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质量声誉与企业出口表现

本文研究在产品质量信息不对称的背景下,"地区质量声誉"对企业出口表现的影响。我们以本地区企业出口的同类产品平均质量为该产品"地区质量声誉"的代理变量,发现以地区为主体的出口产品质量声誉会对企业出口绩效产生显著为正的影响,而且当企业出口的产品质量差异化程度越高时,这种影响越大。进一步研究发现,"地区质量声誉"对非外资企业、通过贸易中介出口的企业、出口目的国距离更远的企业以及自身产品质量较低的企业影响更大。除此之外,"地区质量声誉"的提高还有利于产品出口价格的提升。这些证据与"地区质量声誉"在存在质量信息不对称时有助于企业实现更优秀出口表现的假说相一致。本文的研究表明,在推动中国出口产品质量升级的过程中,地方政府需要关注作为地区公共物品的"地区质量声誉"的培育。相应地,中央政府也需要关注"国家质量声誉"的培育,提升"中国制造"的国际声誉,以避免中国出口陷入"低质量陷阱"。     

不同动机下联盟能力、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关系的比较

本文通过对深圳300名企业高层管理人员的问卷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从实证的角度,对比研究了在非学习型资源获取动机和学习型资源获取动机下,联盟能力、治理机制选择和联盟绩效的相互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在以获取非学习型资源为动机的联盟中,联盟企业构建合作规则的能力越强,其越倾向于强化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而弱化关系治理机制;企业发展和维护关系的能力越强,其倾向于同时加强联盟中正式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同时,联盟中正式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正式治理机制更有利于个体绩效的实现,而关系治理机制则对整体绩效的作用更大。在以获取学习型资源为动机的战略联盟中,联盟企业构建合作规则的能力越强,其越倾向于同时强化正式治理和关系治理机制在联盟中的作用;企业发展和维护关系的能力越强,其倾向于强化关系治理机制在联盟治理中的作用,而弱化正式治理机制的作用。与非学习型资源获取动机下的联盟类似,联盟中正式治理机制和关系治理机制对联盟绩效都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但不同的是,正式治理机制更有利于整体绩效的实现,而关系治理机制则对个体绩效的促进作用更大。处于联盟中的企业应该注意不同联盟动机下联盟能力、治理机制与联盟绩效关系对联盟管理实践的影响。     

政府规制与企业创新——基于疫苗上市公司的案例分析

政府规制能否有效促进企业创新和产业高质量发展值得深究。本文以2016年国务院修订发布的《疫苗流通和预防接种管理条例》为案例,考察了疫苗追溯规制对疫苗上市公司的创新效应与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管理条例修订后,疫苗公司的研发投入与专利产出水平都得到显著提升。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有关效应主要源自政府规制通过推动疫苗产品追溯制度的设立,倒逼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本文的研究结论扩展了政府规制有效性和企业创新的研究,对于如何完善药品监管制度也具有重要启示。     

外生集体声誉约束下中国认证产业的最优数量结构

中国认证产业存在的最大特殊性在于行业存在制度性的外生集体声誉约束。此文尝试从认证产业的最优数量结构来探讨认证有效性问题,通过一个改进的双重不完全信息重复博弈模型,系统性地在外生集体声誉约束的框架下考察中国认证产业维持"质量卡特尔"的最优认证机构数量问题。我们的研究发现:首先,当认证机构注重未来的长远收益时,认证机构以其集体声誉作为一种可置信承诺,认证行业外生集体声誉的制度设计优于认证机构自设认证标准的个体声誉的制度设计;其次,在外生集体声誉约束下,分享集体声誉的最优认证机构数量是有限制的,最优认证机构数量与认证机构对未来的重视程度存在非线性的正相关关系,与虚假认证的收益存在非线性的负相关关系。因此,增加行业的信号传递效率和虚假认证的惩罚力度将是有效配合集体声誉约束事前机制的有效事后机制。     

