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资本回报率变动的动因分析——基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

本文推导了资本回报率的计算公式,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的视角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发现影响资本回报率变动的主要因素有:乘数大小、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利用1980—2009年数据计算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估算了资本的边际产出弹性,并对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进行了分解。实证研究发现,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并没有随投资的增长而降低,资本深化虽然导致了资本回报率的降低,且乘数放大了这种效应,但技术进步却提高了资本的边际产出,从而使得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处于一个稳定水平。     

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分解

资本回报率是交通运输基础设施投资效率的重要反映,也是分析交通运输基础设施影响经济增长的有力依据.本文估算了全国和分省交通运输基础设施的资本存量和资本回报率,并着重对1979-2013年全国资本回报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影响中国交通运输基础设施资本回报率的主要因素是产出资本比,其次是产出价格变动和资本价格变动,而折旧率可视为几乎没有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分析

文章基于改进的宏观模型首次测算1978-2018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从理论分解和经验分解两个视角系统地识别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978年以来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经历三个阶段:1978-1998年、1999-2011年、2012-2018年.其中,1978-1998年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下降趋势,1999-2011年保持上升趋势,2012-2018年再次出现下降趋势,但下降速度较为平缓.且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两个区域性差异特征:一是工业资本回报率由东向西依次递减;二是工业资本回报率区域间差异逐渐收敛.同时,经验分解结果与理论分解结果保持一致性,即全要素生产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正相关,资本错配程度、资本深化速率与工业资本回报率变动负相关.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走势,并为产业政策制定提供合理依据.     

高技术产品出口是否提升了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基于GMM方法的动态面板分析

本文对中国2002~2013年的高技术产品出口情况进行了分析,并使用GMM方法分析了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中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地区差异明显,且具有"出口导向和投资驱动"的双重特征;从地区上看,东部和西部地区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显著促进作用,中部地区则存在负作用,这表明高技术产品出口对资本回报率有着"N"型的影响关系;中国资本回报率的变动存在"惯性"。     

金融发展、投资扩张模式与中国的资本回报率*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金融发展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机理，并使用中国省际数据进行了实证验证，得出的主要结论有：中国的资本回报率由2008年之前的平稳期进入到大幅度下降期，但区域间趋同趋势明显；中国金融发展不足与发展过度问题并存，其对资本回报率的影响也因地区不同而出现了明显差异，在投资扩张系数较高的地区存在着“金融失效”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较低的地区存在着“金融诅咒”现象，在投资扩张系数居中的地区存在着“结构失调”现象；政府干预会加剧金融发展的不利影响，但该作用在不断减弱；资本积累对技术进步促进作用的缺失，是资本存量对资本回报率产生负向影响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增强型技术进步不仅促进了资本回报率的提升，还延续了投资驱动型增长的时期；技术进步是中国资本回报率提升的重要动力。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我国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新一轮投资增长和经济景气微观基础

本文估测我国改革开放时期工业企业资本回报率九个系列指标，并在此基础上系统观察我国资本回报率长期走势特点、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景气短期波动关系、物价变动因素对资本回报率影响、不同类型企业资本回报率以及中外资本回报率比较等问题。本文发现的经验证据提示我国新一轮投资较快增长和经济景气具有相当程度微观基础，因而对反思和探讨宏观调控政策措施选择问题具有借鉴意义。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有多高?-年份资本视角的宏观数据再估测

本文在从年份资本理论视角讨论投资、折旧和资本积累的基础上重估中国1993—2007年的资本回报率。结果显示,本文估测的税后名义资本回报率在8.0%到13.8%之间,税后实际资本回报率在6.9%到12.9%之间,明显低于现有结论。资本的异质性与年份效应导致高估折旧率、人为低估投资增长和资本存量,进而高估资本回报率。资本回报率的长期趋势由投资来源和增长扩张模式所决定,近年来资本回报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技术进步导致资本份额上升。高估资本回报率会误判要素价格政策的调整空间和效果,资本回报率水平不足以判断投资是否过度,中国的高投资驱动经济增长模式的可持续性值得深入讨论。     

