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城镇化发展的时空差异及协调度分析

新型城镇发展的“新”主要在于“人”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价值是“以人为本”.本文通过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我国不同区域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的对空变化和协调程度.研究表明,我国各地区2003—2013年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均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但区域差异较大.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显著的正向空间自相关,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分布格局;各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呈现不断上升的趋势,协调度较高的地区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因此,各地区应该通过体制机制改革和政策调整,促进城乡各方面的协调发展,进而提高新型城镇化发展水平.     

多维邻近下新型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机制——以长江经济带为实证

研究重构了新型城镇化的评价指标体系,结合改进的熵权法,总体差异指数(GDI),空间自相关分析法等方法,基于联接邻近、距离邻近和经济邻近,构建了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分析了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的时空分异特征和驱动机制。得到了以下结论:新型城镇化综合水平逐年提升,形成东部稳定增长中西部逐渐崛起的圈层空间结构;总体差异指数(GDI)整体呈现出倒"W"型的波动轨迹,且分布呈现出"长江上下游高—中游低"的空间趋势;长江经济带新型城镇化表现出持续显著的集聚态势,在空间上表现出一定的非均质性,空间格局的冷热点分布主要表现出"自东到西"递减的趋势,且热点区主要集中在长江下游的长三角地区;长江经济带的基础机制(经济基础、产业结构)、核心机制(固定资产、外商投资、金融支持)和保障机制(社会保障、政府行为)均对新型城镇化具有正向驱动作用,且存在空间邻近效应。     

湖南省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的耦合协调发展

通过构建新型城镇化建设和金融支持水平的综合评价体系,基于2000、2005、2010、2015年面板数据,使用熵值法并建立耦合协调模型,分析了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和金融支持水平综合指数、协调发展状况以及时空演变特征。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湖南省各市州新型城镇化建设综合指数稳步提高,区域差异表现为东部大于西部的阶梯分布特征。金融支持综合指数呈现波动上升趋势,总体上低于同期新型城镇化建设水平。②从时间维度看,新型城镇化与金融支持协调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态势,2010—2015年提升幅度最高。各市州协调发展水平差距由大变小,趋于平衡发展。从空间角度分析,湖南省区域间差距较大,呈现出长株潭城市群发展水平遥遥领先,大湘西地区协调发展速度最快,其他市州耦合协调发展程度参差不齐的态势。③金融支持与新型城镇化的相对发展状况呈"倒三角"态势,两系统协调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在于城市建设资金、存贷比、金融中介效率方面。     

河西走廊城镇化网络空间的特征分析

文章建立2005年、2010年和2015年河西走廊地区城镇化水平指标体系,得出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生活城镇化三个公因子,计算该地区的城镇化综合得分;运用空间探索数据分析法(ESDA)分因子分析该地区城镇化水平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该地区的城镇化综合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嘉峪关和金昌的城镇化综合水平一直处于较高水平,而武威和张掖的城镇化综合水平较低;2005年呈现空间分布相对分散,2010年与2015年呈现出以嘉峪关和金昌为"城镇核心"的中心——外围分布态势。     

中部六省城镇化质量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基于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分析

运用熵值法从城镇发展水平、城镇发展效率和城乡协调方面对中部六省2003年和2010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借助GIS空间自相关及热点区分析方法,对城镇化质量的空间格局分异及演化进行探究。研究表明:1区域各市城镇化质量差异拉大且城镇化质量较低的城市数量增多。2城镇化质量较高的区域大都集中在省会及周围城市;区域城镇化质量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集聚分布格局,但集聚度减弱;热点区呈现由少数高强度中心到多中心分散格局,集聚中心弱化,缺乏全局性的高值集聚中心区;热点区域与城市群具有较好的拟合性。3经济水平、产业发展、对外开放、宏观政策是当前中部地区城镇化质量空间差异的主要驱动力。     

基于GIS的京津冀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时空格局演化

京津冀地区是国家的重点发展区域,尤其是"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之后,京津冀地区的规划和建设成为研究热点。文章以区域新型城镇化作为研究对象,将GIS技术与定量分析方法相结合,选取1995年、2000年、2005年和2010年的21个能够反映新型城镇化的指标建立指标体系,采用熵值法系统地测算了京津冀区域13个城市的新型城镇化水平,并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法分析了新型城镇化空间格局的演变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京津冀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存在空间差异,1995~2010年空间差异不断减小;(2)张家口、承德地区是京津冀新型城镇化水平的"低地";(3)1995~2010年京津冀新型城镇化的空间格局未发生明显变化,但区域增长极存在由"北京+天津"两极向"北京+天津+石家庄"三极转化的趋势。     

