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发展与企业投资效率———基于融资约束与预算软约束视角的分析

沿着“金融发展—融资约束缓解—企业投资”的思路探讨了中国金融发展对企业投资效率影响,研究结果显示：（１）中国企业普遍存在融资约束,但预算软约束弱化了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实际作用。（２）金融发展通过金融中介———国有银行体系这一途径缓解了国有企业的融资约束,而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并不显著。（３）预算软约束弱化了金融发展对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作用和对投资效率的促进作用,并带来过度投资和效率损失;由于金融发展对非国有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效应不显著,也难以在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因此,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必须同时从金融发展（尤其是金融市场发展）与硬化预算约束两方面着手。     

FDI创新溢出与门槛效应——基于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的分析

本文采用面板数据的变系数模型和非线性面板平滑转换回归模型对1998～2008年我国高技术产业13个细分行业中FDI的创新溢出和门槛效应进行检验和测算,结果显示：FDI创新溢出效应在我国高技术产业各细分行业中存在明显差异;行业技术水平、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程度对高技术产业FDI创新溢出效应皆存在门槛效应,具体而言,当内资企业行业技术水平超过0.756的门槛值后,FDI创新溢出提升的速度明显加快;当内资企业的人力资本跨过的7.79门槛值后,FDI创新溢出效应出现显著的跃升;FDI创新溢出效应只有在市场竞争程度较激烈（赫芬达指数〈638.0）的行业才更为明显;与人力资本、市场竞争程度相比,行业技术水平对FDI创新溢出的影响最为显著。     

环境规制与重污染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中央环保督察的准自然实验

中央环保督察是中国推进环境保护的一项重要制度。以重污染企业为样本,运用双重差分法(DID)探究中央环保督察对企业融资约束的影响及机制。研究发现,中央环保督察缓解了重污染企业的融资约束。作用机制在于,中央环保督察通过促进绿色创新以及降低代理成本而缓解了融资约束。进一步分析例行督察和“回头看”都能缓解融资约束,且缓解效果在规模大、无政企关联的企业中更为显著。     

数字化转型提升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机制研究

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信息环境改善效应、公司治理完善效应以及融资约束缓解效应,从而能够优化企业的投资决策,促进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以2007—2020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采用调节效应模型检验数字化转型对企业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发现：数字化转型会增强企业投资水平与投资机会的正相关性,表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企业资本配置效率提升;数字化转型对信息不对称程度较高、代理问题较大、融资约束较强企业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表明数字化转型能够通过缓解企业的信息不对称、代理问题和融资约束等提升资本配置效率;对于研发强度较高、金融化程度较高、银企关联程度较低、成长期、规模较小的企业,数字化转型具有更为显著的资本配置效率提升作用;数字化转型还可以显著促进企业的会计业绩提升。因此,企业应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并积极改善信息环境、完善公司治理、缓解融资约束,以更好地把握投资机会,提高投资决策质量和资本配置效率。     

FDI技术溢出与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实证研究

在借鉴Haddad和Aitkin的R＆D内生增长模型基础上引入人力资本变量,实证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对我国东、中、西部高技术产品出口的影响。结论表明：我国东部高技术行业人力资本的吸收能力最强,中、西部人力资本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很弱,西部地区甚至出现负值。这说明FDI技术外溢效应在我国中、西部地区尚未完全显示出来;整体上我国国内的R＆D劳动力投入对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推动作用很小;FDI通过技术外溢提高我国高技术行业的现有技术存量,提高我国出口的高技术产品的技术含量,有利于促进高技术产品的出口。     

会计稳健性、融资约束与投资不足:基于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的证据

中小企业发展迅速,已成为我国经济体系的主要力量。中小企业的投资活动,不仅影响了企业自身发展,也关系到国民经济的良性发展。本文通过国泰君安数据库搜集数据,以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2015-2017年的数据为研究样本,经过实证分析得出结论:我国中小板上市公司目前仍然普遍存在融资约束状况,而融资约束是诱发企业出现投资不足的关键因素;会计稳健性较强的中小板上市公司可以缓解融资约束的程度;中小板上市公司可以通过提高自身的会计稳健性水平,利用其与融资约束的反向作用,缓解、弱化企业投资不足的程度。本文对我国中小企业缓解融资约束、进行科学理性的投资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同时可以补充关于会计稳健性经济后果的相关研究。     

