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分析——基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

本文推导了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发现影响资本回报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乘数大小、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利用1980—2009年数据计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估算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并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随投资的增长而降低,资本深化虽然导致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且乘数放大了这种效应,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使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处于一个稳定水平。     

中国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差异及其变动决定了一国总体投资效率的走向。根据1990-2012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宏观数据的测算,更新了三个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变动情况,然后构建计量模型分析资本深化、技术进步等五大因素对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化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990年以来各地区资本回报率呈现波动式下降,至2012年已低于20%。资本深化抑制了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增长,人力资本素质的提高和技术进步可以显著提高资本的产出效率,外贸依存度的增加阻碍了东部地区资本回报率的提高,不影响西部地区资本回报率变动,但对中部地区产生了积极影响。未来应根据地区经济特色与发展阶段,实施改善人力资本、促进技术进步的产业与竞争政策,提高投资效率,推动经济转型。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分析

文章基于改进的宏观模型首次测算1978-2018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从理论分解和经验分解两个视角系统地识别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经历三个阶段:1978-1998年、1999-2011年、2012-2018年.其中,1978-1998年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1999-2011年保持上升趋势,2012-2018年再次出现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较为平缓.且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两个区域性差异特征:一是工业资本回报率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二是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间差异逐渐收敛.同时,经验分解结果与理论分解结果保持一致性,即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正相关,资本错配程度、资本深化速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负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走势,并为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数字经济下的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研究

围绕数字经济和高投资率是否合理的热点话题，文章首先运用改进的宏观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理论分解框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强度和内在机制。测算结果表明，2005—2020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态势，其中2005—2012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保持上升趋势，2013—2020年呈现下降趋势。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提高1%，工业资本回报率会提高约0.4%；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工业资本回报率；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特征，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否提升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基于GMM方法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对中国2002~2013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使用GMM方法分析了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地区差异明显,且具有"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的双重特征;从地区上看,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则存在负作用,这表明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着"N"型的影响关系;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存在"惯性"。     

中国基础设施与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及其产出弹性估算

本文将全社会总固定资本划分为经济基础设施资本、社会基础设施资本和非基础设施资本,进而分别从全国层面和分地区层面对经济、社会基础设施资本与非基础设施资本存量(年初值)的全国时间序列数据(1981—2012年)和31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1997—2012年)进行了完整细致的估算。在此基础上,本文估计了不同类型资本的产出弹性,并对中国生产函数是否具有规模报酬不变性质进行了检验。     

基础设施资本对经济增长贡献的研究进展--生产函数法综述

在影响经济增长的各种因素中,基础设施资本是一个重要的因素.本文在简单回顾基础设施资本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研究发展历史的基础上,对国际上有关基础设施资本影响经济增长(总产出)的效应的研究文献进行了回顾,重点对生产函数法在研究中的应用进行了综述.本文分为3个部分.1、引言;2、生产函数法的应用研究;3、总结和评价.     

资本回报率增长的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研究——基于82个国家面板数据的实证

基于制度层面分析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有助于探索经济增长新动力。计算82个国家的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知识产权保护视角对其变动机制进行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①资本回报率增长存在最优知识产权保护强度，但发展中国家的理论最优强度小于发达国家；②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以远离最优强度状态促进资本回报率提升，发达国家则以接近最优强度状态促进资本回报率提升；③金融危机后，知识产权保护的促进效应在发展中国家更加明显，在发达国家有所弱化；④机制分析显示，知识产权保护通过促进技术创新提升资本回报率。     

商业银行资本约束与资产价格波动——资本信贷率模型的分析

本文通过构建附带资产价格的最优资本信贷率模型,描绘了资产价格与商业银行资本互动影响的关系图,并着重强调了资本约束影响银行信贷规模进而影响资产价格的过程.研究结论认为:监管当局从紧(或放松)的资本要求会造成资产价格下降(或上升),资产价格的变动幅度与无风险利率和信贷规模对资产价格的影响程度相关;而资产价格的波动对银行最优资本充足率目标具有负向影响,影响程度与无风险利率、资产价格变动对企业违约率的影响程度以及监管当局规定的贷款风险敏感度相关.     

利益分配失衡框架下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1997年～2008年省际面板数据的检验

笔者从劳资利益分配框架的视角出发,在现有文献的基础上总结了影响要素分配份额的因素,通过建立数理分析模型探讨劳动收入份额变动的影响因素,并利用1997年～2008年的我国29个省级单位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以检验各因素对劳动报酬份额比例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劳动收入份额下降的主要原因是不断提高的资本产出比、资本增强型的技术进步、工会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缺位以及政府长期以来的重视资本忽视劳动的政策取向.     