制度环境与地区资本回报率

本文测算了1997-2007年中国的地区资本回报率,并运用制度实证分析框架研究了制度环境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研究发现:(1)东中西部地区的资本回报率依次递减,地区间资本回报率差距没有明显缩小;(2)政府干预和非税负担显著降低地区资本回报率,产权保护对地区资本回报率的影响尚不显著。因此,作者认为欠发达地区要提高资本回报率以吸引外部资本流入,必须提高政府服务效率和降低非税负担。     

数字经济下的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研究

围绕数字经济和高投资率是否合理的热点话题，文章首先运用改进的宏观模型测算2005—2020年中国省际工业资本回报率；并基于理论分解框架实证检验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强度和内在机制。测算结果表明，2005—2020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呈现先升后降的变化态势，其中2005—2012年全国工业资本回报率保持上升趋势，2013—2020年呈现下降趋势。回归结果表明，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即数字经济发展指数提高1%，工业资本回报率会提高约0.4%；数字经济发展可以通过降低资本错配程度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提高工业资本回报率；数字经济发展对工业资本回报率的作用表现出显著的空间异质性。研究结论有助于准确把握数字经济时代工业资本回报率的变动特征，并为政策制定提供指导。     

基于培训视角的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绩效——中国非上市工业企业层面的截面数据分析

笔者利用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非上市工业企业构成的截面数据,用培训费衡量人力资本投资,实证分析了人力资本投资与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的绩效与人力资本投资成正向关系;企业绩效与物质资本投资成负向关系;不同省份,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绩效影响波动较大,相对于西部地区来讲,中、东部地区人力资本投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较大。因此,国家应该建立科学有效的人力资本投资体系,并形成稳定的投资制度。     

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实际利率与投资：基于行业数据的分析

针对中国“高储蓄、高投资”的经济增长模式是否可持续的争论，本文对工业行业资本回报率进行了测算，然后考察了资本回报率与投资的相关性和因果关系，分析了资本回报率行业差异的原因及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我们发现：除了2008年和2011年下半年至2012年上半年的两次下跌之外，中国工业资本回报率自1999年以来一直处于上升趋势；大部分行业的资本回报率都很接近，但国有垄断行业的资本回报率要显著高于平均水平；投资对于资本回报率与实际利率之差高度敏感，-9实际利率的相关性则不显著；货币调控存在明显的行业效应．其中行业的外向型程度、资本回报率和人均固定资产净值对于其货币供应反应弹性有着显著影响。     

西部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的资本约束分析

根据西方经济学的增长理论,从资本约束视角着手,分析西部欠发达地区的资本约束条件,具体探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自然资本和社会资本等因素对其区域经济增长的制约。针对西部欠发达地区当前的资本约束问题,围绕如何提高欠发达地区的资本储备和转化能力,提出一系列政策建议。     

论西部大开发的资本市场瓶颈制约及路径选择

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落后。开发的规模庞大,最大困难是启动资金短缺。而资金的来源不外乎有引进外资、争取东部地区资金和西部地区自身积累资金。市场规则决定了资本总是向投资收益率高区域流动。东西部地区在经济基础、社会环境、人口素质和交通通信方面的差距,使东部地区投资的回报率明显高于西部地区,单从经济增长角度看,东部地区的投资回报率平均为36.6％,而西     

中国主要省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利用效率及投资取向

要实现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而作为主要生产资源的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就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文章以经济增长理论为依据,利用生产函数分析了中国主要省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发现1990年代之后大多数省区的人力资本贡献率已超过了物质资本的贡献率,说明经济增长方式已发生了由外延式向内涵式的很好转变。进一步根据生产者均衡理论,计算了主要省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的利用效率,发现大部分省区的利用效率没有达到最优状态,但1990年代以来利用效率在不断提高。在此基础上,计算了通过提高两项资本利用效率可带来的GDP增长潜力,发现当利用效率达到最高时GDP可增长近24%。由此给出了各省区物质资本与人力资本投资比例的调整方向。     