中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

边境地区作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平台。城镇是边境地区对外开放和区域合作的载体,衡量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水平及未来发展态势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文章以陆地边境134个县级单位作为研究对象,从经济、社会、人口三个维度综合构建城镇化指标体系评价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并通过象限图法评估其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态势,从而为未来边境地区城镇化发展提出建议。结果表明:①2000—2015年,我国边境地区的城镇化水平总体呈线性缓慢增长态势。②边境地区的城镇化发展空间格局呈北高南低、东高西低的态势,高、低水平边境县域各自集聚呈带状分布,但其空间差异呈缩小趋势。③2000—2015年,边境地区社会城镇化进程较快,而经济城镇化、人口城镇化进程相对较慢;边境地区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由早期的经济、社会城镇化的非可持续转为人口、经济城镇化的非可持续。从空间格局看,东北、内蒙古、新疆边境地区的经济增长乏力,西藏边境地区的人口流失问题亟待解决。     

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进特征与成因

揭示中国区域经济差距的时空演进特征，查找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给出推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路径选择，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内容。本文探索性地将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转向、历史沿革与定量测度进行有机结合，对区域经济差距的演进特征及其来源进行了探讨；探索性地将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升级和城镇化水平对区域经济差距的非线性、空间辐射性影响纳入同一个研究框架进行了成因分析。研究发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区域经济差距在时间上整体呈现波动缩小态势，且表现出周期性特征；在空间上表现为东、中、西依次递减的分布特点，且东部与中西部经济差距是影响区域经济相对均衡的关键。进一步研究表明，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加强新型城镇化建设，可有效缩小区域经济差距；新型城镇化作用主要通过区域间的空间辐射体现，而产业结构升级作用主要通过区域内的经济发展体现。     

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及空间分异研究

从城镇化建设和生态环境相协调的视角,构建了包含双重复合系统的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权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了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水平等方面的发展差异及二者的整体耦合协调关系。结果显示:江西省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程度较低,协调指数约为0.43,目前整体处于过渡状态中的濒临失调阶段,城镇化发展整体滞后于生态环境水平。省内各地区二者的耦合协调情况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除省会南昌市外,其他地区均处于失调衰退和过渡阶段,城镇化进程与生态环境水平不同步且表现出较为严重的区际不平衡,在空间上呈现出"中间高—四周低"的分布态势。     

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分析

通过探究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协调交互作用和空间关联度,对其时空耦合关系进行分析,以期为促进黄河下游地区人地协调、生态可持续发展和综合效益提升提供依据。以黄河下游166个县级行政单元为研究区,分别测算2005—2015年新型城镇化水平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并运用耦合协调度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关联格局进行分析,进而揭示其空间依赖性程度的分布规律。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水平整体呈持续上升趋势,总体为“东西高、中部低”的分布特征,地域差异明显;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区域差异较为明显,表现为“东西高、中部低”的空间格局,整体呈上升态势;耦合协调度由失调阶段向过渡、磨合阶段逐步提升,具有较高的空间集聚性,但空间自相关性逐渐降低且存在一定规律,显著高—高区与显著低—低区空间聚集性较强,显著低—高区与显著高—低区数量较少。黄河下游地区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系统服务耦合关系显著。     

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与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研究北大核心

以中国13个粮食主产区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为基础,综合运用非期望产出的SBM模型、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相对发展模型和GIS空间分析方法,分析了粮食主产区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的时空分异特征。研究结果表明:粮食主产区的农业生态效率和新型城镇化的整体水平均呈现出上升趋势;耦合度保持在0.5左右,长期处于拮抗阶段,空间分布上表现为“东高西低”的格局;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东高西低,南高北低”的局面。基于此,提出推动农业生产绿色集约发展,持续提高农业生态效率;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切实提升新型城镇化质量;因地制宜采取差异化举措,推动区域协调与城乡统筹的对策建议。     