基于声誉视角的企业社会责任实施策略研究

企业应当如何寻求社会责任与社交媒体交融背景下的企业社会责任(CSR)实施策略?这已成为全球经济面临的现实难题,对于处在声誉压力下的中国企业更是如此。文章通过全面回顾"声誉机制与CSR之间存在关联"的相关研究成果,以来自中国的两家企业(联想与宏碁)为商业案例,从公司治理、工作环境以及企业公民实践三个维度对其CSR实践进行了详细比较与系统分析,以期验证西方学者提出的"声誉机制对CSR实施策略具有正面影响效应"观点。结果表明:声誉机制确实可以促进企业加强自我约束,选择负责任的商业实践,成为法律规制、政府监管等正式制度的有益补充和替代,对中国企业来说也不例外。最后,结合中国企业现实处境,文章提出从回报角度认知CSR、取得行业标准认证、从局部小处起步等将CSR策略性融入到企业日常运营中的几点启示。     

企业声誉对战略联盟伙伴选择的影响机理研究

通过评价目标企业的声誉，选择具有良好声誉的企业作为战略联盟伙伴，是建立成功联盟的关键。本文运用非对称信息市场理论、博弈论、交易费用理论和资源基础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为基于企业声誉选择战略联盟伙伴提供了理论依据。     

声誉激励、社会监督与质量规制——城市垃圾处理行业中的博弈分析

我国实施市政公用事业市场化改革以来,民营企业通过竞标等方式从政府手中获取特许经营权,凭借其垄断地位和信息优势降低服务标准,导致垃圾处理行业陷入质量规制的困境。本文针对城市垃圾处理行业的问题,先是构建以规制机构与垃圾处理特许经营企业为参与者的博弈模型,分析了声誉激励和社会监督对博弈参与双方损益及其策略的影响;然后构建纳入举报机制的由社会民众、规制机构和特许经营企业三方参与的序列博弈模型。研究得出四点结论：（1）减少规制成本,增加对违规垃圾处理企业的惩罚力度,可减少企业违规概率;（2）声誉激励和社会监督均可减少垃圾处理特许经营企业违规概率;（3）社会监督有助于节约规制成本,减弱规制机构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程度,提高规制效率;（4）规制机构的检查行为与公众举报行为之间存在明显的互补性。最后针对性地提出了提高城市垃圾处理行业质量规制效果的政策建议。     

环境信息披露质量是否促进企业对外直接投资？——来自中国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在企业环境治理和高质量发展的双重背景下,环境责任的履行能力对中国企业制定“走出去”战略产生重要影响。基于所有权优势理论的拓展,从制度所有权优势视角探讨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广度、深度与规模的影响,并从资产所有权优势视角进一步剖析其影响路径。以2011—2020年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中587家OFDI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结果显示,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能够提升企业OFDI深度,促进企业OFDI规模的扩大。环境信息披露质量对OFDI的直接效应会因企业所有制、行业污染程度及地区环境规制强度的不同而存在差异性。此外,环境信息披露质量通过声誉机制、融资机制和生产率机制能够间接促进企业开展OFDI。     

环境规制、制度质量与绿色技术创新

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与环境承载能力已经达到或接近上限的现实背景下,基于2000-2016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利用系统GMM与门槛效应模型,研究制度质量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关系的调节作用与门槛机制。研究表明,通过环境规制促进绿色技术创新,存在"不完全规制"现象;制度质量提升不仅直接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显著的促进作用,而且还对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的关系具有显著的正向调节作用,但其具体作用强度存在明显的产品创新与工艺创新差异性和区域差异性;环境规制对绿色产品创新、绿色工艺创新的影响均具有基于制度质量的双重阈值效应且绿色产品创新的制度质量门槛更高,在第一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由抑制转变为促进,而在第二阈值拐点前后,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的作用强度由弱向强转变。在推进绿色技术创新过程中,应并举环境规制加强与制度质量提升政策。     

企业声誉理论研究

本文对企业声誉的定义进行全面梳理.从企业间关系视角提出本文作者自身对声誉相关理论的见解,希望通过本文对声誉理论的研究,为企业创建与维护企业声誉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企业声誉理论研究

本文对企业声誉的定义进行全面梳理。从企业间关系视角提出本文作者自身对声誉相关理论的见解，希望通过本文对声誉理论的研究，为企业创建与维护企业声誉提供一定的理论指导。     

基于声誉信息效应的战略伙伴逆向选择抑制研究

企业声誉传递了企业内在特征信息,能为潜在的战略伙伴提供有效的识别信号,从而抑制战略联盟伙伴的逆向选择。本文将声誉引入信号传递博弈模型,证明在声誉成本函数下,声誉信号可以使该博弈产生一个分离均衡,由此分析阐释了联盟企业可以利用声誉信号识别战略伙伴的机理与过程。     

