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地产权结构变迁研究述论与展望

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各项制度、政策都在都在调整和改革.而产权结构作为内生变量对经济绩效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农地产权结构是农地产权在不同主体间的安排以及产权内部各项权利构成的总体反映.本文总结了关于农地产权结构某些方面的相关观点和内容,从历史变迁的角度整理了中国农地产权结构的变化,分别阐述其与农业绩效、经济增长等方面的联系.以探求提高农地利用效率、有效解决中国农村贫困问题的地权改革途径,对未来中国农地产权结构的完善以及如何促进中国农业经济腾飞进行了展望.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及改革研究——法律与产权角度的解读

一个法律"所有权"存在重大缺陷的制度,必然导致在其框架下的其它正式制度难以自洽,也使得法律规定下的产权制度难以发挥其激励约束功能,这正是当代中国农地制度问题的核心。文章围绕这一主题,就当代中国农地法律和产权制度中存在的主要缺陷及后果进行了分析,也试图从这一角度解释当代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现状及改革困境。     

基于农民利益保护的农地产权安排探讨

我国农地制度对农民和农民集体权益的忽视,是导致土地违法乱占、低效利用的根本原因。文章从保护农民利益角度,分析了现行农地制度的弊害,对国内相关研究进行了评述,提出了农地产权安排建议。     

论农业现代化背景下的我国农地流转

农业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国加快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依法鼓励农户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是实现农业规模化经营进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当前,我国农地流转处于探索阶段,农地产权残缺、土地流转市场机制不健全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是农村土地流转的现实约束.农地的合理、有序、健康发展有赖于农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农地流转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和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全.     

中国农村土地制度变迁:一个产权的视角

农地制度历来是中国农村变革的关键,其要义在于产权。本文从产权角度对建国后中国农地制度变迁作了简要分析。作者认为,产权的界定与实施决定着产权的经济绩效。土地改革以来各种农地制度创新形式的不同经济绩效都与产权清晰程度和实施机制有关。     

再论我国现阶段的农地制度

为什么要将我国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改成国家所有制;对我国现阶段农地制度改革的八点补充说明.     

论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

现行农地产权制度与农村市场经济发展存在诸多矛盾 ,如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集体所有权名不副实、农民缺乏对土地独立、稳定和受保障的产权等。改革我国农地产权制度 ,可从界定农地产权、确立农民的市场主体地位、规范土地产权界区、开展农地产权的市场化流转等几个方面入手 ,而中国农地产权制度创新的目标模式较长时间内可以是土地股份合作制。     

我国农地征收中的农地产权研究

农地产权制度不仅影响土地资源配置及其效率,而且影响农村社会稳定和社会公平正义。我国土地征收冲突的频繁发生,究其原因在于土地征收过程中征收权的扩张和农地产权的缺位。分析我国土地征收制度和程序,农村土地产权的缺位集中表现在:公共利益模糊、产权主体参与程度不够深入、补偿机制不合理、救济途径缺失。最后,从保障农地产权的角度提出我国农地征收制度的完善必须在理念上确立制约征收权、保障农地产权的立法精神,在法律程序的设计上必须强化对征收权的制约和农地产权的保障。     

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农村土地制度的创新

二元经济结构的改善需要农地制度的创新.农地制度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必须兼顾社会保障与效率两重功能,国有制、个人所有制、土地股份制都不符合这一原则.作者的产权分析框架认为,产权效率取决于权利的界定及实施.中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是坚持集体所有制的前提,通过农地权利的界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决策制度的创新,进一步理顺乡镇政府、村集体组织与农民的关系.     

农地流转生成内在机理的制度逻辑分析

与以往将农地流转作为一种可以解决现实三农问题的经济现象的分析角度不同,文章以农地流转的秩序化、规范化即农地流转制度的建立为分析起点,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研究了农地流转制度与农地产权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间的逻辑关系。笔者认为农地流转制度是在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产权效率增进的过程,是农地制度内从属制度的边际调整。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约束条件下的功能发挥与演进

中国农地产权制度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 成绩,但其取得成效的原因却莫衷一是.通过梳理不同学科对产权功能的论述发现,看似曲折的农地产权制度变革背后有着合理的经济、社会与政治逻辑,不同阶段的农地产权制度安排都是在考虑制度实践困境、国家能力状况、国家诉求特征等约束条件下的抉择,改革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在约束条件下适势推进制度变革,通过产权功能的逐次释放来提升制度绩效.农地产权功能发挥整体上经历了由单一到全面的过程,经济功能发挥具有渐进性特征,社会功能发挥经历了由强制性向规范性的转变,政治功能发挥日趋自主性.在三权分置改革推进过程中,可在产权功能全面发挥的框架下推进制度创新,同时畅通社会与国家的协商渠道,及时回应治理反馈,以提升制度改革绩效.     