甘肃省城镇化综合水平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因素

从城镇化内涵的人口、经济、社会、设施四个方面构建城市化水平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甘肃省1996年和2009年两个时期的城镇化综合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并借助GIS技术,运用空间聚类法和空间自相关对城镇化水平的空间演变及分异进行分析。甘肃省城镇化综合水平在空间分布上存在较大差异。城镇化综合水平存在较强的空间自相关,呈现强集聚分布格局。两时期城镇化水平"北高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格局始终未改变。区域发展条件空间差异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地域差异是甘肃省城市化综合水平空间分异产生和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长江经济带市域人口城镇化的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

从人口城镇化发展过程中的空间特征出发,以长江经济带130个主要城市为研究对象,分析长江经济带2006—2013年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全局和局部空间演化特征及差异。在空间分析的基础上,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构建空间计量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空间差异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全局空间自相关显著,局部集聚态势减弱,存在明显的空间分异;空间溢出效应明显,且正向溢出效应大于负向溢出效应。其中城市面积、教育水平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存在负向影响,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城市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创新能力、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会对人口城镇化的空间格局产生正向影响,且目前绿色发展水平对长江经济带人口城镇化的空间差异影响并不显著。     

区域科技创新能力评价与空间格局演变

文章选取2003、2006、2009和2012年四个时间断面及相关数据,运用熵值法、指标分析法、标准差椭圆等方法,结合相关软件对中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评价、空间分布以及空间变化特征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我国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空间差异较大,东部较高、中部次之、西部较低,大体上呈“三级阶梯状”分布.就空间变化而言,以北京、上海为主的东部沿海区域与中西部区域的湖北、陕西、四川组成了我国科技创新能力的双核增长板块,北部、西北、西南区域省份科技创新能力水平较低,科技创新能力等级分布呈斜“T”字形分布格局,并且这种格局随着时间的推移有逐步加强的态势,在东北-西南主要方向上科技创新能力保持极化收缩的发展态势,以东部和中部为主的椭圆内部区域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相对快于椭圆外部地区科技创新能力的提高,在空间上日趋收敛.     

内蒙古地区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区域差异性

文章综合考虑区域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的内涵及实际情况,构建了内蒙古地区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水平评价框架,运用多源数据融合原理与空间分析技术,揭示了快速城镇化、工业化背景下内蒙古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空间分布特征;同时,根据区域生态系统脆弱性和区域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水平空间耦合特征,探究区域发展权衡的相关问题。研究表明:(1)内蒙古地区基础设施支撑能力具有明显的空间差异性,主要集中在蒙中地区,并呈现出由蒙中地区逐渐向两边和北部偏远地区依次递减的趋势;主要交通线路沿线、城镇密集区、河谷和交通交汇区具有较好的基础设施支撑能力。(2)内蒙古地区基础设施支撑能力的等级—规模结构呈现相对均衡分布的特征,垄断性较弱。(3)内蒙古各地区各类基础设施支撑能力水平有明显的空间相关性,相对高值区在地理空间上趋于集聚分布。(4)结合区域生态基底状态,各生态风险和支撑能力空间耦合类型分布从西到东呈现高风险—低支撑→高风险—高支撑→低风险—高支撑→低风险—低支撑过渡分布格局。为实现区域发展的空间均衡,内蒙古地区应扬长避短,合理化发展路径,缩小不同组合类型区之间的差距;合理引导居民和城市布局,优化空间结构,因地制宜且科学合理地提出区域建设开发策略。     

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推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文章构建“经济发展、基础设施、城乡统筹、绿色低碳、创新发展”五维度的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组合赋权法、时序加权平均算子法及空间统计分析法，对2009—2020年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展开分析。结果表明：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水平总体不高，各维度分指数的变化态势不尽相同，“绿色低碳”对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贡献最大，“创新发展”的贡献最小；珠三角地区综合发展水平较高、持续发展能力强，粤西和粤北次之，粤东最弱；城市空间关联模式以同质集聚为主，高—高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珠三角，低—低集聚型城市分布在粤东西北；经济基础、技术创新、政府引导、产业结构和对外贸易是广东省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影响因素。最后，从完善区域协调发展体制机制、制定差异化发展规划和优化实施路径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呼包鄂榆经济区县域经济的时空变化