文化资本异质性能够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效率吗?——来自30个省区面板数据的理论与实证研究

从文化资本异质性视角来看,中国儒教伦理文化资本、商业精神文化资本以及两者之间的非协同效应对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有重要影响。本文利用中国1997~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在随机前沿模型(SFA)基础上进行经验研究,结论表明:儒教伦理文化资本和商业精神文化资本可以通过人力资本、组织效率以及市场效率等途径,成为促进中国经济增长效率提高的有利因素,但因异质性形成的非协同效应降低了市场交易效率,限制了经济增长效率的提高。因此,提高中国经济增长效率,不仅需要提高文化资本水平,还需要促进不同文化理念之间的融合,充分发挥儒教伦理与商业精神的协同效应。     

资源约束、技术效率与地区差异——基于中国省际数据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

中国东中西部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不同要素投入的需求明显不同。东部地区发展水平较高,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较大,资本的作用逐渐减低,资源约束的影响较小;而中西部地区较低的发展阶段决定了劳动力和资源要素投入对增长的推动作用较为显著,尤其是西部地区,人力资本水平较低,资本投入有限,资源投入是推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进一步地,对不同地区资源约束下的随机前沿模型分析表明,技术效率是造成地区差异的主导原因,而人力资本较低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西部地区技术的发展和创新能力的形成,从而阻碍了提高资源使用效率的技术发展,使得西部地区资源约束对增长的影响较大。     

我国经济低效率分析

人类全部经济活动分为人与自然发生物质变换的直接生产过程和人与人之间发生诸多利益关系的交易过程。影响直接生产过程效率的因素是智力,它的具体形式体现在人力资本中的技术和体现在物质资本中的技术。我国直接生产过程效率低的原因并非一般性的技术落后,而是由于人力资本不足以及人为设置的产业类型超越了我国的技术资源条件。影响交易过程效率的因素既有智力,又有道德,二者主要通过教育投资形成,皆为资本。作用于社会的智力资本和道德资本也采取二种形式积累,一是在人的精神中积累,形成“社会人力资本”,二是在制度中积累,形成良好、有效的制度。社会人力资本和有效制度都影响着人的行为,从而影响效率。从交易方面看,我国经济低效率是因为社会缺乏智力资本和道德资本,没有能力形成有效制度,致使社会的生产性努力减少,交易费用奇高。只有通过大力发展现代教育,积累足够的智力资本和道德资本,方可完善我国的经济、政治和法律制度,并在此基础上改善和提高经济效率     

适宜技术理论与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基于IDEA的经验分析

根据适宜技术理论的新近观点,本地化技术进步、适宜技术条件和不同投资率的共同作用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不同的区域经济增长绩效。从经验分析上看:1990-2004年,中国省份经济增长中不仅存在着明显的本地化技术进步和技术无效率现象,而且省际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变化的差异一起主导了省际经济差距的扩大;省际人力资本积累的差异在这种差距扩大中也具有一定的推动作用,而省际资本深化的差异却在其中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因此,加大要素投入力度、实施技术能力建设和进行适宜技术选择,是中国落后地区缩小与发达地区之间的经济差距的重要措施。     

各类所有制企业对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分析 ——基于资本回报率的视角

本文以上市非金融企业为样本,对中国各类所有制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进行了估算。结果表明,虽然2012年以来中国的资本回报率呈明显下降趋势,但减税降费在巩固资本回报率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得益于强有力的新冠肺炎疫情应对政策,2020年企业税后资本回报率小幅提升,但企业盈利恢复基础仍不稳固。民营企业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国有企业,但2018年以来,受内外环境变化等因素影响,民营企业的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央企税前资本回报率明显高于地方国企,在稳增长中的作用更为突出,地方国企盈利能力亟待提升;集体、外资等其他所有制企业资本回报率均值较高,但样本数量有限、波动较大。今后,应加快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优化国有经济布局,深化资本市场发展,更好促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