租赁制是我国农地制度创新的方向

农地租赁是在我国社会主义公有制农地资源均分以及工业化城市化背景下,调节农地资源余缺、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唯一可行的市场运作方式。目前,农地租赁是按照市场供求规律纠正农地流转和规模经营非市场化运作的有效手段,也是以市场化方式使农村集体土地从分散经营走向集中经营的有效途径,还是一种具有合作经济性质的新的“联产”形式。基于公平和效率并重的农地租赁制度也是建设和谐社会主义新农村重要的制度保障。农地租赁制度的重建符合农地使用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原则,可以以最小化的改革成本获得最大化的改革绩效。因此,农地租赁制度将是我国农地使用制度改革的发展方向。     

我国农地产权制度对农业生态环境的影响分析

有效的农地产权制度是农业生态环境得以保护和农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基础。目前,由于我国农地产权制度的不合理,使得农地利用状况对农业生态环境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在当前及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要在保持家庭承包责任制基本制度稳定的前提之下,不断创造出新的制度供给,在“明确所有权,稳定承包权,搞活使用权”的政策导向下进一步完善农地产权及相关制度,以促进农地产权制度与生态环境的和谐,确保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山区土地制度改革低成本困境张力反思——以临沧市永德县大雪山乡为例

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成本低效的基础上,分析土地在效率配置、效益经营、耕作方式上对农民收入增长束缚的现状缺陷。而农地产权界定模糊、农地流转效益缺失、土地养老负担沉重、可耕土地空间布局差等资源禀赋因素严重制约了欠发达地区农业现代化的进程。注重欠发达地区农村土地承包农户的物权确认、农地流转多重增益权、弱化农地养老保障功能、增加多元农业资本收益等制度措施是改善农村山区低成本效益的路径抉择。     

中国农地制度变迁:复归抑或常态——一个经济解释

学术界对我国农地制度改革的探讨大多基于已有的规范认识之上,局限性很大。文章试图通过重新审视建国以来有关中国农村土地制度的变迁历程,找出变迁的内在逻辑,得出农地改革要符合农民的认知和意愿,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统一是农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农地制度改革必须以农民的发展权为基础,有效的产权配置是农地改革成功的关键,只有在这样的理论指引下,抛弃各种已有模式的局限,中国农地制度改革才有希望。这不仅关系到历史经验的厘清,更是当下农地制度改革能否继续深入的前提。     

我国现阶段农地制度新探

我国现阶段农地制度不明确,严重制约着"三农"问题的解决.必须从此着手,重新构建我国的农地制度,实行农地国有化、产权农户家庭化;农户真正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国家加大对农业的投入,废除对农民的一切苛捐杂税,减免西部农民的农业税,财政转移支付全部用于农业.     

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变迁历程及启示

现行农地征用补偿制度产生了诸多问题,已成为我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现实障碍.本文对新中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进行梳理,对不同阶段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效果及其原因进行了分析,认为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根本问题不在于补偿标准,而在于农地产权制度、公权力的无约束、土地生产要素功能的被忽视和农民权利的缺失.因此,今后我国农地征用补偿制度的改革应主要从上述几方面进行.     

论农地权利组合模式及其在宏观经济发展中的功能

在我国农地法律制度安排中,诺思所言的产权结构应理解为由农地集体所有权与承包经营权所构成的农地权利组合模式,意识形态则为农民的农地权利意识与观念。据此探析我国演变成型的现行农地权利组合模式,会发现其具有公有意识形态、弹性的物权组合、无偿性及复合性法律关系的特点。正是这些特点使得现行农地权利制度框架,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与社会秩序的和谐稳定中,承担着独特的经济功能与社会功能。     

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制度障碍与制度构建

中国现行土地法律制度与农村建设用地流转的现实已经不相适应。城乡分割的二元土地制度、农地的产权残缺及其所承栽的社会保障功能的日益强化限制了农地的流转。因此，需要对农村建设用地使用权流转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或调整，明晰农村土地产权，明确土地流转的收益分配，改革土地征用制度，建立和逐步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农地“隐性市场化”:问题、成因与对策

随着农村城市化进程和房地产市场的快速发展 ,近年来出现了集体所有制的农地隐性进入城市土地市场的现象。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利益机制的驱动 ,农民不愿种地和土地管理滞后。其危害表现为 :破坏市地公平机制、土地收益分配不公、税费流失、破坏城市规划、耕地保护受到侵蚀、滋生腐败等等。针对造成农地“隐性市场化”的成因 ,应该从农村集体土地产权改革、建立城市土地储备制度、构筑数字化国土资源信息系统和改革土地监察管理体制几个方面解决农地“隐性市场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