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

CEO维护声誉的不同方式会导致企业内部控制质量发生不同变化。在有效契约假说下，为保证决策的有效执行，CEO会提高内部控制质量；在寻租假说下，为掩饰个人机会主义行为，CEO会降低内部控制质量。文章以2010—2021年沪深两市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关系，以检验上述两个竞争性假说。研究发现，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正相关，表明CEO倾向于做出有益于公司长期价值的决策以维护其声誉，支持了有效契约假说。异质性检验发现，当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控股股东为国有股东或机构股东以及控股股东控制权较大时，CEO声誉与企业内部控制质量之间的正向关系更为明显，表明在企业内外部风险较高以及内外部监督作用较强时，CEO通过提升公司长期价值维护其声誉的可能性更高。文章结论丰富了CEO声誉理论研究，为经理人市场的治理作用提供了经验证据。     

声誉、认同与组织动态

笔者刻画了维系社会经济组织运行的两种机制:集体声誉和个体声誉的互动,与内化的价值和组织认同.第一种机制表明:组织声誉对组织的成员具有激励效应,一个组织的声誉租金越高,这个组织中的成员就会越诚实可靠.第二种机制表明:组织成员对这个组织的认同感越强,那么它自己违规的激励就越小,而且还会有更强的激励来惩治其他违规的成员.笔者最后还讨论了对中国社会转型的含义.     

在构建中国式集体协商制度中发展和谐劳动关系

构建集体协商制度是发展和谐劳动关系的内在要求,而我国集体协商制度的构建面临着劳动力分化、工会不给力、法律规制不到位等方面的约束和障碍。在构建中国式集体协商制度中发展和谐劳动关系,需要我们在坚定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工会道路、提高工会覆盖率和战斗力,积极推进自上而下的集体协商机制和自下而上的集体协商机制的融合,完善集体协商制度和经济性罢工的立法等方面协同努力。     

基于利益集团视角的质量规制研究

产品质量的形成过程是一个消费者、生产厂商和规制者三个利益集团博弈的过程。文章分别从消费利益集团与质量规制,生产者利益,集团与质量规制,规制者利益集团与质量规制三个方面进行了质量规制的理论研究,旨在为提高产品质量服务。     

技术距离、环境规制与企业创新

本文基于2007～2015年的CSMAR上市公司数据、环境规制数据与专利申请数据,同时构建空气流动系数指标作为工具变量,综合运用Tobit模型和Probit模型实证检验在不同的技术距离下,环境规制对企业创新产生的异质性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推动技术水平逐渐向前沿靠拢的过程中,易落入"模仿陷阱",失去创新动力;环境规制有利于激励企业走出模仿困境。企业基于前沿的技术距离越近,环境规制对创新的激励效应越显著,相反,企业距离技术前沿越远,环境规制越不利于企业创新。本文研究还发现,尽管适宜的环境规制能够激励前沿型企业创新,但如果治理强度过大,反而会对创新产生抑制效应。     

自愿型环境规制如何影响企业生存？

作为传统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自愿型环境规制旨在鼓励企业在政府强制要求之外承担额外的环境责任。不同于以往的短期效果研究，本文从企业生存的长期视角讨论了自愿型环境规制的治理效果。基于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披露的绿色认证数据和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本文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分析了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显示：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有显著提升作用；自愿型环境规制主要通过增加政府补贴和改善政企关系提升企业生存能力；自愿型环境规制更有助于提升非国有企业和高污染企业生存能力，且正式环境规制强度越大，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生存能力的提升作用越强。以上结论不仅为自愿型环境规制在长期演化过程中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政策效果提供了经验证据，还能为政府优化环境规制体系设计提供重要依据。     

集体协商制度是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础

集体协商制度是规范企业工资集体协商行为, 是以维护职工和企业的合法权益, 促进劳动关系和谐稳定为目的。开展集体协商应当遵循合法、公开、平等、协商一致、兼顾职工和企业双方利益的原则, 保障职工实际工资收入与企业劳动生产率、经济效益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通过工资集体协商,既保证     

企业技术联盟中的关系风险及其控制机制研究

在深入剖析企业技术联盟关系风险产生原因的基础上,结合委托代理博弈模型,从声誉激励和理性的盟友选择两个方面探讨了企业技术联盟关系风险的控制机制。