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沿海城市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耦合协调关系

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厘清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沿海城市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的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的空间异质性特征。结果表明:(1)沿海城市开发强度加速上升,均值由1995年的2.5254%增至2015年的5.1568%,高值集中于珠三角和长三角冲积平原,深圳(35.6402%)和上海(35.0359%)始终处于最高一级,资源环境承载力稳步上升且处可载状态,均值由1995年的0.3126增至2015年的0.3825,呈现以长江口为界,北高南低的空间特征。(2)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大多处于低水平耦合阶段,非同步性特征明显,深圳耦合度最高,宁德耦合度最低,两者协调度整体不高,以中度失调为主,深圳协调度最高,汕尾协调度最低。(3)各参数对开发强度与资源环境承载力协调发展的影响存在地理空间非平稳性特征,5个自变量影响程度大小排序为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城市化水平人口规模程度产业发展水平。     

辽宁省城市人居环境与植被净初级生产力耦合协调关系研究

植被净初级生产力(NPP)是衡量城市生态系统健康状态的重要标准,探究城市人居环境与NPP耦合协调的同步发展状态,对生态文明建设背景下人居环境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对城市人居环境评价指标体系的改进,综合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模型以及地理探测器,研究辽宁省2000—2015年城市人居环境与NPP之间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人居环境与NPP之间的耦合度、耦合协调度均有所提升,耦合度均值在0.857~0.953之间,处于高水平耦合阶段;耦合协调度在0.466~0.601之间,整体上处于濒临失调、勉强耦合协调以及初级耦合协调状态。(2)耦合协调度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自东南向西北递减的“阶梯”式格局,呈现中耦合轻度协调、高耦合轻度协调以及高耦合中度协调三种组合类型区。(3)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投入、政府管理能力、城镇化水平以及工业化水平等对不同耦合协调类型区具有不同程度的影响,需要采用差别化管理方式推动人居系统与生态系统的协调发展。     

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演变

生态环境是旅游资源开发的基础,合理的旅游资源开发既是生态环境的内在要求,也是加强环境保护的根本动力。文章基于我国2007—2016年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面板数据,采用耦合协调模型,构建旅游资源—生态环境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测算分析我国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分异演变情况。结果表明:①2007—2016年全国总体的旅游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耦合度主要位于拮抗阶段,耦合水平较低,时序演变不明显。②全国总体耦合协调度主要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后期提升至高度耦合协调阶段,协调水平仍有待提升,二者均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良好态势。③从空间分异来看,我国省域耦合度及耦合协调度分布集中,空间演变不明显,耦合度西北地区陷入"低谷",其他地区均匀发展,耦合协调度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递减的分布规律。     

湘鄂渝黔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耦合协调度变化

构建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评价指标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分析湘鄂渝黔4个毗邻省市2004—2016年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两系统间耦合协调度的变化特征。结果显示:(1)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发展指数存在区域空间差异。旅游产业系统变化上,贵州(0.81)重庆(0.74)湖北(0.57)全国(0.54)湖南(0.44)。旅游环境系统变化上,全国(0.93)重庆(0.85)湖北(0.60)湖南(0.55)贵州(0.40)。(2)旅游产业和旅游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到2016年仅达到基本协调水平。旅游产业与旅游环境子系统的耦合表现有所差异,与经济、服务、社会环境耦合水平较高,与生态环境的耦合水平增长乏力。(3)湖南和重庆在耦合协调类型上整体属于旅游滞后型,贵州与湖北分别属于环境滞后型、基本同步型。     

喀斯特地区旅游产业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定量研究——以贵州省为例

在耦合协调及障碍度模型上,对贵州省2008—2016年旅游产业—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及障碍指标进行综合分析。结果表明:二者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现增长态势,旅游产业系统综合指数增幅达0.83;系统之间耦合协调关系稳步提高,由严重协调转变到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类型由旅游发展滞后演变为生态环境发展滞后类型;协调障碍因子包含废水排放总量、烟粉(尘)排放总量、旅馆业年末客房床位数、铁路旅客周转量等。样本期间系统综合协调水平不断提高,但二者协调发展步调不一致,贵州省生态环境建设水平不能很好地支撑旅游产业的发展。     