中国金融发展与企业融资约束的缓解——基于系统广义矩估计的动态面板数据分析

融资约束是制约企业和地区经济发展的极大障碍,从2003～2007年中国上市公司的面板数据和动态面板的分析结果发现,中国上市公司普遍存在融资约束;金融发展有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约束水平,民营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较国有上市公司得到更加明显的缓解;金融中介的发展在缓解企业融资约束中的作用远比股票市场发展的作用大。     

FDI对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基于中国高技术产业分行业面板数据的检验

基于2004—2008年中国高技术产业15个细分行业的面板数据,研究了FDI溢出效应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的溢出效应。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对中国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能力并没有产生显著的溢出效应,主要原因是我国企业在全球产业链中,一直处于生产微笑曲线的低端;内资企业创新能力的主要决定因素是其自身的研发资本和人力资源投入。     

外商直接投资与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基于中国上市企业的研究

在数字化潮流和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外商直接投资(FDI)与东道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系尚未被揭示。通过研究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影响,发现FDI能够促进东道国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该结论在稳健性和内生性检验后仍然成立。企业效率机制、战略决策机制、资金约束缓解机制和数字化转型风险缓解机制是FDI促进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四个渠道。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存在异质性：FDI对东道国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促进作用在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更高的地区更大,在外商控制权更强的企业中更明显;在区分企业数字化转型方向后发现,FDI对向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显著,但对向非线上服务类数字化转型的企业促进作用不明显。在数字化发展背景下,FDI对东道国企业仍具有积极意义,上述结论对企业在高水平对外开放背景下克服数字化转型困境具有参考价值。     

R&D补贴与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基于数字经济产业的检验证据

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及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8-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产业上市企业数据,根据信号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分析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的影响,进一步讨论融资约束与企业风险承担对R&D补贴信号传递的双重中介效应.实证研究发现,R&D补贴对数字企业技术创新存在显著的促进效应,这一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R&D补贴对传媒及互联网服务行业科研投入、软件及信息技术服务行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高创新能力企业,R&D补贴对低创新能力企业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于大规模和国有控股企业,R&D补贴对中小规模和非国有控股企业科研投入与专利申请的促进效应更为显著.R&D补贴通过缓解融资约束和提高企业风险承担水平来促进数字企业技术创新.研究结论为政府部门制定数字企业创新激励政策提供了重要检验证据.     

地理集聚是否影响了企业的出口决策?———基于产品技术复杂度的研究简

利用2000—2007年中国制造业企业的非平衡面板数据,本文从产品技术复杂度出发采用Heck—man选择模型考察了地理集聚对中国出口贸易的微观影响。结果显示,集聚程度的提高改善了企业的出口决策,显著提高了技术复杂度较高企业的出口倾向和出口量,促进了中国出口贸易发展的“二元边际”。分组样本的估计还表明：（1）集聚程度的提高对技术密集型企业出口决策的影响最大,资本密集型企业次之,劳动密集型企业最小,甚至不能显著影响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出口量;（2）集聚程度的提高既能促进民营企业的出口概率,又能提高他们的出口量,但是却只能扩大外资企业和国有企业的出口量。     

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企业R&D投资具有“挤出”效应吗?

本文揭示了领导干部异地交流这一制度安排对中国企业RD投资行为的影响。手工搜集了省级地方官员异地更替的相关经验数据,并结合2005~2007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中60多万个企业RD投资的相关数据,从实证角度考察了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辖区内RD投资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RD投资具有显著的"挤出"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市场化进程有利于弱化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RD投资的"挤出"效应。此外,相对于非高新技术企业而言,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高新技术企业的RD投资产生更强的"挤出"效应。最后,地方官员异地更替对隶属关系特征不同的国有企业RD投资具有显著差异。本文的研究丰富和拓展了政府干预与RD投资理论的相关文献,为进一步理解地方官员干预企业RD投资和经济转型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市场结构、市场绩效与企业的创新行为——基于中国工业企业层面的面板数据分析