采集呼包鄂榆经济区内38个旗县区2001、2005和2009年的数据,利用SPSS、AGCGIS、ESDA软件进行主成分分析、空间相关分析和可视化处理,研究县域经济的时间变化、空间变化、空间相关关系。结果表明:县域经济差异的年际变化曲线相对稳定,各县经济差异变化没有明显起伏;四种类型县域经济变化相对稳定,局部有明显变化;大城市的极化作用相对明显,而扩散作用明显不强;县域经济水平类型数量结构从"木桶型"向"橄榄球型"演变;县域经济水平的分布呈中心高、四周低的分异状态,经济发达县和高收入县主要分布在鄂尔多斯中部、呼和浩特城区、包头城区,低收入县主要分布在榆林市南部,集中分布;县域经济水平空间结构呈典型的"三核"形态,呼和浩特市、包头市、东胜区构成区域经济发展的"中心",但对区域经济的辐射带动作用不足;县域经济水平具有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即高值集聚、低值集聚的格局,高值集聚在鄂尔多斯中部,低值集聚在榆林市南部;热点区域主要是东胜区,盲点区域主要是榆林市南部8个旗区。     

我国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特征研究

我国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空间分布特征的研究,有助于为优化其空间布局提供参考。文章利用地理数学方法中的空间分析手段和GIS软件提供的空间分析工具,采用最邻近指数、地理集中指数、基尼系数、不平衡指数和核密度,对我国112处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空间分布特征进行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最邻近点指数为0.83,空间分布类型属于凝聚型;省际分布较为集中,半数分布在11个省级行政区内;在七大地理分区的基尼系数为0.96,呈集中分布的态势,区域分布均衡性很低;分布的高密度区域为长三角地区和京津冀地区。建议改革和完善我国国家生态旅游示范区的评选机制,完善评选标准,加强西部、北部地区生态旅游资源的开发。     

中国地级及以上城市区域综合发展水平及其类型

从经济发展、城镇化、经济效益、居民生活、外向度和区域联系等6个方面,构建了地级单元区域综合发展水平测度的指标体系,测算了2012年中国地级以上城市的综合发展水平、发展协调度,并依据综合发展、协调度指数,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发展类型进行了划分。研究表明:综合发展及其6个子系统指数、协调度指数、发展类型均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东部沿海地区综合发展和协调度指数较高的城市在空间上彼此接近,形成若干高值集聚区;中西部地区省会城市和资源型城市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低值区域主要分布在自然条件复杂多样的胡焕庸人口分布线沿线及其西北侧,总体上呈现出东高西弱、阶梯状减弱的空间格局;较高水平初级协调型以上的城市数量不多,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中等发展水平以下的城市大多为勉强协调型、濒临失调型、轻度失调型和中度失调型。     

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的时空分异及演化

从旅游产业、城镇化和生态环境3个维度构建旅游城镇化指标体系,运用状态空间法,分析2000—2018年洞庭湖区17个县域旅游城镇化的时空分异及其演化机理。结果表明:①2000年以来洞庭湖区旅游产业指数呈现上升趋势,但是整体水平偏低;城镇化指数呈现明显快速上升态势,整体水平较高;生态环境指数大致呈"W"型变化趋势,且整体水平偏低;旅游城镇化指数不高,均值为0.3737,大致经历了3个变化阶段,基本上与城镇化指数变化一致。②城镇化指数旅游产业指数生态环境指数,说明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同城镇化和旅游产业子系统具有高度协同性,与生态环境子系统具有反向性,反映出城镇化和旅游产业的快速发展给生态环境产生了强大压力,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旅游城镇化指数的整体提升。③近20年来洞庭湖区旅游城镇化发展的空间差异明显,旅游产业指数和城镇化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表现为湖区中部县域较低,外围县域相对较高,基本上形成以岳阳市区、常德市区和益阳市区3个县域为中心的环带状分布。生态环境指数的地域分布格局表现为湖区中部县域明显高于外围县域,基本上形成以沅江市和南县2个县域为中心的环带状分布。旅游城镇化指数的空间分布格局与城镇化指数、旅游产业指数的格局基本相似,与生态环境指数的格局基本相反。④旅游资源禀赋、交通区位条件、城市发展历史和基础、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发展战略及政府政策等是驱使旅游城镇化时空格局演化的主要影响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