陕西省文化旅游产业竞争力水平测度与产业融合研究

基于高质量发展阶段挖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诉求，在双循环战略背景下探究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发展及区域差异。选取31个省级单位2010—2020年343期面板数据，建立6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运用因子分析法，通过KMO和巴特利球形检验，提取4个主因子，分析陕西文旅产业竞争力水平。运用熵权Topsis模型建立评价指标体系得到指标权重，并计算得到各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各自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和全国平均得分，借助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31个省的耦合协调度。研究发现：陕西产业与贸易环境、旅游生态环境增长速度优于人居环境和经济生活水平；文化产业、旅游产业11年间各地区发展水平均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存在明显的时空差异，陕西文化产业发展水平位居全国前三；全国旅游产业总体发展水平稍领先于文化产业，但文化产业发展速度快于旅游产业，总体耦合协调水平未有明显阶段性跨越；华中、华东、西北地区文化与旅游产业耦合协调水平领先全国，而华南、东北地区没有明显地实现融合与协调发展，陕西文旅融合水平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旅游资源非优区人居环境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人居环境的全方位提升是旅游资源非优区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逻辑节点。文章利用空间自相关指数、空间变差函数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测度2015年吉林省旅游资源非优区人居环境空间格局及其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旅游资源非优区人居环境水平整体不高,空间分异特征不明显,高值集中于东南部通化市,低值分布于中部辽源市和四平市,子系统呈现生态环境社会经济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居住环境。(2)旅游资源非优区人居环境水平相似地区空间集聚,均质性和空间自组织性突出,空间格局呈现两端高、中间低的"哑铃型"结构,西北部存在若干"柱状峰体"。(3)社会经济环境、居住环境、基础设施环境和生态环境对旅游资源非优区人居环境影响程度的空间差异显著,社会经济环境以正向影响为主,居住环境以负向影响为主,基础设施环境对东南部影响较大,生态环境影响的空间异质性最不明显。     

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时空分异特征

以我国31个省份作为研究对象,综合运用熵权法、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探索性和空间回归模型等方法,研究了2005、2010和2015年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时空差异变化。研究表明:(1)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的综合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并且,东部、东北部、中部和西部四大经济地区也符合此整体趋势;相比之下,在我国一二三产业中,工业的发展水平最高,农业次之,第三产业最低。(2)从整体来看,虽然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处于拮抗期且耦合协调度不高,但其大致呈上升趋势,尤其是处于勉强协调类型的省份数量由原来的北京、天津、上海3个省份增加至9个省份。(3)就空间角度而言,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具有明显的空间非均衡性,呈"东高—西低"格局,即东部沿海省份和东北地区的辽宁省耦合协调度较高,中部省份次之,而西部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最低且处于濒临失调状态。(4)从空间关联性来看,我国三次产业融合发展水平具有正相关性,并且产业融合发展水平的HH型主要集聚在东部环渤海地区和长三角地区。     

城市交通生态系统空间冲突测度及影响因素研究北大核心

城市交通生态系统是由人口、车辆、道路、绿地、空气、地域组成且不断发生空间冲突和进行空间耦合的特定空间结构。测度城市交通生态系统空间冲突,分析其影响因素,可以为优化城市交通生态提供决策依据。为此,选用我国2011—2017年31个省会城市(不含港澳台地区)的环境保护和城市建设数据,计算城市交通运输系统和空气承载系统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测度城市交通生态系统空间冲突水平,并运用地理探测器(GeoDetector)识别其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31个省会城市交通运输系统与空气承载系统作用程度较高(耦合度均值为0.675,处于磨合阶段)且空间冲突明显(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430,处于中度协调耦合)。(2)31个省会城市交通生态系统空间冲突时空分异明显。从时间上看,2014—2017年比2011—2013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均值分别高出0.067和0.020;从空间上看,西部地区耦合度均值最高(0.688),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均值最高(0.459)。(3)城市交通生态系统空间冲突的显著影响因素是地形地貌和经济地带。     