本文基于新产业组织学中SCP分析范式,采用2004～2007年中国规模以上工业统计数据库,利用Tobit模型对影响企业研发强度的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发现,企业规模和市场集中度与研发强度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这意味着在一定范围内,规模的增长和竞争的加剧是有利于创新的。从企业产权特征来看,与其他所有制相比,股份制和有限责任制企业的创新投入激励要更大些,而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则无明显差异。此外,企业的市场份额越大,其研发积极性也更高,这表明研发具有一定的规模经济。除了市场结构对创新投入影响外,市场绩效也影响着企业的研发强度,其中,企业的利润积累能促进研发支出,且研发支出也随新产品产值比重的提高而增加。最后,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本文就如何鼓励企业创新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     

产权理论视角下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合理性探讨

我国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对投融资提出了极大需求。由于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民营经济主体在创业发展过程中往往得不到正规金融机构的资金支持,民间金融成为民营中小企业的重要融资手段和方式,然而民间金融在我国一直以半隐蔽方式发展。基于产权理论对中国民间金融发展的合理性进行梳理和逻辑论证,明确指出政府在金融制度变迁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中国企业国际直接投资模式选择的影响因素——对跨国并购与合资新建的实证分析

运用制度因素和组织学习的经典理论,根据制度约束和国际经验,就中国企业如何选择跨国并购和合资新建两种国际直接投资模式提出一系列假设,并通过对2000年以来中国企业实施跨国并购和合资新建的样本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对假设进行了验证,得出了中国企业面临的制度约束越强,FDI时越倾向于合资,而企业的国际经验越丰富,FDI时越倾向于并购的结论。同时,还揭示出一系列在制度转型和加速国际化背景下,影响企业选择并购和合资的宏微观层面的特定因素。     

现阶段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特点分析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在不同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现阶段主要表现为:对外投资规模增长较快;投资领域及投资区域较为集中;投资主体以国企为主,民企投资迅猛发展;对外投资的资本形式、融资方式、实现方式及投资路径多样丰富,同时国家在法律、财政、税收、金融等各个方面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措施正逐渐加大。     

民营资本青睐金融业

近几年来处于边缘化地带的民营资本正在迅速成长起来,对投放金融业的热情空前高涨,并争先在银行、保险、证券、租赁等领域彰显自己的能量。他们有的是看到了金融业在中国的巨大发展前景,希望在新一轮的金融业整合中抢占先机,也有为数不少的民营企业急于进入金融业,纯粹是为了短期的套现和"圈钱"。不管其目的如何,它将对我国金融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也给我国的金融监管提出了重要的研究课题。     

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中国纺织业出口了吗

对1999～2005年中国31个省市纺织业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促进了中国纺织业的出口,这种促进作用的大小与企业的平均规模有关,企业平均规模越小,促进作用就越大;台港澳外资和其他来源地外资对纺织业出口的影响与整体外资的影响类似,但台港澳外资对出口的影响略大于其他来源地的外资。进一步的经验分析证明,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是直接影响,其对内资企业出口的间接影响不显著,其他来源地外资的影响甚至是负的。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如何影响了员工收入?

本文以中国"走出去"战略的实施为背景,采用双重差分模型深入地考察了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员工收入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的平均工资水平,并且这种正向的"工资溢出"效应具有持续性而且还是逐年递增的。与此同时,对外直接投资也显著地拉大了企业内工资差距。进一步研究发现,对外直接投资对员工收入的影响因东道国收入水平、企业经营范围的不同而具有显著的异质性。最后我们还尤其关注了对外直接投资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发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并未明显提高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的影响渠道检验表明,尽管对外直接投资显著地提高了员工平均工资,但同时也显著促进了劳动生产率增长,正是由于后者的"生产率"效应部分地抵消了前者的"工资溢出"效应,进而导致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未能对劳动收入份额产生显著的影响。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出口效应区域差异研究

采用全国1990~2005年数据,运用协整和误差修正模型,分国别与地区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母国出口效应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对外直接投资与出口贸易之间存在较为明显的相关性;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具有促进作用,但对于不同国别和地区影响程度不同;对外直接投资对出口贸易的影响程度在长期和短期具有差异,短期内的影响程度较小,长期内影响较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