制度环境与地区资本回报率

本文测算了1997-2007年中国的地区资本回报率,并运用制度实证分析框架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依次递减,地区间资本回报率差距没有明显缩小;(2)政府干预和非税负担显著降低地区资本回报率,产权保护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尚不显著。因此,作者认为欠发达地区要提高资本回报率以吸引外部资本流入,必须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降低非税负担。     

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索洛经济增长模型中稳定状态的分析

索洛的新古典经济增长模型是理解经济增长的基本工具。用科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以验证索洛模型稳定状态的存在。技术参数、储蓄率、资本的产出弹性增加，都可以提高稳态的人均资本量。技术水平提高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被人们普遍认识，储蓄率短期内较为稳定，资本的产出弹性的变动对人均资本量、单位劳动的产出和消费的影响较大。所以，应当关注资本的产出弹性的变动对经济社会的影响。提高资本的产出弹性的途径主要是发展教育，促进技术进步；采用先进的生产方式和管理方式；大力发展资本市场。     

论生产要素的二元化结构

本讨论在知识经济时代的生产要素，提出要素投入呈现二元化结构形态－物质资本和非物质资本，分析二元化要素各自的增长特征，产出变动随要素变动的关系。     

资本市场错误定价与产业结构调整

本文揭示了资本市场会由于资产错误定价,引起产业结构调整,从而影响实体经济。这种影响具有不对称性,资产价格高估会对产业结构调整产生影响,低估则不会产生显著影响。为进一步探究资本市场影响实体经济的这种特殊机制,将产业结构调整分解为资本变动效应、资本效率变动效应和资本-效率交互效应。结果发现,资产价格高估是通过资本变动效应引起产业结构的调整,论证了产业股票价格高估由于引发资本投入量的增加,产生资本变动效应,从而引发产业扩张。本文的发现意味着,股价高估并非总是不利的,需重视和有效利用资本市场的价格高估,允许生产效率高的新兴产业股票价格高估有利于产业结构升级。本文研究与金融学国际前沿研究相互补充,有助于明确资本市场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具体机制,也为引导产业结构升级、有效扶植战略新兴产业的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宏观经济因素与公司资本结构变动的相关分析

纵观全球企业、大型集团在经营期间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公司资本结构,除了受到市场经济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外,宏观经济因素也对公司资本结构变动产生相当影响,引起研究人员的重视.公司资本结构下包括运营情况、财务状况、财务风险、企业利率等诸多组成部分,一旦有宏观经济因素出现就会促使这些内容的系数变动继而引发资本结构的改变.对此,要持续深入研究宏观经济因素与公司资本结构变动的关系,建立解决措施.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

本文在从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93—2007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本文估测的税后名义资本回报率在8.0%到13.8%之间,税后实际资本回报率在6.9%到12.9%之间,明显低于现有结论。资本的异质性与年份效应导致高估折旧率、人为低估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进而高估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由投资来源和增长扩张模式所决定,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份额上升。高估资本回报率会误判要素价格政策的调整空间和效果,资本回报率水平不足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中国的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讨论。     

社会资本对收入水平及差异的影响是扩大还是减少*——来自12省份城市居民的样本

本文基于CHIP（中国家庭收入调查）（2002年）数据,实证研究了我国城市居民的社会资本对其收入水平和差异的影响。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居民收入会随着自身社会资本的改善而提高。社会资本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可以分解为两种不同的机制：（1）即使个体的社会资本相同,由于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的异质性,社会资本在不同的收入群体中会产生扩大收入差距的影响;（2）给定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相同,个体社会资本量的异质性也会扩大收入差距。笔者用分位数回归方法分析了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在不同收入水平上的分布,从而验证了第一类机制。给定社会资本的收入回报率相同,使用夏普利值分解的方法发现,个体社会资本量的异质性会加剧收入差距的扩大,但是这一贡献并没有区域、行业特征等因素显著。随后的实证分析检验了社会资本对收入确实有提高作用,同时也分析出社会资本可能会缩小收入差距。这加深了我们对于社会资本在经济发展中微观机制的理解,并对制定消除收入差距的政策有指导意义。     

转轨时期我国行业层面资本积累的研究——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量的测算

本文区分了资本财富存量估算和资本服务流量估算的差异,并使用OECD的资本测算框架估算了具有国际可比性的我国行业层面资本存量和资本流量数据。结果表明,同发达国家相比,不管是资本产出比还是资本收益率数据,都不能说明我国资本积累过度;但基础设施行业的资本积累速度明显偏快。从资本流量估算结果发现,制造业的资本生产率在提高,而第三产业特别是基础设施行业资本生产率在下降;第三产业的产出增长主要来自资本的贡献;而行业间资本再配置效应为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