城市化水平低于工业化水平的现实。可见,城市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已成为事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分析

在阐述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涵义的基础上，引用了协调度概念，建立了工业化综合水平指数与城市化综合水平指数之间协调度模型，并对1978年以来的中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布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显示：①从时间上看，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基本经历了两个明显的阶段，即1978-1991年是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不协调发展时期，而1992-2001年是基本协调发展时期；②从空间上看，我国区域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明显存在着地带性差异：东部地区的大部分省区协调发展程度较高，中西部除了少数省区协调发展程度较高外，其它大部分省区的协调发展都较低；③我国省区的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地区分布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存在很大的空间对应关系，即经济发展水平高的省区的协调发展程度相对较高，而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省区协调发展相对较低。     

中国城市化发展水平及省际差异

关于中国城市化的测度存在颇多争论，关于中国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也存在不同意见，本文试图就这两点争论提出自己的判断，并以此为据，对被学者们忽视的中国城市化水平的省际差异进行详细分析。另外，在谈论城市化水平的发展程度时，人们往往只注重绝对的城市化率，忽略了城市化的发展速度。我们认为将二者综合起来考虑，并将其应用于中国及各省区城市化水平的分析，才能得出更为科学的结论，用非农就业比重与城市化比较分析城市化发展水平更为科学。     

城市化滞后与城市化滞后程度测算

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滞后与否是相对与其自身的工业化程度而言的，这一滞后的程度，不能用“国外城市化水平-本国城市化水平”法测定。直接用本国的工业化程度和城市化水平之间的差数去表示城市化的滞后程度，则意味将整个农村不存在非农产业人口，视为工业化与城市化的适应状态，这显然也是不恰当的。再加现行城乡人口统计口径方面的原因，需要专门探讨测算城市化滞后程度的方法。笔者利用工业化程度、城市就业人数、全社会就业总人数等指标之间的数量关系，匡算出：2000年中国城市化的滞后程度为11.95%；并匡算出当年的城市化缺口为：劳动力人数8501万、人口数1.29亿。     

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本文将交易效率引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基本理论预言，并运用因素分析计量方法提取出代表中国1997至2002年的交易效率指数，检验这一理论设想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显示，交易效率的改进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好的支撑，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却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而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则更多地表现为市场推动型。     

中国城市化状况与政策取向

一、中国城市化进程及其水平 近代的城市化是工业化的产物。由于中国工业化起步较晚,中国近代以来的城市化发展较为缓慢。至1949年底,中国的城市化水平只有10.6％,新中国成立之后,随着大规模工业化的推进,中国大城市进程得到了加快。1957年,中国的     

我省小城镇基本建设发展方向综述

现阶段，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工业化要求城市化，对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在今后的几十年里，大力发展小城镇是提升城市水平的主要手段。     

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和我国的实践

本文总结了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以及中国城市化进程的轨迹。认为世界城市化的一般规律在中国不能体现 ,原因在于中国不具备公民迁徙自由选择和完全的市场经济环境的前提条件 ;中国城市化水平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特别是工业化率高于城市化率的反常现象 ,可解释为中国 5 0多年来实行的工业化赶超战略等多种因素影响的结果 ;根据世界城市化的规律判断 ,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加速期。但是 ,未来几十年城市化水平能否顺利加速 ,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江西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探索

工业化、城市化是经济和社会发展走向现代化的必然过程,是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差距,主要体现在工业化、城市化水平的差异上。江西工业化、城市化水平比较落后,促进工业化与城市化良性互动,加快工业化、城市化进程,成为江西新时期发展的主要任务。     

中国城镇化的成就及存在问题

正一、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的成就。1.中国城镇化水平得到明显提高,且基本与国家工业化水平相适应,基本没有出现"过度城市化"。2006年,中国的人均GNI为1740美元,城市化水平为40.4%,而同一时期,绝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均GNI在5000美元之下时,城     

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中的城乡收入差距研究——基于中国改革30年的实证分析

基于分工演进和交易效率构建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城乡收入差距模型,并运用中国改革30年的经验检验理论分析的结论,本文认为：交易效率与专业化水平提高推进了工业化、城市化,城市化和工业化倾向的发展战略导致二元经济结构形成,农产品价格剪刀差、优先发展工业、劳动力流动限制等工业化、城市化倾向的政治因素在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同时,导致城乡差距不断扩大。     

政府的“全能”与城市化的“失灵”——我国政府推动型城市化道路的历史考察

为了保证“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实施,中国传统的政府推动型城市化呈现出两种特征,即政府的“全能”与城市化的“失灵”。政府的“全能”表现为行政干预因素在对城市规模确定、城乡要素流动和城市化道路选择等方面起着决定性作用;城市化的“失灵”即表现为中国城市化道路的曲折、城市化进程缓慢、城市化水平滞后于工业化的要求和低于世界同等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小城镇建设的市场导向与政府作用

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进程中，城市化水平一直高于工业化水平。发展中的城市以其聚集效应为工业发展提供条件，并以不断增长的需求拉动经济增长，而我国的城市化水平却一直明显落后于工业化水平。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城市人口还仅占总人口的30％左右，而同期的工业化水平已达40％以上。因此，大力促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加速农业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已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增长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发展战略。本文仅就城市化进程中的小城镇建设问题进行一些理论探讨。     

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本文将交易效率引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基本理论预言,并运用因素分析计量方法提取出代表中国1997至2002年的交易效率指数,检验这一理论设想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显示,交易效率的改进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好的支撑,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却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而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则更多地表现为市场推动型。     

我国城市化与新型工业化互动关系发展研究

本文在回顾国外城市化与工业化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分析了城市化、工业化和信息化的关系,新型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并提出了在新型工业化条件下,中国城市化发展的相应对策。     

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对环境的影响及对策

本文通过对工业化、城市化与环境污染相关文献的回顾、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环境问题的国际经验比较、国内区域经验比较和城市经验比较,总结了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中的主要环境问题。研究发现,我国各地区由于工业化与城市化水平的不同步,面临的环境问题也不尽相同。现阶段以工业化发展为主的地区,其环境问题主要是大气污染;以城市化发展为主的地区,其显性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大气污染,潜在环境问题主要表现为水污染。     

中国工业化与城市化协调发展的展望及对策

工业化与城市化是现代化的“两个车轮”，只有双轮驱动才能到达现代化发展的彼岸。实现工业化和城市化协调发展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任务，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城市化作为一项国策，对于扩大需求、缩小城乡差别、实现社会公平、调整产业结构具有深远的意义。但是由于我国工业化与城市化之间存在不相协调的方面，也决定了中国城市化道路的复杂性。     

交易效率、工业化与城市化-一个理解中国经济内生发展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

该文将交易效率引入工业化、城市化的一般均衡模型,推导出交易效率与工业化和城市化关系的基本理论预言,并运用因素分析计量方法提取出代表中国1997至2002年的交易效率指数,检验这一理论设想在中国的适用性.结果显示,交易效率的改进为工业化、城市化提供了好的支撑,但工业化对城市化的贡献却不显著,这意味着中国的工业化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政府推动型的,而城市化和经济发展则更多地表现为市场推动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