基于网络关注度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产业的耦合协调分析及其空间差异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空间自相关方法分析了2015年我国大陆31个省份基于网络关注的旅游需求与旅游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及其空间差异。研究发现:(1)各省份基于网络关注的旅游需求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整体不高,各省份间发展水平差异较大,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衰减分层现象;(2)各省份基于网络关注的旅游需求和旅游产业发展水平的耦合协调度等级偏低,大部分地区处于失调阶段,在空间分布上,耦合协调度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在区域联动发展上呈现出明显的两级分化现象。     

中国省域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分析

文章构建了旅游产业、经济发展水平及生态环境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计算了中国31个省域2003—2017年的耦合度和协调度。研究发现,耦合度呈波动上升态势,而协调度先上升后波动下降。从耦合协调的空间分布看,吉林、黑龙江、江西、广西、贵州、云南、甘肃和宁夏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低,辽宁、浙江、福建、山东、海南、重庆和陕西的耦合水平和协调水平较高,经济发达的北京、天津、上海、江苏、广东等省份及西藏、青海具有较低耦合水平和较高协调水平,其余中西部地区具有较高耦合水平和较低协调水平。从三系统发展类型看,中部地区、除重庆外的西部地区与河北省属于经济、旅游与生态环境基本协调发展地区,其余省份均属于超过生态环境承载阈值。     

西北五省区域经济-环境系统耦合空间差异动态演化分析

耦合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以及系统内子系统之间相互交互作用。经济系统依赖于环境系统,同时环境系统反馈经济系统,两个系统中各子系统之间相互作用并影响,构成了经济-环境系统耦合关系。文章依据自1999~2010年西北五省全国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环境状况类的统计年鉴,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构建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及经济环境耦合协调度分类标准,并利用熵值法进行各指标的权重求取,进而得出西北五省以及全国经济与环境耦合协调度数据,进行空间差异动态演化分析研究。研究发现自1999~2010年,西北五省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水平均呈现向良好趋势转化即向经济主导型的优良协调区发展,但是西北五省内部耦合空间差异化较大,除了陕西省之外,其余省份耦合协调度均低于全国水平,其中青海与新疆耦合水平最低,而甘肃、宁夏较好。     

海洋产业集聚与环境资源系统耦合的实证分析

随着海洋产业的发展,产业集聚效应日益显现。本文试图探寻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两大系统之间的耦合机理,构造产业集聚与环境资源的耦合元素指标,并以环渤海经济圈为例,运用耦合度模型和耦合协调度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揭示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的耦合协调状态。研究表明,环渤海经济圈海洋产业集聚与区域环境资源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正趋于转好,耦合发展类型由环境资源主导、海洋产业滞后型过渡到二者协调发展同步型,体现了两大系统的区域协同效应。     

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机理研究

随着经济增长与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建筑业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在探析建筑业系统与区域经济系统耦合机理的理论基础上,借鉴物理学耦合度函数构建了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模型,并使用我国2008年省级层面数据,对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发展状况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我国各省区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均处于较高水平,耦合度最低的西藏自治区也达到0.9139;为了避免耦合度指标存在的缺陷而构建的耦合协调度指标则证实,我国各省区建筑业与区域经济增长耦合协调程度存在明显的空间差异,可分为良好协调、中级协调、初级协调和勉强协调四种类型,且大部分省区处于初级协调或勉强协调阶段.     

辽宁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研究

根据辽宁省各城市2013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各指标的相关数据,利用熵权法对各指标赋予权重,以此构建相关的综合评价函数,并引入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辽宁省14个市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目前辽宁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水平整体偏低,仅有大连市处于初级协调状态,沈阳和本溪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全省有一半城市处于轻度失调和中度失调.铁岭、朝阳扣葫芦岛处于严重失调,而阜新则为极度失调状态.辽宁省各市的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状态需要政府和相关部门及研究机构加大两系统间的协调深化研究.从而确保各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健康可持续发展.     

山东省生态效率与资源环境承载力时空分异及耦合协调度研究

文章运用超效率DEA和熵权法TOPSIS模型分别测算2001—2015年山东省17市生态效率和资源环境承载力,分析其时空变异特征;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生态效率—资源环境承载力耦合协调度(CCD_(Ee-Rebc))并进行空间自相关分析,综合区域总量指标和相对指标,评价经济发展、资源利用和环境保护状况。结果表明:山东省各市生态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变化特征和自内陆向沿海递增的空间变化格局。小区域集聚特征明显并形成济南、青岛两个极化中心,生态效率平均值威海最高、德州最低;山东省资源承载力呈波动上升趋势,各市有较好的整体性和统一性,资源承载力子系统是影响区域资源环境承载力水平的主要因素,山东省的CCD_(Ee-Rebc)处于中度耦合协调阶段,具有较大提升空间;耦合协调度高高集聚区和低低集聚区发生迁移交换现象,青岛成为区域极化中心。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性分析——以环渤海地区27个城市为例

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相互促进与制约,共同影响着城市的发展状态,准确把握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对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构建环渤海区域27个城市的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耦合协调模型,测度两者之间的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分析结果表明:(1)研究区域内各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内部指数水平均处于波动状态,且处于非同步型阶段,各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益与城市化水平差异明显;(2)研究区域内城市的耦合度均处于拮抗阶段,且以中高度耦合为主;区域空间耦合度存在着明显差异,其中京津冀圈耦合度达到中高度耦合,山东半岛圈和辽东半岛圈耦合度较低,需要进一步提升;(3)研究区域内各个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排序呈"橄榄型",处于排序两端城市的耦合协调度无明显变化,且环渤海空间区域三个城市群的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一定的空间响应关系。     

中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发展动力机制与发展评价

论文在对影响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驱动力进行详细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文旅产业融合的“双循环”动力机制,并在其基础上引入了文化产业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采用熵权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0—2018年中国省际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和分析,借此提出了相应区域发展策略。结果显示:(1)我国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的耦合度处在中度耦合阶段,整体文旅融合水平也较低,处在中度失调阶段,2000—2018年间呈现缓慢上升态势;(2)区域间融合程度差异明显,呈现东部>中部>西部>东北部的阶梯式差异特点,但年均增长率则为中部>西部>东部>东北部,文旅产业融合水平与融合速度呈现较大的差异性,其中,中部地区上升趋势最明显;(3)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融合水平存在空间“集聚效应”,西部地区的文旅产业融合呈现明显的中心化特点,融合度发展水平与地区文化产业和旅游产业的本身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云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评价及其子系统耦合协调性关系研究

运用熵值法、耦合度模型及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云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进行评价并分析其子系统耦合协调度。结果表明:(1)2008—2017年云南省农业子系统耦合度与耦合协调度逐年稳定提升,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缓慢提高;(2)云南省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系统可持续发展水平持续增长,环境系统则持续下降,成为制约云南省农业可持续发展的主要因素;(3)研究时段内,云南省各州市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都有所提升,西部地区农业可持续发展水平高于东部地区;(4)云南省各州市仍处于较低耦合水平,基本协调发展阶段,可分为低耦合极不协调区、低耦合较不协调区、低耦合基本协调区、低耦合比较协调区、拮抗耦合基本协调区5种类型。     

美丽中国系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异质性探索

美丽中国建设是实现中国梦的重要途径,美丽中国既要富强民主文明,也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文章应用区域发展理论和耦合协调模型,探讨2013—2017年美丽中国5个子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得出以下结论:(1)2013—2017年,中国大陆各省域美丽中国系统间的耦合度高,系统相关性强;(2)耦合协调度水平在研究期内整体呈现上升趋势,空间异质性明显;(3)耦合协调度5年间始终呈现空间集聚分布,具有空间溢出效应;(4)生态建设始终是美丽中国系统协调发展最大的贡献因子,"高质量"经济建设对耦合协调度的贡献有待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